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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苦涩醇香的罐罐茶

时间:2023-02-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当时,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习题集”中的题每题必做。为了晚上有精神,我学会了喝“罐罐茶”。靠着喝“罐罐茶”提神,我坚持熬夜自学。更何况,随着父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我也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能直起腰来做人了。1981年6月,得到一个消息:甘肃教育学院要办大专起点的本科班,学员从在职高中数学教师中招收,我马上报了名。7月份去定西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和专升本两次考试。此时因病卧床的母亲,她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978年4月,我父母双双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这样,我这个当民办教师也只能当“义务教师”(即只能挣生产队工分,而不能享受民办教师每月10元左右的津贴)的“黑五类”子女,得到了一次参加民办教师转正考试的机会(全县只有9个教师自然减员后空出的名额),我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转正。1978年9月,我父亲恢复教师工作,我和父亲一起分到了渭源县莲峰中学教书。这时,我父亲已经64岁了。我和父亲一起教高中毕业班的数学,父亲教一个班,我教3个班。

我是1968年的高中毕业生,虽属“老三届”,但高中只上了一年。况且,文革十年我没有动过高中课本(实际上,我家的书在“文革”中被烧光了)。此时,要教高中毕业生我感到底气不足了。一开始,我只是在教书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了一大堆复习资料拼命做题,但忙乱无序。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和我商量,他指出:“不能瞎做题,不能指望走捷径,必须打牢基础,扎扎实实从头学起。”于是,我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白天备课、教书、改作业,认真完成教学任务;晚上学习大学课程。我费尽周折才借到了一套樊映川编写的《高等数学》和一本同济大学编写的《高等数学习题集》,开始了3年的自学生活。

每天晚饭后,我便一头扎进《高等数学》,看书做题,做题看书,成了每晚不变的内容。当时,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习题集”中的题每题必做。顺利时,一晚上可以做几十道题。可有时遇到难题,一晚上也解决不了。记得有次做一道“相关速率”的题,翻了好几本参考书,思考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做出来。好在能时时得到父亲的指点,减少了一些自学的困难,每解决一个难题,每学懂一个新内容,心里的高兴劲就别提了。这时,我要么去校园里转一圈,“手舞足蹈”一番;要么,推开纸笔,轻轻哼几句“无名腔”,有时真想吼一嗓子,但夜深人静,怕影响别人休息,只得作罢。那种“自我陶醉”的劲儿,现在想起来都是无比甜蜜的。

那时我熬夜看书做题,每晚上都在12点以后睡觉,熬到凌晨一两点也是常事,因此睡眠严重不足。为了晚上有精神,我学会了喝“罐罐茶”。每天晚饭后,我学当地人喝“罐罐茶”的办法,用一个大瓷茶缸,放上砖茶(最好用云南坨茶,当地人称“窝窝茶”,那茶味浓,经得起熬),将茶水放在火炉上慢慢地煮,熬出一大杯浓浓的茶汁。犯困时,喝上一口,满嘴是又苦又涩的味道,刺激得人马上提起精神。靠着喝“罐罐茶”提神,我坚持熬夜自学。只是煮茶时茶叶越放越多,茶味越来越苦,以至现在喝到“龙井”、“碧螺春”等好茶时,总嫌味儿淡了些。

那三年,时间对我来说太宝贵了。为了挤出时间学习,我几乎放弃了一切娱乐活动,不打扑克,不看电影(当时乡一级的地方没电视),不参加同事之间的闲聊或喝酒等活动。记得有一次电影队来了,要放映《刘三姐》,我非常想去看(60年代上中学时因为买不起一毛五分的电影票没看过当时轰动的《刘三姐》),拿上凳子随大家一起走了一阵,想想自学任务没完成,扭头又回了宿舍。看到我这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很多人不理解,有人产生了误解,说“段江淮父母平反了,他地位变了,人大的很。”“人大”是当地土话,指我傲气,不理人。有朋友好心劝我:“你家受了20多年的罪,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日子,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呢?”可他们哪知道,他们所说的我自学之“苦”,对我来说正是一种“甜”呢。“文革”中,我们一家被迁移到一个小山村劳动改造,挨批斗、遭打骂,吃不饱,穿不暖。我和弟弟曾在一种叫做“笆子房”(以柳条编成篱笆,再抹上泥当墙,房顶苫上草,盖成极简陋的棚子)里住过两年,到了寒冬,那四面透风的“房子”实在是个冰窖,寒冷彻骨啊。现在有了单人一间的小屋,冬天我能在生着火炉、照着电灯的房间里安心读书,这是“文革”中做梦都不敢想的情景啊。更何况,随着父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我也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能直起腰来做人了。与“文革”中屈辱、贫困、绝望的日子相比,我成了一名公派(正式)教师,有条件自学了,怎能不把自学看成一种享受呢?个中滋味,恐怕没有当过“黑五类”子女的人真还没法体会。

斗转星移,一晃三年过去了。我已学完大学数学系的三门基础课程:微积分、线性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1981年6月,得到一个消息:甘肃教育学院要办大专起点的本科班,学员从在职高中数学教师中招收,我马上报了名。7月份去定西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和专升本两次考试。考试后,我焦急地等待结果,可是迟迟没有消息。8月下旬的一天,县教育局的一位同志忽然来我家,送来了录取通知单,并告诉我:“你是定西地区的第一名,为县上争了光。”

拿着录取通知,我心潮起伏,百感交集。因为父母都是“右派”,1966年秋文革开始后,我们兄妹三人就被迫离开了渭源一中失去了上学的权利。甚至到了“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去报名,县上当时主管高考的人还用各种理由阻拦,就是不让报名。我不甘心,连跑了五趟,但均无功而返,眼睁睁地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机会。这件事,给我们一家的打击是沉重的!今天,我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争取到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怎能不感慨万千呢?此时因病卧床的母亲,她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此时,我父亲却一言不发,既不劝慰我母亲,也没有说一句祝贺的话,而是转身出去了。过了好几天,同事们才告诉我:那天我父亲在校园漫步,看到几位年轻教师(好几位是他文革前教过的学生)在宿舍喝酒,就进去要酒喝(要知道我父亲以前从不喝酒),连喝三盅,转身扬长而去,又在校园内转悠了半天。当我听到这一情节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3年自学,圆了我的大学梦,让我较为扎实地掌握了专业知识,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3年自学,让我养成了坐得住冷板凳,能排除外界干扰、静心读书的习惯,这对我来说,是受益终身的。3年自学,对于我的教书生涯乃至人生道路的影响都是无法估价的。至今,我常常回忆起自学的情境。我思念那一间土坯小屋,我思念屋中的一桌一椅,我思念浓浓夜色中那一团昏黄的灯光(当时学校限用25瓦的灯泡),我思念寒冬深夜里的那一炉红红的煤火,还有那炉火上熬得嗞嗞作响的罐罐茶。

哦,那苦涩醇香的罐罐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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