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大爲（David W.Pankenier）著 翟正彦譯（理海大學）
［提要］ 從新石器時代的彩陶，到青銅時代的禮器，從《周易》到寺廟的屋脊獸及皇帝的朝服，龍的標誌性形象在中國文化領域中無處不在。這個典型的生物起源於古老的神話想象，以其最卓越的特點——産生陽氣，象徵了大自然的威力，具有避邪的功能，卓顯帝國的威儀。本文闡釋了龍的形象與天體和自然的聯繫，爲揭開這個强大的中國符號的起源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Abstract］ From Neolithic painted pots，to Bronze Age ritual vessels，to the Book of Changes，to roof finials，to imperial ceremonial robes，the iconic image of the dragon is ubiquitou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sphere.From its archaic origin in mythic imagination，this iconic creature came to symbolize the power of nature at its most awesome—the generative yang force，apotropaic potency，and the overawing imperial charisma.Taking as its starting point a 4th century BCE narrative concerning legendary tamers and breeders of dragons，this essay offers an account of the astral and naturalistic associations of the“dragonitic”image in China in an effort to uncover the origins of this potent symbol.
“很難相信任何其他一個創造物能够在任何國家的想象力中，具有龍那樣的强大威力，更不用説持續了這麽久。”[1]
一、中國文明形成階段的龍
再没有比龍更典型的中國圖騰了，事實上，在東亞文化圈中無處不在的龍，其形象早在新石器時代的中國便已出現（圖一）。儘管它和西方熟知的神話中噴火的爬行動物外表十分相像，但中國龍與西洋神話中跟英雄搏鬥的可怕怪物有本質區别。中國龍，儘管仍然是凶猛的，然而真正象徵的不單單是絶對的强大和變化，反而終極的本質是福祉，以及大自然的威力。本文旨在追溯中國龍這個巨大的標誌性圖像在4 000年前中國人的生活和想象中的源頭。研究表明，龍的形象的産生與新石器時代人們對自然現象和星辰的密切觀察有緊密的聯繫，且受到這些觀測對適應環境的影響的强烈制約。於是來自天上和地下的自然觀察衍生出了龍的雙重特性——令人敬畏的力量以及變幻莫測。
圖一 新石器時代的濮陽西水坡星占師墓葬，用貝殼擺放的龍（右）和老虎（左）
我不打算逐一列出所有關於龍的典型特徵的來源及説法，這方面Jean-Pierre Diény已經編纂和翻譯的足够多。另外，John Hay徹底地研究了龍的圖像在中國傳統社會後期的特徵，他這樣概括它的符號意義：
［龍］與物質的湧動——在水和霧中可見；有不可分割的關聯，從它在這湧動中的出現和不可避免地在湧動中消失，體現了其成爲實體的轉化過程。［龍］的轉化，無論按照自身軸心還是超越存在的類别，皆乃其固有的自然本性。
“［The dragon's］inseparable association with the flux of substance，seen in water and mist...its emergence from this flux and inevitable disappearance back into it，embodied the transformational processes of actualization itself.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dragon］along the axes and across the categories of existence were inherent in its nature.”[2]
顯然，我們正在討論的龍完全不同於歐洲神話中凶惡的怪物。[3]無論Diény還是Hay都没有考慮最古老時期的情況，Diény反而還輕視追蹤象徵符號的源頭。不過，在我看來，那些起源並不那麽晦澀。在本文的分析過程中，我將會提到龍在後來時期的象徵意義，但我的主要目的是追溯龍這個標誌性圖像的起源和當時可能的重大意義。
