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小学语文教学作为一门学科而逐渐发展、确立起来。中国语文教育由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使得小学起步阶段的作文教学有了现实的可能。小学起步作文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也开始出现。
一、中国小学语文科正式确立
清同治、光绪年间，在资产阶级及各个政治运动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白话文运动。黄遵宪是中国近代白话文理论的奠基人。同治七年（1868），黄遵宪便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诗歌创作主张，提出诗体改革。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兴办学堂。次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就《钦定学堂章程》，其中有《钦定蒙学堂章程》和《钦定小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法定小学校系统，因是年为壬寅年，故又称“壬寅学制”。
《钦定蒙学堂章程》规定，儿童六七岁入蒙学就读，其中字课、习字、读经三科已显出语文科的属性来。
《钦定小学堂章程》规定，儿童10岁入寻常小学堂，13岁入高等小学堂。寻常小学堂中读经、作文、习字等三科，同属于语文科范畴，为小学语文课程的建设，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壬寅学制”虽然正式公布了，但是没有实行。癸卯年（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成为我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曾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设8门必修学科，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两门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尽管这个学制仍是强调儒家经典在语文教育乃至全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中国文学一科毕竟应运而生。
光绪二十九年（1903），我国第一套正规化的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出版，其中《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在教育界使用10余年之久，可见影响之深远。
二、作文教学确定起步年级
随着中国语文科的确立，作文教学作为语文科的教学内容开始逐渐正式出现于各学制的课程标准之中。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学制”初等小学堂第二年开设作文科，具体课时安排见下表[7]：
清光绪二十八年初等小学堂课程周时刻表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学制”经法令正式在全国实行小学校系统，从初等小学堂中国文字科要义来看，中国文字科教学内容主要是识字、读文、作文，具体分年级程度及每周钟点见下表[8]：
清光绪二十九年初等小学堂中国文字科分年级程度表
从以上中国文字科程度表可以看出，初等小学堂以识字教学为重点，作文教学仅要求能写简短的书信。但起步作文方面确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起步作文从第二年开始。主要是学童有了一定识字量、写字量后展开。
第二：起步作文教学从写话开始，讲究循序渐进。“讲积字成句之法，并随举寻常实事一件，令以俗话二三句，联贯一气，写于纸上”。然后逐步向“积句成章之法”过渡。
第三：起步作文教学从白话文写作开始。“令以俗话二三句，联贯一气，写于纸上”；“令以俗话七八句联成一气，写于纸上”。
第四：起步作文教学强调与学童生活联系。学童写作的内容均是围绕生活实事展开，“并随举寻常实事一件，”“或随指日用一事，或假设一事，”写于纸上。
三、开始出现起步作文教学理论研究
这一时期，小学国语教学研究逐渐转向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并且更加重视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出现了不少颇有见地的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研究者，比较著名的如夏丏尊、黎锦熙、陶行知、叶圣陶、朱自清等。
例如，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作文教学在研究作文如何加强与儿童生活的联系上，特别是对起步作文提出了几条教学原则：[9]
第一，作文教学要与生活实际相联系。一是要引导儿童把学写作文看作是生活实际的需要。“作文要注意实用：要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作文不要无为而发，不是为了文饰，而要注意实用。”二是要引导儿童学写作文从生活实际中寻找素材。“一般儿童，最爱写他们实际活动中的东西，最爱写他们经常接触的自然界的一些事物。”
第二，作文教学要从说到写。辛安亭认为，“文从说话起，不但解决了语言问题，而且解决了内容问题。从说到写，一方面是说，作文要先练习说话，尔后练习写作；一方面是说，要说什么就写什么，怎样说就怎样写。”
第三，读写结合。这一时期，注意了读书教学与作文教学相结合的研究。早在40年代初期，叶圣陶、朱自清就对读和写的关系做了研究。他们认为。“一般社会把写看得比较重，但是在课程里，在实际教学中，都是读比写重。课时里讲读的时数多于作文的时数，是因为讲读负担着三重任务。讲读一方面训练了解的能力，一方面传播固有的和现代的文化，另一方面提到写作的范本。学生似乎特别重视写作的范本。”
黎锦熙关于各年级的缀法教学要求，提出一、二年级“以简单语言的记录发表”为主，如写出环境中的一切“目见”的物件名称，记载学校里耳闻的教师命令。为了避汉字的繁难，必须建设一个初年级运用注音字母的新课程，造成运用国音字母的环境。到二年级作文时，记得汉字就用汉字，忘了汉字，就代以“音字”。[10]
叶圣陶，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贡献最大、影响深远的语文教育家。他对作文教学的目的，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尤其是学生初写作文时，“至于修词之工，谋篇之巧，除非必要之需求。能之顾佳，不能亦不为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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