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万里大转移

我经历的万里大转移

马世昌

1960年3月8日，恰逢国际妇女节，新疆北部气温大都在摄氏零下10度左右，我们第四批转移队伍整装待发。

一切就绪后，随着解放军带队军官的一声令下，车队出发了。我们这个集体，开始了从大西北新疆到东南沿海浙江的万里大转移。

1960年元月底，我们队（第二机械工业部新疆五一九队第十六队）党委书记王来宾在乌鲁木齐得到正式通知，队伍要往浙江转移，同时迁往浙江的还有五一九队的一队、九队和十队。

1960年2月下旬，十六队搬迁到浙江的第一批人员出发了，他们的任务是打前站，为整个队伍转移到浙江工作区做准备。第二批和第三批是几个普查小队，于3月初出发。我和我爱人李淑莲属于第四批，共100多人，其中有队部部分干部，医务所、警卫班、炊事班和全队描图员以及因工作需要未走的普查队的人员，还有十多位带着小孩的家属，是转移过程中人数最多、负担最重的一批。队党委决定，由生产办公室主任刘福荣、副主任姜福林和我三人负责。我随身携带了两万多元公款，负责沿途开销。在搬迁工作动员大会上，领导要求大家轻装，一些笨重的物品都丢下来，每人托运物品不得超过100公斤，被褥和换洗衣服随身带。我和李淑莲托运了两只木箱，总量没有超过100公斤，其中一半是书籍。我俩随身携带了两个行李卷，一只大手提包，一只装公款的小包。

1960年3月8日，我们从乌什塔拉出发，恰逢国际妇女节，新疆北部气温大都在摄氏零下10度左右。担任运输任务的0673部队运输团40多辆解放牌汽车，一大早就排成一条长龙停在我们队部前的公路上，大部分车辆运送队上的设备和材料。每部军车配一名驾驶员、一名助手，驾驶室还有一个空位。我们决定让年纪大的、带幼儿的女同志和身体不好的同志坐驾驶室，其他同志分别坐在5辆军车的行李上。一切就绪后，随着解放军带队军官的一声令下，车队出发了。我们开始了从大西北新疆到东南沿海浙江的万里大转移。

从乌什塔拉出发，经托克逊、吐鲁番、鄯善，第二天下午，抵达哈密，汽车在路上颠簸了两天，途中在鄯善住了一晚。由于都是军车，司机是现役军人，还有一个武装的警卫班，加上一大批穿着带头帽的老羊皮大衣和登山鞋的男女职工，很引人注目，当地有些群众还误以为我们是劳改单位在搬迁。

车窗外的牧场

我们队在哈密的临时转运站设在火车站附近，转运站老张介绍：从哈密到上海没有直达快车，必须中转，要么到兰州转上海，要么到郑州转上海。前三批转移的同志，第一批已经到达浙江；第二批的30多人已到兰州，他们上午打来电话，前往上海的硬卧票一次买不到那么多，准备分两批走；第三批的40多人，是乘硬卧到郑州转车，现在还未到郑州，到了郑州还不知能否买到去上海的票。你们这一批100多号人，其中家属、小孩有30来人，困难就更大了。听了老张的介绍后，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到郑州中转。因为郑州是铁路交通枢纽，前往上海的列车比兰州多。

我们买了到浙江省龙游的团体票后，硬卧票买到郑州。上车时，家属、小孩先上，职工扛行李卷跟着上，几乎占了一节硬卧车厢。在等候列车发车时我想：路途遥远，人数众多，整个旅途可能还会遇到很多问题，确保每一个人安全到达龙游，是党委交给我们的任务，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好。于是我向刘、姜两位主任提出了分组负责的建议。随后，我们将所有人员按单位编组，每组确定两名负责人，一是负责掌握本组人员身体状况；二是负责组织进站上车和下车出站并清点人数；三是遇有一般困难，本组人员互相帮助，处理不了的，及时报告。同时要求全体人员遵守纪律，听从指挥。

在列车运行过程中，我们渐渐同列车员、乘警、列车长熟悉了，他们说：你们从全国四面八方调到新疆，现在又从新疆迁往浙江，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是我们运送旅客以来很特殊的一个团体。

新疆五一九队财会人员合影

列车过了兰州以后，餐车工作人员和一部分列车员突然患了急性肠炎，不少人腹泻。我们的两位医师全力以赴，进行治疗，同时还挑选了两名炊事员，15名男女青年，分别到餐车和旅客车厢顶岗，一直坚持到陕西西安，此举给列车长和列车全体工作人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车过潼关后，列车长找到刘主任说，你们这100多人到郑州中转上海，全部买硬卧票不可能，就是乘同一次车都很困难。他建议分批走，并表示尽最大努力帮助我们分批前往上海。刘主任说：我们到了上海，还要往浙江，男女老幼，100多人需要互相照顾，化整为零后，万一途中出了问题，无法交代。

