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起来概要地了解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情况。

从公元220年曹丕强迫汉献帝禅位，到589年隋文帝灭陈而重新统一中国，历史上统称为魏晋南北朝。在这三个半以上世纪内，能够称作统一的时间，约30年。因此，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为乱世，一点也不过分。三国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恒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相继更迭带来的争斗，南方宋、齐、梁、陈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300多年里，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战乱与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

战争使得很多人丧生，伴随战乱而来的饥荒、瘟疫以及大规模的为躲避战乱的人口迁徙，又夺走了很多百姓的生命。这种状况在文学作品里得到了印证。曹操的《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就描述了当时人烟荒凉、人口锐减的景象。因此，有人说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大家要一边适应战乱，一边适应改朝换代。时局的动荡使得一人先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很多文人都莫名其妙地被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他们在乱世中常常感慨人生短促、生命脆弱、命运难卜、祸福无常，表现出放浪形骸、及时行乐的人生志趣。

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伟大诗人——陶渊明。他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开创了田园诗这一新的诗歌园地。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他生活在晋末宋初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的官职大概更低一些，而且父亲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不得不出仕谋生，更多的显露出他怀有一般士人所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心态。“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出这一信息。从公元393年他任江州祭酒开始至公元405年辞去彭泽令，13年间，他不断在“仕”与“隐”之间矛盾地生活着，隐居时想出仕，出仕后要归隐，直至对政局完全失望。“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六）》）最终，他坚决辞官隐居，过着躬耕的生活。他把躬耕生活写入诗歌，表现隐居的快乐。《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在陶渊明看来，为口腹所驱使，以追逐富贵、虚名来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是扭曲人性、失去自我的行为。而自耕自食，俭朴生活，舍弃人与人之间的竞逐与斗争，才是自然的生活方式。这首诗就是一个日常生活的片断，描写的是一个从仕途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真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初看平易浅显，其中却有不少需要深入体会的内涵。陶渊明用种豆南山的举动，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在污浊混乱的社会中，洁身自好，躬耕田园。诗人躬耕田亩，把日常劳作写得富有诗意。“种豆南山下”，多么平淡的口语；“带月荷锄归”，多么唯美的画面。语言平淡而意境醇美，这就是陶诗的独特风格。

提到田园诗，会令我们想到她的姊妹——山水诗。山水与田园往往并称，实际上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生活、农夫、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描绘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

魏晋之后，动荡的社会、黑暗的政治使得隐逸之风盛行。在传统士大夫的观念中，山林隐逸与社会仕途是对立的。士大夫阶层往往以山林为乐土，把自己的理想生活和山水之美结合起来。晋宋时代，政治中心南移，江南的经济迅速发展，士族地主阶层的物质生活条件变得更加优越。他们大造别墅，在秀美的山水之间过着登临吟啸的悠闲生活，而作为生活环境的山水景物也就很自然地反映在诗中。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创作山水诗的作家，有颜延之、谢灵运、鲍照、沈约、阴铿、何逊等。其中成就最高、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谢灵运。谢灵运出身名门，才学出众，在政治上很有一番抱负。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晋宋易代、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加之宋初刘裕采取压抑士族的政策，使得谢灵运由公爵降为侯爵。因此，政治上一直不得意的他总是纵情山水，肆意遨游，在山水的清音之中找寻心灵的慰藉。

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422年），谢灵运被逐出京都，于这一年的七八月至次年（景平元年）七八月间担任偏僻的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太守，这是谢灵运首次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来永嘉后的第一个冬天，他便长久卧病，直至第二年初春才痊愈。病愈之后登楼观景，托物起兴，写下《登池上楼》这一名篇（原诗略）。

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他出任永嘉太守的矛盾心情，懊悔自己既不能像潜藏的虬那样安然退隐，又不可能像高飞的鸿那样声震四方，建功立业。第二层写他在病中临窗远眺。第三层写他的思归之情。第二层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诗人在病榻上度过了一个冬天，现已是初春。他凭窗而坐，倾耳细听远处波涛拍岸之声，举目远望群山起伏之影。“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诗人从冬去春回的众多景象中选择了一个细小而典型的镜头：不知不觉间楼外枯草瑟瑟的池塘里竟然春草繁生了，小园垂柳丛中禽鸟鸣声也已变换。正是从池塘小园的变化中，久病的诗人突然意识到：外面已是一派浓郁的春意！这里的写景，声色俱备，远近交错，充满了蓬勃生气。“池塘”二句为历来诗论家交口赞赏，它的妙处就在于自然清新。

谢灵运以登池上楼为中心，抒发了种种复杂的情绪：孤芳自赏的情调，政治失意的牢骚，进退不由的苦闷，对政敌含而不露的怨愤，归隐的志趣，等等。语言虽然颇觉隐晦，却是真实地表现了内心活动的过程。诗中对景物的描绘，体现出诗人对自然的喜爱和敏感，而这正是他能够开创山水诗一派的条件。自谢灵运之后，山水诗在南朝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题材并日渐兴盛。

东晋以后，南北政权处于长期对峙的状态，加之南北在经济、文化以及民俗、自然等方面的明显差异，使得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与情调。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反映北方社会动乱不安现实与剽悍民风；南方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南方底层民众真挚纯洁的情感生活。

江南地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青年男女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免油然情生。现存的南朝民歌绝大多数是表现青年男女恋情的歌唱，加之它们更适合南朝统治者纵情声色的需要，因此被大力提倡。如“寒鸟依高树，枯林鸣悲风。为欢憔悴尽，哪得好颜容”（《子夜四时歌·冬歌》）表现相思的苦痛，“华山畿，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华山畿》）表现坚贞不渝的爱情。由于江南水网纵横，还有很多民歌表现水边上旅客、商妇的离别之情，如“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莫愁乐》）。这些作品一般出自市民之口，以清新浅近的语言，表现真挚细腻的情感，哀怨缠绵，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南朝民歌大多为五言四句，体制短小，语言自然清新，随口唱来，不雕饰、不做作，便将内心深处细腻缠绵的真情实感表现出来。很多民歌大量运用双关语，如：以“藕”双关“偶”，以“莲”双关“怜”，以“丝”双关“思”，以“碑”双关“悲”，以“篱”双关“离”，以布匹之“匹”双关匹偶之“匹”，以药名或曲名之“散”双关聚散之“散”，以关门之“关”双关关念之“关”，以黄连之“苦”双关相思之“苦”，等等。这些巧妙的双关语的运用，不仅使语言更加活泼，而且在表情达意上也更加含蓄委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抒情长诗《西洲曲》（原诗略）。

这首民歌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其内容是写一个女子的相思之情，中间穿插着不同季节的景物变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动、服饰及仪容的描绘，层层深入地展示人物内心的情思。诗文的第五至第九句，通过“莲子”与“怜子”，“莲心”与“怜心”的谐音，表达出女主人公与情郎之间坦诚真挚的爱恋。莲心的“彻底红”喻爱情的赤诚坚贞，而莲子“清如水”，更是通过对情郎品格的赞美表达对他的爱恋。全诗巧藏心思，托物寄情，格调优美迷人，将那种无尽的相思表现得细腻缠绵而又委婉含蓄。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不断创新求变。哲学的发展，佛教的传入，写作理论的完善等都促使辞赋、骈文、散文、诗歌等多种体裁生发新的时代特点。

（缪振华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