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创作

同学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创作环境、文学生态不断优化，作家创作自由度日益扩展，造就了文学创作发展繁荣的生动局面。30多年来，外国的文学思潮日趋活跃，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寻根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实验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政治小说、类型小说、私人化写作、低龄化写作、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各种文学现象层出不穷，各种文学样式异彩纷呈，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这一切共同营造了一个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文学生态环境，为文学创作的发展创造了丰厚的土壤。不断优化的文学生态，促生和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这节课，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领略一下它的整体风貌。

一、为“改革开放”呐喊的文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浪潮。于是，依仗着强大的社会思潮而日渐兴盛起来的文学创作也就有了相应的新的历史使命。

“改革文学”经历过一个自我完善的发展过程。自1979年夏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脱颖而出，“改革文学”开始了它的发轫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揭示旧的经济体制极“左”政治路线影响与改革家的改革事业的矛盾冲突，并且预言了一个“只要改革，生产就能搞上去”的神话。“乔厂长”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之后的改革小说中，便出现了一个与“乔厂长”有血缘关系的“开拓者家族”的人物系列，如《改革者》（张锲）、《跋涉者》（焦祖尧）等。

江苏作家高晓声则一直专注于对普通农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变动和滞后的观察思考与描绘。从《李顺大造屋》到《“漏斗户”主》，再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作者旨在对普通农民在农村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和精神变化作追踪式的描写。他所关注的始终是最广大最普遍的农村小人物的命运，为他们生活境遇的改善而欣喜，也对他们身上因袭的落后精神因素予以细致的刻画和温情的嘲讽。

至1981年底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问世，改革文学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创作剖示了改革进程的繁难与艰辛，透射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特别是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变化。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故土》（苏叔阳）、《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等。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就是着重表现了处于变革中的农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的变化，以农村知青高加林的视角作深层的探索和思考。高加林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事业和个人价值的追求，对爱情的选择，都可以从中看出商品经济观念和现代意识观念对传统农村文化生活的冲击。他的痛苦、迷茫和选择，给处于同样处境中的人们以启示。

到1985年之后，描写改革的作品已经很少有那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是交织着多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更加强烈的悲剧性。从文学发展的整体来看，“改革文学”已无法涵盖许多新的现象，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则已经结束。

二、人道主义思想的曙光

在20世纪的中国，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是文学的普遍而敏感的话题。“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对于十年浩劫的痛苦回忆，对于历史的反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人”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人们迫切地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盛行的人道主义思潮，首先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思潮，它波及了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思想、哲学、历史和文学艺术的许多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甚至波及了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当时思想理论界对人道主义的讨论相当热烈。

从创作实践来看，文学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肯定，又是分别体现在具体的文学现象之中。所谓“伤痕文学”，首先就是揭露人的精神与肉体在“文革”期间遭受的创伤；所谓“反思文学”，首先就是关于人的命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借助于人物之口，甚至于通过作者的议论直接提出人性与人道主义概念的，是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

爱情作为人性的一部分，是许多作家着力表现和探讨的主题，也是人道主义思潮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体现。于是有了刘心武的《爱的位置》，替现实生活的年轻人为爱情争一席之地；而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则正是通过对“文革”期间一对农村青年因情爱而投水、入狱的故事，揭示了扼杀男女之情所造成的惨剧。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则深入到婚姻、爱情和伦理道德领域，提出了婚姻与爱情的关系这个长久影响人类生活的问题。

女作家铁凝的《哦，香雪》在对偏僻山村的少女们对山外文明、对未来理想的朦胧憧憬投去深情一瞥的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一连串严肃的思考：那美丽宁静的山村景色，那纯洁热烈的向往，在现代文明的推进中能保留多久？而张洁则沿着理想爱情之现实遭遇的思路继续进行着她的思索。

文学对人道主义思潮的感悟与呼应，从对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肯定开始，经历了如此曲折的历程，终于走到了这里。这是对以往的人性观念的不断突破，是对文学个性化和独特性的不断逼近，是文学通往多元化状态的必由之路。

三、乡土风情与市井万象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逐渐体现出来，于是，文学的审美精神也愈显多样化。就在“伤痕”“反思”“人道主义”“现代化”等新的时代“共名”对文学发生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的时候，一些作家别开生面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审美概念，它包括“民族性”“乡土性”“文化小说”“西部精神”等一组新的审美内涵来替代文学创作中愈演愈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类创作中的代表作有被称为“乡土小说”的刘绍棠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等中篇小说，有被称为“市井小说”的邓友梅的《烟壶》《那五》，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中短篇小说等，有以家乡纪事来揭示民间世界的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有以家乡风情描写社会改革的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有拟寓言体的高晓声的《钱包》《飞磨》等新笔记小说，还包括了体现西北地区粗犷的边塞风情的散文和诗歌，等等。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里，风土人情并不是小说故事的环境描写，而是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精神出现的。民间社会与民间文化是艺术的主要审美对象，反之，人物、环境、故事、情节倒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而当时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创作原则（诸如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等）由此得以根本上动摇，“五四”以来被遮蔽的审美传统得以重新发扬光大。