过了两个多小时，列车长又来了，他说：吃过中餐，列车就要到郑州了，首先我代表列车全体工作人员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郑州就餐和食品都比较困难，列车上还有一部分馒头、包子、面包、饼干之类的食品，如果你们需要，全部以进价卖给你们。到郑州下车后，你们暂不离开站台，小马同我到调度室，向总调度反映情况，看能否帮助解决去上海的车票。

到郑州站下车后，大家将行李堆在一起，暂不出站。我跟着列车长，进了调度室，列车长向总调度介绍了情况，尤其是介绍了我们在列车上所做的工作，恳切地要求总调度给予照顾。总调度翻阅了办公桌上的有关资料，又打了几个电话询问，经过认真考虑，还是建议我们分三批走。我说：我们这批人确实难分，如果没有那么多卧铺，剩下的坐硬座也可以。这时，调度室的电话铃响了，总调度接完电话后，高兴地对列车长和我说：现在有一个新情况，郑州铁路局通知，调两节软座车厢到徐州执行任务，你们就坐这两节软座车厢到徐州，软座票的差价也不要补了，到了徐州，往上海方向的列车比较多，从那里往上海比郑州有利。我欣然同意并表示感谢，列车长也满意地笑了。

总调度写了一纸便函盖章后给我，作为乘车证明，我看便函上发车时间是14时，现在离开车时间还有两个半小时。告别总调度和列车长后，我跑回站台，向刘、姜两位主任报告了情况，老刘高兴地说：“怎么这么巧？”老姜也说：“我们运气真好。”接着我们把大家召集起来宣布了这条消息，并告诉大家，现在离发车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如果想出站看看，不要走远，下午2点开车，1点半以前，必须赶回。老刘、老姜和我，还有带小孩的家属没有出站。不到下午1点半，出站的同志陆续回来了，他们说：在候车室碰到第三批出发的同志，他们已在郑州等了一天了，听说我们2点钟坐软座到徐州，都说我们运气好。

不一会，往徐州方向去的列车进了站台，我们扛着行李，在车站服务员的带领下，走到软座车厢前，我将便函交给列车长。列车长看了后，告诉列车员让我们上车。上车后，刘主任对姜主任和我说：“经王书记同意，我和我爱人路过开封时下车，探望岳父、岳母，后面的工作就辛苦你们两位了。”我说：“刘主任你放心吧，我一定协助姜主任，和大家一道克服困难，保证安全到达目的地。”当我们在开封送刘主任夫妇下车后，我看到李淑莲在站台上东张西望，心想她一定是想找父母和亲人，因为她家也是开封的。出发前，我曾劝她向领导请假，路过开封时回家住一段时间，但她考虑到我带了大笔现金，又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放心不下，决定随队伍前往浙江。离开哈密前，给家里发了电报，告诉火车途经开封的大概时间，此时已到家门口，由于我们从郑州乘坐的不是往上海的正班火车，她的家人此时不可能到开封火车站看她。看着刘主任夫妇下车，她怎能不动感情呢？我陪她在站台上走了一圈，她依依不舍地上了车，车门关上后，她仍站在门边。

山路弯弯

下午5点，列车员告诉我们：前面就是徐州，进站后，这两节软座车厢将甩下，由机车将它拉到指定的位置执行任务。要求我们提前将行李整理好，车进站后，尽快下车。我同姜主任商量后，告诉各组负责人：“下车后，不忙着出站，把行李堆在月台上，我先到调度室联系，待我回来后再说。”车停稳后，我跳下车，找到站台负责同志，给他看了介绍信，向他说明情况并要求给予帮助。他很热情，带我到了调度室。调度室负责人听了我的介绍后，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分批往上海，但没有那么多硬卧票；二是一个小时后，有一列到浦口去的快车路过本站，其中有两节硬座车厢的劳改犯在此下车，你们要一批走，可以乘这趟车到浦口，再乘轮渡过长江到南京下关车站，南京站每天有几趟列车往上海。我连忙回来向姜主任汇报，并立即召集各组负责人商议，大家一致同意第二个方案，还有人提出到了南京后住下来，休息两天。此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因为我们8号离开乌什塔拉，在路上已经5天了，一路上马不停蹄的，既没有休息好，也没有吃一餐像样的饭菜。

