招兵买马“仨和尚”

一个新专业的创立首先需要专业的师资。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且专攻特殊教育的教师，我回国后根据个人志愿和当时的历史条件，被分配到北京的一线特殊教育学校工作，在基层特殊教育学校工作了近20年，所以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改革开放后，因为特殊教育专业建设的需要，我被调到北师大负责建立专业。为了把我从二聋调到北师大，先后有不少老师通过各种办法帮助我，包括当时在北师大教务处工作的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北师大资深教授、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顾明远等。顾明远教授曾和我一起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留学，期间他听过苏联盲聋哑女学者斯科罗霍多娃^[1]的报告，顾明远对她感人至深的报告的印象非常深刻。“文化大革命”前，顾明远也去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参观过。待到北师大要创办特殊教育专业时，他就首先想到了我。最后经多方协调，前后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才被调入北师大。这样，我成为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的第一个教师。

新成立的北师大特殊教育研究室只有我一个人，是“一个人的研究室”。研究室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建立专业和招收学生，还有很多准备工作需要完成，但毕竟一个教师的力量有限。我对北师大教育系的基本情况和人员都还不太熟悉，开展工作存在诸多不便。当时系里的教学秘书秦忠洲老师热心帮助我做专业建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还帮我刻了特殊教育研究室的印章，帮助我做全国特殊学校的调查及材料整理等。这样，研究室相当于有“一个半”教师可以干活儿，我是专职，秦老师是兼职。

“一个人的研究室”还需要继续招兵买马。我本想将北京市聋校的教导主任或校领导调到北师大，因为当时聋校教师还有可能到北师大工作。但是他们有一个顾虑，就是一旦到高校工作，相当于工资15%的特殊教育教师补助就没有了。那时，一个教师每月就只挣几十元钱，15%的补助就是八九元钱，八九元钱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这些补助没有了，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是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聋校的老师并没有来。顾定倩老师当时正好要从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他曾在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任教。我就打算把他调过来，因为顾老师^[2]担任过聋校教师，手语没问题。我的计划是，将来开课时，我担任特殊教育学、特殊儿童心理学、特殊教育史等几门课程的教学，他至少可以分担特殊教育教材教法等部分课程的教学。开设这几门课程后，特殊教育专业的课程基本上就齐了，公共课有教育系老师的强大支援。为此，我专门到北京师范学院和顾老师谈了两次，他欣然同意。这样，刚毕业的顾老师来到北师大工作，那年是1982年。

特殊教育研究室使用的资料印章

国家教委师范司中师处领导来北师大调研

顾老师到岗后，我专门为他拟定了一个教师进修计划，一方面让他听我开设的特殊教育选修课程，另一方面让他在教育系里系统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课，然后和我一起参加实际工作。20世纪90年代，学校还专门安排他去美国学习了一年外语。这样，特殊教育研究室就有了两位专任教师。1984年，我和比较教育学专业的成有信教授联合招收了特殊教育学专业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肖非。肖非原来研究的是美国智力落后儿童的教育，后来我建议修改成美国智力落后学校的教育。1987年，肖非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成为研究室的第三位专任教师。他有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对国外特殊教育的情况也了解，我安排他补习的主要是实践部分，让他到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学习了一年，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跟着师生听课。后来钱志亮毕业后（1990年）也留校工作了。这样，研究室一共有了四位老师：顾老师专攻聋教育，肖非专攻智力落后教育，钱志亮专攻盲教育，我则开展特殊教育的综合性研究。这也是我对研究室教师的专业规划，就是一人负责一个方向。

2016年4月，当年的“特教仨和尚”合影

和研究生钱志亮在四平盲童学校

[1] 斯科罗霍多娃（1914—1982），苏联盲聋女学者，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中。5岁时因患脑膜炎双目失明，继而双耳失聪。8岁时进入盲童学校学习，后转入哈尔科夫为盲聋儿童设立的机构中，受到索科良斯基教授的指导，既掌握了盲文、手语，又恢复和发展了口语，并学完了中学课程。在此基础上开始写文章和诗歌，受到高尔基的鼓励。1945年后在莫斯科缺陷教育研究所工作，著有《我怎样理解和想象周围世界》一书，1962年她以此为论文通过答辩，获得教育科学（心理学）副博士学位。1956年该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2] 本书中的顾老师特指顾定倩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