也有将民俗风情的描写与当代生活结合起来、以民情民俗来反衬当前政策的适时的创作。如陆文夫的“小巷人物”系列，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难能可贵地写出了《小巷深处》这样有独创性的小说，“文革”后他又创作了《美食家》《井》等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尤其是《美食家》通过一位老“吃客”的经历反映了当代社会和文化观念的变迁。林斤澜的系列小说《矮凳桥风情》以家乡人和家乡事为题材，融现实生活与民间传说为一体，写出了别有风味的文化小说。

四、文化寻根热引发的文学创新

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研究如何建设现代化的命题时，就不能不注意到，对现实的改造是必须利用好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于是，重新研究、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既是客观的需要，也是主观上的要求，到了1985年前后，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规模不小的文化热。

所谓“文化寻根”意识，大致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一、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如阿城的《棋王》等）；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这虽然还是启蒙主义的话题，但也渗透了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但这三个方面也不是绝对分开的，许多作品是综合地表达了寻根的意义。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

有一些作家，倾向于从民族文化和大自然中寻求精神力量，以求达到对当代生存困境的解脱和超越，这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上，通过具有生命活力的人格形象表达出文化魅力，并以此完成了对一种人格境界的美感塑造。比如阿城，他的《棋王》《孩子王》《树王》都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棋、字、树，都是中国文化中人格的象征，小说里的人物便在与传统文化的相融之中，实现了一种超越世俗的人生追求。又如张承志，他的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九座宫殿》等，描绘北方的草原、戈壁、雪峰、江河，吟唱着古老的民族歌谣，刻画出彩陶碎片的美丽、清真寺的庄严，在他笔下那种富有生命激情的人生境界中，民族文化精神与大自然的博大宽广、北方游牧民族的狞厉粗放的生存状态融化在一起，使人感悟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强大的人格力量。

除了这类对人格境界的审美塑造，“寻根文学”体现出的另一种新的文学思维，即对人类生命本体和生存方式的关怀。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等小说都带有这方面的探索意义。王安忆的《小鲍庄》则是在社会背景及具体时空虚化的前提下，以凝重、写实的笔触，呈现出作者对生存方式与民族文化构成之间关系的思考。李锐的《厚土》系列小说和郑义的《老井》也都有着类似的主题内涵，前者着力描绘山西农村特有的沉重、凝滞的生存景观和由这种生存景观孕育出的封闭、古朴的文化性格，后者则在对贫困地区农民打井求水过程的叙写中，实实在在地表达出了生存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五、重回生活和历史现场

作为文学创作现象的“新写实小说”与“先锋小说”同时产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是在“文化寻根”思潮以后。新写实小说之“新”，在于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即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及反映方式。它最基本的创作特征是还原生活本相，或者说是在作品中表现出生活的“纯态事实”。

这种回归到人本身的生存意识最早体现在80年代中期王安忆、刘恒的小说创作中。进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特别是在方方、池莉、刘震云等作家的创作中，主要体现出一种对人间凡俗性的展示。以池莉的《烦恼人生》为代表，这篇小说写一个普通的城市人度过的平凡的一天，他为各种各样生活中的问题所烦恼着，但又都没有真正解决的可能。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写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平庸琐细的状态，叶兆言的《艳歌》写由恋爱到结婚的夫妻生活中浪漫色彩的逐渐褪去。与这种凡俗性的叙述内容密切相关的，是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情节构成与典型人物塑造，以往小说必不可少的戏剧性情节转换为琐碎的生活流程，使小说中的事件以看似未经加工的偶然无序的状态呈现出来，人物的思想行为也随生活状态不同而随机变化。

“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是同根异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写的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新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如莫言的《红高粱》等小说，把政治势力之外的民间武装或民间社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刻意突现出充满生命力的民间世界的理想状态，把一种充沛饱满、自由自在的民间情感作为作品内在的精神支撑。此后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和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小说的长篇作品，在民间世界的艺术表现上都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色彩。

也有很多新历史小说是把民国社会的精神没落和传统文化的式微作为叙述内容，而作为新写实小说在题材上的一个分支，它们又同样有着消解激情的叙事特点，在叙述过程中并不显现作家明确的主体判断。比如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和苏童的《妻妾成群》等作品，都主要是描写旧时代的没落精神状况。应该说这些作品写得都很精彩，在一定意义上是为新历史题材创作开辟了崭新的向度。