有關龍的最早記載將龍和人類聯繫起來的時間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紀末，《左傳》昭公二九年（公元前513）中的著名對話段落敘述了龍與人最初如何接觸。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棤之《姤》椝，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棳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棴曰：‘飛龍在天。’其《夬》検曰：‘亢龍有悔。’其《坤》棥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剥》椂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魏獻子想知道爲甚麽龍不再被人們捉到？是因爲它們比人聰明？能够逃脱人們的捕捉嗎？蔡墨有點神秘地答覆：“事實上，是人不够聰明，而不是龍真正聰明。”這是討論的關鍵。表面上看，接下來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歷史傳説，但事實上，作者有意提醒懂行的傾聽者，將有潛台詞出現。於是隱含的意思將會比較清晰地呈現出來。那麽，在這裏，我們知道了關於龍的哪些事實呢？
1.某個特殊的人最初獲得了如何馴龍的秘密知識，這些知識如此寶貴，所以他只能服務於最早的統治者。他被委以重任，封官加爵，而他的後人一代代世襲他的官位和責任，一直延續了兩個朝代：在公元前第二千紀的夏（公元前1953—前1555年）和商（公元前1554—前1046年）。
2.古時，龍可能是被最高的神靈賜予以美德著稱的統治者的，以此嘉賞帝王對神靈的尊重。龍的興盛，神聖的統治者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3.龍是水性的生物（與雲、雷、雨和地底下的深淵相關聯），當時馴龍者的角色成爲世襲的王室内閣，專門負責水元素的力量。其盡職盡責至關重要，因爲事實上，他們的表現事關生死。如果負責的官員玩忽職守，龍就會消失（象徵至高神的不滿），將給國家帶來災難。
4.龍不再被看見、不再馴服的原因，是因爲如何吸引和馴服龍（“智慧”）的秘密知識已經被廢棄了，政府變得没有秩序，皇家信譽下降，神靈不再對人類社會展露笑容。
5.這當然不是説龍是虚構的，否則，如《周易》最有權威的遠古占卜文獻，怎麽可能將龍的行爲描繪得那麽栩栩如生？因此，在三代時，龍還是經常可以看到的（針對左丘明同時期那些懷疑龍是虚構之物的人）。
二、天文學與馴龍
讓我們先忽略《周易》形而上學的層面，單純考慮文字的層面，它羅列了所有的乾卦
前後的解说，每條爻辭如下：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與龍無關］
九四：或躍在淵。
九五：飛龍在天。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群龍無首。
圖二 蒼龍星座，包括從角宿（處女座）到尾宿（天蠍座）的星
一般的傳統注釋者忽略了乾的爻辭指的是蒼龍——從處女座的恒星到天蠍座組成的龐大的星座的季節性出現（圖二）。聞一多是第一個將二者聯繫起來並進行了詳細闡述的現代中國學者，在其《周易義證類纂·乾卦》一書中論述道：“古書言龍，多謂東宫蒼龍之星。”
乾卦，由六條陽爻組成，標誌着純粹陽的力量：明亮、温暖、精力充沛，催促所有的自然生長，就像龍在地面下的深淵躍動，許慎《説文解字》中這樣形容龍這個字：“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4]過去對龍季節性出現的討論幾乎都集中在龍的不斷變化的外觀和方向上，因爲在整個春季和夏天，它慢慢地穿過整個南部天空，但這只是其意義的一部分。我對乾卦爻辭的天文含義的解釋，在關鍵方面不同於所有其他解釋，不僅僅在於提出了龍扮演的兩種季節性角色，還指出它們分别出現在一年中的陽（即春夏）和陰（即秋冬）期間，而後者明顯一直被忽略。
圖三 從立春到立秋，對應乾卦爻辭的龍星座的姿勢和位置變化（日期按照儒略曆）（Starry Night Pro 6.4.3）
首先，從冬季開始，田野處於休耕狀態，所有農業活動都停止了，龍還隱藏蟄伏在地底下的深淵：“潛龍，勿用。”當龍的角（處女座α，角宿一）從東部的地平綫升起的第一個晚上，伴隨着春季的頭一個滿月（經常描寫爲龍追逐的珍珠），預示植物將要加快生長和春季播種的臨近（圖三∶1）。當龍升到半空，據《左傳》桓公五年，就是進行大的求雨儀式“大雩”的時候了。[5]在蔡墨的敘事裏，我相信有對以上關於《左傳》昭公十七年的解釋：“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大皞其實是神話中的人類始祖和救主，即伏羲氏。《左傳》在實際記録的到底是甚麽以及龍是如何涉及的方面是模糊的。但由於傳統紀事是按照事件發生的日、月、季節順序，因此史實的紀録通常以《春秋》命名。因而對龍和太陽季節性的觀測一定是占星官員的重要职責。
在龍吉祥的現身之後，很快便垂直騰躍至中天，直到夏至趨於平緩“飛龍在天”，其時它巨大的擴展到75°的身體横跨整個南部天空（圖三∶3）。到了八月中旬，隨着收獲季節的臨近，龍的角和頭部（處女座和天秤座）已經消失在西南地平綫下，整個星座處於再次沈入地下深淵的邊緣（圖三∶4）。這個季節要是整個龍星（包括角和頭）還懸浮在天空上“亢龍有悔”，就意味着陰曆月的計數和太陽年的季節不同步，需要通過添月校准。换句話説，如果龍星座按順序的位置變化，正確對應月數出現，就表示天與人處於和諧狀態：“群龍無首吉。”到此，將出現這個故事的結局，因爲我們已經走完了全部卦象的一個循環。正如《周易·彖傳》中所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時乘六龍以御天。”[6]
