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蒙”是蒙昧、幼稚之意。当万物生长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幼稚蒙昧的时候，教育就成为当务之急。教育就是为了培养正道，这是神圣庄严的事业。古代一般将八至十五岁儿童的“小学”教育阶段，称为“蒙养”教育阶段；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称为“蒙学”[1]。
古代的语文教育，无论是识字教学还是“国学”常识教学，无论是读书作文，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蒙童读《三字经》，首先是识字，其次是识物。“稻粱菽，麦稷黍，马牛羊，鸡犬豕”，这些字先要认识，同时还要认识这些牲畜和谷物。现在就让我们抽丝剥茧，来回顾一下我国儿童母语启蒙教育中的写作教学。
一、开笔较迟
氏族社会末到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校教育小学语文教学确立时期。据考证，中国汉字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陶符。这期间，语文教育的“教”与“学”跟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夏商西周的“书”教，以识字教学为重点。此后，蒙学以识字、写字教学为主的模式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沿用数千年。
西晋陆机《文赋》提出写文章之前要做两方面的准备：一是生活准备，“伫中区以玄览”，对外界事物进行观察和分析；二是“学养准备”，即所谓的“颐情志于典坟”，要认真学习典范文章。“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这两方面的准备，是解决“文、意、物”矛盾缺一不可的，完成了准备，才能进入写作。
宋元时期的蒙学也进行了作文教学，但不是写作教学的主要方面，在教学法上，多限于模仿演文。至于学生独立布局谋篇写文章则定在十五岁以后的“大学”阶段。
明朝蒙学课程，沿袭宋元，识字为主，开笔较迟。见下表[2]：
明代语文教育课程举要
清朝亦主张较晚开笔。例如：张行简主张，教学儿童作文“勿遽开笔”。“初学于讲义文法，果能透熟，胸中无忧”，这时再教学童练笔[3]。李新庵着重强调作文训练要循序渐进。“十三四岁，试学为小论小诗，文理通顺，议论明白，诗亦减有情韵色泽，再作制艺试帖[4]。”
清朝王筠的《教童子法》是一篇专门阐述训育蒙童方法的著作。其间强调作文要有坚实的识字、读书基础。汉字要识到“千余”“两千”，方“即令作文”。古文、时文要多读、熟读，才能“作诗文”。[5]
二、起步不作“文”
古代蒙学，写作教学以“属对、作诗”为主，可谓起步不作“文”。唐代之前，以识字、读经为主，唐代，由于赋诗取士的影响，蒙学学诗蔚然成风。唐代末年，胡曾写了《咏史诗》一书，其中100首皆为七言绝句，后来，用它作为蒙学教材的越来越多，大约盛行了几百年。
宋代蒙学不仅重视学诗，而且重视作对。宋代诗人苏轼曾测试过一农村蒙学八岁小童孙仲益。苏轼出题曰：“衡茅稚子璠玙器。”孙仲益立刻对曰：“翰苑仙人锦绣肠。”苏轼大加赞赏。这一轶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此期蒙学作对的水平。
属对，宋元时期已成为一门基础课程。蒙学广泛使用的教材称《对类》，这种读本由于不署撰人名氏，因而作者无从查考。《对类》不仅编列了许多属对的材料，而且还详细地讲述了属对的方法。它是此类指导属对的读本中最基本的一种。程端礼对进行属对的时间、目的及教学要求等问题，都做过详细的说明。“小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属对训练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学演文”。这说明，此时期已把属对作为作文训练的基础训练形式，通过属对训练让学童初步了解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写作必备知识，以便为进一步的写诗和作文打下基础。
明朝作文教学，就总体方向而论，学校都在为作好程式化的八股文而努力训练，这一点是不可取的。但是，在指导蒙童作对子上，在今天看来，仍是可取的。蒙童作文训练，除了用主要功夫学写“经义之文”（即八股文），空闲时间也学点诗、词，为了作诗、填词，就要学点平仄、对格子之类的知识。于是，编成《习对歌》，让学童背诵，以做练习。这不仅是为了写诗填词打基础，同时对于进一步读书和作文都是有用的。为此，有的蒙师在蒙童到了一定程度时，还要训练蒙童使用一些工具书，如《说文》《广韵》《集韵》《切韵指掌图》等，以期蒙童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
清朝作文教学，遵循一些传统的训练方式、方法和原则。比如：作文训练从属对开始。“属对”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字数要相等，语音平仄要相对，词汇词性要相同，语法结构要相同，修辞手法要相同。王筠指出：这是作诗作文的基础。清代学者石天基着重讲了几点，第一点就是起步作文从作对开始。“小学生能属对，即出对给他。”清蒙童训练“属对”的参考书如《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让蒙童熟记“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等。
三、提倡“先放后收”
古代蒙学，多采取先放后收的训练步骤。首先鼓励学生大胆地写，放手地写，以不挫伤其兴趣和信心，等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再要求精炼和严谨，即所谓的“收”。清王筠曾主张作文训练有一个过程，大体分为“放、脱换、收”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放”。“初学文即令作论，以写书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为主，越多越好。但于其虚字不顺者，少改易之。”“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踢跳咆嗷，不受羁绊。”
第二阶段：“脱换”。他说：“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必俯首乐之，且弟子将脱换时，其文必变而不佳，此时必不可督责之。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作文而不脱换，终是无用才也，屡次脱换，必能成家者也。”
第三阶段：“收”。限定活动范围，让学生知其文法，把文章写精炼。“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后使读隆万文，不难成就也。”如：“诸城王木舟先生十四岁入学，文千余字，十八岁乡魁第四，文七百字，四十岁之文，不足六百字，此放极必收之验也。”[6]
四、强调多读多作，勤于修改
宋元《训童法》中论述了“改文字”问题。“改文字”即蒙师批改作文。学童“作品”的批改，对初学写作者，应侧重鼓励，“不得尽改，”“不要沮挫其才思，”“若改小儿文字，纵做得未是，亦需留少许，不得尽改。若尽改，则挫其才思，不敢道也。”待有一定基础，写得较好时，方可尽改，并人为地“随他意而改”。唐彪，清朝浙江兰溪人，有十几年教育工作的经验，是多年的老师宿儒。他主张文章要多读多作。他引前人之经验：“为文有三多：多读，多做，多商量也。”“文无他术而多为之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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