六、我以我笔绘人生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基本上被各种时代“共名”的主题所贯穿，如社会主义革命、“文革”、批判“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空间的日益开放，这种文学的“共名”状态开始逐渐涣散，为那种更偏重个人性的多元化的无名状态所取代。其中最为根本的变化，是文学以及整个人文学科在新的社会变革中失落了原来的地位，而趋于社会文化空间的边缘。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在80年代末遭到了严重挫折，很多作家都已放弃对社会理想或时代主题的盲目认同；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大潮猛烈地冲击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陈旧格局，文学无法再继续承担对社会理想的许诺和表达。作家们不再依照对社会的共同理解来进行创作，而是以个体的生命直面人生，从每个人都不相同的个人体验与独特方式出发，来描述自己眼中的世界。90年代的文学仿佛是一个碎片中的世界，作家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写作：有的继续坚持传统的精英意识，有的则走向广大的民间世界，有的认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通俗文学倾向，或者还有人转向极端化的个人世界，勾画出形色各异的私人生活……无论这种“无名”状态初看上去显得有多么陌生，抑或令人感到非常不适，但它毕竟使文学摆脱了时代“共名”的制约，在社会文化空间中发出了独立存在的声音。

事实上，真正的个人化存在方式必然离不开对时代的关心与对现实的思考。个人立场在90年代文学中得到强化，不仅仅像韩东、朱文、陈染、林白等作家那样对社会的拒绝和批判充满了个人性的因素，更多的是表现为由个人的视点出发去理解社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态度和情感。比如，许多早在80年代就已开始写作的作家，包括那些曾经致力于建构宏大叙事的知青一代作家，他们都以非常个性化的方式来抒写他们体验到的时代精神状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些作家，包括张承志、张炜、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李锐、刘震云、余华、莫言、王小波等，他们或者开创了新的个人叙事风格，或者从独特的视点出发对中国历史重新做出阐释，或者在对时代的思考中融入个人生命中最隐秘的经验，或者是在对以往宏大叙事进行解构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或者把个体心灵与广大的民间世界结合在一起来抒写，也或者干脆是从最本己的生命力出发去破除一切社会文化意识的成规。总之，他们都以各自的立场与视点，向现实社会提供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思想表达，因而也就履行了自己对于时代所承担的那一份职责。

就在这种文学的“无名”状态之中，由各种个人立场的写作构成了日益丰富而喧哗的多元化格局，过去那种所谓的整体性的文学“主流”恐怕再也难以真正形成。整个的文学创作空间相对地走向了自由，而很多作家逐渐发展起了独特成熟的个人创作风格，写出了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诸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都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坛最美的收获。这也预示着“无名”状态下的写作将越来越有利于在文学自身尺度上达到它应有的高度。

七、以“现实精神”为主导

20世纪90年代渐趋于定型的“纯文学”观与文学创作中萌动和持续生成的“现实”因素形成了巨大隔膜，在先锋观念、后现代主义笼罩下，文学中的“现实精神”显然被压抑和遮蔽了。21世纪头十年文学根本改变了这种压抑和遮蔽，并且使“现实精神”成为当代文学稳健而真实的主导潮流。毕飞宇的《玉米》、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曹征路的《那儿》、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王安忆的《发廊情话》、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罗伟章的《大嫂谣》，等等，几乎所有著名的中短篇小说都在加大着这种现实精神的趋势。长篇创作更是如此，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东西的《后悔录》、王安忆的《富萍》、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王蒙的《尴尬风流》，以及不无狂想与神奇风格的阎连科的《受活》和莫言的《生死疲劳》都突出地显示“现实”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普遍存在。这一现实性的文学精神在诗歌与散文创作中同样显明，甚至形成了一种遍及小说、散文、诗歌领域的直面“底层”现实的“底层写作”。这种以“现实精神”为主导内容的文学，更体现了一种文学精神，即一种在新现代性生活境遇下的民生关怀精神、世俗建设精神、追问本相的人性精神、直面矛盾的坦诚精神、回归本色的朴素精神、创造生活的前进精神，乃至一种对共同体和人的状况的忧患精神。这种“现实精神”，作为21世纪中国本土性的文学精神，更是一种真实的处境，更“现实”地直指中国的世道人心、世态人情。可见，21世纪十年来的文学已形成了新的以“现实精神”为主导内容的文学生态和形态。

八、生活化的文学的新生态和新形态

21世纪头十年文学还表现为一种生活化的文学的新生态和新形态。由于在新现代性文化语境下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精神拥有重要价值，因此大量日常生活细节流淌在作品中成为重要表现特征。同时，建立在各自的偌大人群特有生活基础上的打工者的文学、80后一代文学以及网络生活中的网络文学，也以其特有的身份打破了自20世纪后20年所形成的专业化的作家文坛的自以为是，扩展了中国文学的新的生活领域，使得文学和日常生活的界限趋于模糊。这也许是21世纪文学所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自此以后，人们将在生活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也许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文学，所谓文坛，所谓文学，都将由特定生活中的人群和社会来定义和构建，谁也无权垄断。人们都是这个偌大的中国文学生活的一部分。在新现代性生活的意义上，人们的人生和文学所要处理的，不是纯粹的道德律令和抽象精神，而是当下的生活及其人的处境本身，人的身体与性情本身，并且它应使“我”的欲望和物质诉求指向一种使我们尽可能安心的文明。

（徐国庆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