新疆五一九队第六队机电车间职工合影

列车到浦口时，已近深夜12点了，孩子们已在母亲的怀里熟睡。下了火车，除了抱着孩子的妇女、未成年的小孩以及几位年龄较大体弱有病的职工外，年轻人都扛着行李，提着手提包，急匆匆赶往渡口，上了渡船，放下行李，又回头去接小孩和体弱有病的职工。这时天空下着毛毛雨，登上渡船，江面风比较大，带着细雨，吹到身上，顿感寒冷。到了南岸，渡船停靠在中山码头，一打听，这里距下关火车站还有好几里路。走出码头后，我们将停靠在此的10多辆三轮车全部包了下来，先让抱小孩的家属和体弱有病的职工乘坐，其他同志扛着行李走，三轮车将人送达下关火车站后再回头拉行李。我和李淑莲还有10位年轻人扛着行李，一直走到火车站。当全体人员到达火车站时，已是3月13日凌晨2时10分，大家疲劳极了。我和姜主任商量后，指定12人，两人一组，往市区寻找旅社，准备在南京休息两天。6个组出发后，我坐在行李上等候6个组联系的结果，多么希望能找到住宿的地方，条件好，住宿费高，我们拿得出；条件差，再大的困难，地质队的人都不怕，只要能好好睡一觉就可以了。6个组先后回来，都是满脸愁容。原来江苏省正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招待所旅馆都住满了。此时已是凌晨3点多了，只有在候车室休息，天亮后乘早班车去上海，大家将行李袋打开，横七竖八地躺下，打算睡几个小时。不一会，车站负责同志找来了，说这样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和车站的秩序。我将一路情况向他作了介绍，他深表理解和同情，并建议我们挪到离购票窗口远一点的候车室两侧，再用长条靠背椅隔开，这样既比较安全，又便于车站管理。我们立即按他的意见挪动了位置，他临走前热心地对我们说：“上午8时，你们集体先进站，乘第一趟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

早晨6时，我赶到附近邮局给上海转运组老吴打了电话，请他务必帮我们找到住的地方，老吴表示一定尽力而为。7时，大家将行李整理好，洗漱后，吃了随身带的干粮，开始集合整队上车。因为我们是团体票，优先进站，年轻人扛着行李，跑步前进，将行李放到车厢座位上后，留下几个人看行李，其他的人又返回来接小孩，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便顺利地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这时，我松了一口气，心想再过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上海了。我们将在那里休息两天，看看上海的南京路、外滩、摩天大楼，想着想着我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当我醒来时，火车已停靠在镇江车站，因为担心老吴在上海不知能否找到住的地方，我便走到姜主任座位前说：“到上海站，还是将行李放在站台上，待同上海转运组同志见面后再作安排。”姜主任说：“好！”

列车到达上海站后，转运组的两位同志在站台上等我们，看到他们，大家都非常高兴，老吴把姜主任和我拉到一边说：“接到你们电报，我们组5个人到处找住的地方，到今天上午，没有找到一家旅社，连浴室都没有找到。”我不解地问：“你们找浴室干什么？”老吴说：“浴室每晚12时停业，打扫后接待过路客人住宿，第二天早上8时离开，住宿费比较低。”我告诉老吴：“我们9号从乌什塔拉出发，到今天已经一个星期了，12日到达郑州以来，两天一夜，转了三次车，大家没有睡觉，也没有吃过一顿正规饭，如果住在一块不可能，分组住也可以，能不能再想想办法。”老吴说：“确实没有办法，前面一批30多人，到了上海没有找到旅社，也没有找到浴室，后来分散在几家小商店的楼上，住了两个晚上，昨天早上离开的，今天我们再去商店联系，里面已经住上人了。”面对如此出乎意料的现实，大家都沉默了。这时，四川籍的高大夫幽默地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离上海很近，上海没有地方住，那我们就去杭州，在杭州住两天，看看西湖美景，这叫着烟花三月下杭州。”一席话，使得大家情绪活跃起来。我只好叫老吴给新疆乌什塔拉队部打一个电话或发一明码电报，告诉领导，我们安全抵达上海，今天往杭州，请领导放心。然后，我去签票，大家在站台上整理行李。我办了团体票签字手续，发车时间是下午5点多钟，离现在还有近3个小时，留了两名警卫在站台看行李，其他同志到候车室休息，想上街看看的同志，必须两人以上同行，在下午4时前赶回。我拿着团体票在出口处，看着大家一个个出去，姜主任、我和李淑莲及一名警卫在候车室休息。下午3时许，上街的人陆续返回，到了快要进站的时候，清点人数，还差3人未到。我对姜主任说：你先带大家进站，我和小候在这里等。检票员拿着团体票一一清点人数，大家都进站了，我和小候十分焦急地注视着候车室进口，过了10分钟左右，3人才慌忙地从外面跑进来。就在这时，从站里传来了紧急的呼喊声：小马快进站！我们立即进站，迎面跑来的同志说：不好了，出事了，我们有些同志和其他旅客动手了。我一边跑一边问：为什么？他说：大家进站后，发现堆放的行李和我们要上的火车不是在同一个站台上，中间隔了两股火车道，车站为了确保安全，不准跨越火车道搬运行李，必须从站台上绕大圈，由于大多数人去搬行李，车厢内空了很多座位，其他旅客要上车，警卫持枪守在车厢口不让进，一部分旅客硬要进，先是吵，后来就推扯起来了。听了这些，我非常后悔，责怪自己在办理车票签字手续时，怎么没有问一问发往杭州的列车在哪个月台上车呢？如果弄清楚了，等候进站的这段时间，组织人将行李运到那个站台边，就不会出现这种事了，这完全是我的疏忽。我拼命地向前跑，到了车厢门口，车门已被人群堵塞，无法进去，这时有一扇车厢窗户打开了，里面有人在喊：从窗口进来。我双手抓着窗户，同我一起进站的几个同志，从后托起，将我从窗口送进了车厢。此时，车厢内乱成一团，有的乘客在和我们队员争吵，有的甚至和抱着小孩的家属争座位，还有的面带怒气坐在那里，不顾边上啼哭的小孩，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猛然跳到座椅上，高声呼喊：“请大家静一静，我是这支队伍的负责人，我们这个集体是从祖国大西北调往浙江的，一路上乘坐汽车、火车已经一个星期了，从郑州开始，经徐州、南京到上海，本想在上海住两天，可找不到住处，只好转往杭州，这是第四次转车了。我们已经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也没有正常地吃一顿饭。刚才进站，因为我们的行李堆放在另外一个月台，多数人运行李去了，车厢比较空，其他旅客要进我们不让进，发生了冲突，属于我们处理不当，我向大家道歉。现在请各位让我们把行李放好，然后，除年纪大的、家属、小孩以外，我们队伍中的年轻同志都给大家让座。”一席话，打动了很多旅客，得到了多数人的同情，大家纷纷让开，不少人自动地站起来，一场冲突很快缓和了。

江西省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马世昌（右）在向本书主编张启堂介绍万里大转移情况

快到杭州站时，列车员提醒我们，停靠时间只有7分钟，要我们组织好，抓紧时间下车。一般情况下，老老小小这么多，连同行李要在7分钟内下车，时间非常紧迫。经研究采取以下措施：1.一部分年轻人照顾老人、家属和小孩分别从车厢两头下车。2.留在车上的年轻人从车窗口往站台上卸行李，已下车的同志在窗外接。晚上8时左右，列车停靠在杭州站，当时正逢下雨，我们所在车厢不巧停在露天处，下车时，许多旅客很热情地帮助我们将行李向窗外送，不到5分钟，我们就全部下车了，虽然不少行李被雨水淋湿了，但大家都没有怨言，扛着行李走进了杭州火车站候车室。当时的杭州火车站候车室比南京下关火车站候车室还要小，我们占了一半空间。吸取在下关火车站的教训，我主动找到车站负责同志说明情况，表示找到住的地方立即离开。接着派出6个小组，乘坐三轮车，到市内找旅社。出发前，我特意交代：“没有旅社，浴室也可以。这个时候最好有一个比较暖和的地方，让大家睡一觉。”过了两个小时，陆续回来五个组，但一无所获，这无疑给大家准备在杭州住两天，游览西湖美景的热情泼了一盆无情的冷水。最后回来的小组找到了一个浴室，但只有30多个床位，而且要等到深夜12时洗澡业务结束后，才能进去住。面对筋疲力尽的群体，我感到再也不能折腾了，也经不起折腾了，姜主任也是同样的看法，经和各组负责人商量，决定尽快乘车赶往目的地——浙江省衢县龙游镇，我很快办好了签字手续。接着安排年纪大的同志、家属、小孩分乘三轮车到联系好的浴室去休息，其他人就在候车室坐着休息。

第二天早晨，我们乘坐杭州开往南昌的客车，于当天下午到达龙游车站，先期到达的同志大都到车站来迎接，大家相见非常激动，有的泪流满面，有的哭出声来。当时，我的眼泪也差一点流出来，这是因为万里大转移终于到达终点了。到了驻地，将大家安排就绪，我如释重负，随便吃了点饭，倒在床上睡了一天一夜。

编辑补白：作者从1956年到1985年，在核地质系统工作，1956年7月调新疆五一九队二十三队（后改为十六队）工作，1960年随队转移到浙江，其所在的队番号改为华东六○八队第八队。作者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华东六○八队第八队团委副书记、国营南昌机械厂（二六○厂）政治处负责人兼厂工会主席、二六七大队党委书记、1979年10月任核工业部华东地质勘探局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1985年7月调江西省工作，担任省纪委副书记，1987年2月任省委秘书长，1988年10月任省委常委、秘书长，1989年9月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南昌市委书记，1992年4月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是党的十四、十五大代表，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当选为中纪委委员，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当选为中纪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