緊隨乾卦
（純粹的陽）的是坤卦
，是先前被忽略的後半年陰力量的標誌。坤緊隨乾，正如隨後而來的草木的衰敗、影子的拉長、黑夜時間的延伸，預示着冬天，這一陰氣最盛的季節的到來。因此坤卦的第一條爻辭指示這樣的季節：“初六：履霜，堅冰至。”事實上。古代任何一個農夫或星占官都懂得，即使在寒冷和黑暗的冬季，龍星也没有真正從天空中消失，就像陰气從來不會彻底消滅陽气一樣。由於太陽相對背後的星星每天移動1°，龍星座大約是75°長，這表明，龍星座不可能被太陽遮住長達半年之久。當龍星座八月中旬最後停留在西部的夜晚，太陽已到達角宿一（處女座α），處在地平綫以下（圖三∶4）。由於太陽一直向東推進通過角宿，而龍的身體幾乎跟地平綫平行，在每年的這個時候，它的整個長身體會迅速消失在地平綫以下。一個月左右的隱形後，太陽曆十月中旬角宿又一次從東方地平綫露頭，只是現在是在日出以前的黎明時分，而不是在傍晚（圖四）。在此之後，龍星幾乎是垂直上升，然後以同樣的方式飛躍整個天空，就像在春季和夏季的天空上一樣，只不過只用一半的時間。這個“淡季”的現象，在古代典籍中多有記載，表明龍星的姿勢和時間的對應是作爲整個一年的季節性指標，而不是僅僅在萬物生長的春夏季。[7]
參看《國語·周語中》提及陰龍姿勢的例子：
圖四 秋分之後陰龍的角出現在黎明前
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成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也。[8]
毫無疑問，該段落描述了在秋天太陽出現前，組成龍的星宿逐步出現的情況。在此之後，在冬至六周後春天將到來的最重要的新年星兆是“農祥（即房宿）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即營室—東壁），土乃脈發”。[9]這裏再次説明，這種情況正發生在冬末的黎明前，夏曆正月的定義就是太陽在營室宿初。這個時候陽氣正方興未艾。陰氣和寒冬勢必一起退去。此前，學者們都把所有對乾坤卦的關注集中在農耕的季節，而完全忽略了秋天和冬天陰龍星座的姿勢。在此以夏含夷的解説爲例：
龍星座可見的期間，它與中國農作物的生長季節配合得如此完美，龍的成長和作物的成熟同步……乾對生長季節是多麽重要，因爲它涉及萬物發生的春天，它們成長的夏季，和最終秋季的果實成熟……這種曆法的意義在坤卦變得明顯。
The period of visibility of the Dragon constellation coincides so perfectly withthe agricultural growing season in China that the progress of the dragon is equated with the maturation of the crops...“Qian”was important insofar as it relates to the growing season；the birth of things in the spring，their growth in the summer，and final maturity in the fall...This calendrical significance becomes explicit in“Kun”hexagram.[10]
顯然，龍星一年四季都能觀測到，不只是農作時期。在秋冬季，龍星並不消失。區别在於秋天和冬天只有黎明前才能觀測到。雖然坤卦的初六爻辭已經提及下霜，但是學者們一般想到坤卦應該與收成有關。可是霜降是秋季的結束，在二十四節氣中對應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五穀早就收成了，而土工的季節到來了，所以《夏令》説：“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我認爲坤卦初六到上六爻辭的時序勢必跟乾卦一樣，從早到晚。初六爻辭已經提及“履霜”，意味着冬天的小雪就到了。等到季秋、孟冬才開始收獲嫌晚兩個月！
現在終於清楚爲甚麽龍最後在坤卦上六爻辭中又出現，正如蔡墨吟誦的“上六：龍戰於野”。[11]因爲僅僅四個月後，陰氣就將顯示出衰竭的迹象，這句爻辭，似乎隱喻了優勢上的較量，然而是哪種優勢的較量呢？再次，答案就在龍星座的行爲上，因爲在每年的這個時候，其表現相當特别。上面我們看到，在秋季和冬季的幾個月裏，龍重現了它在春季和夏季的舞姿，雖然只用了一半的時間——那就是，它很快地跳上天空，直到露出全身，然後身體放平，向西飛越整個南部天空，漸漸没入西方的地平綫。於是，正好在農曆新年之前這個神奇的生物完成了一次非凡的壯舉。
現在回想一下龍星座的大小，它身長75°，從處女座的角宿一直延伸到天蠍座東邊的尾部。在二月沈入西方之後，它不是像在秋分前那樣，從天空完全消失幾個星期，而是它的龍角，角宿一（處女座α）將在黄昏時再現於東方地平綫上（圖五），同時另一個龍在同一天的西方天空仍然夜晚可見，直到日出（圖六）。由於龍星以不同的姿勢分别出現在黎明前和黄昏的天空，自然而然被認爲同時存在兩條龍：一陰一陽，在白天和黑夜的分界，彼此争奪統治主導權。這種現象解釋了爲甚麽坤（陰）卦的爻辭歸結爲戰鬥：“上六：龍戰於野。”它們的搏鬥，比喻春天的陽龍開始攪動土壤的同時，冬天的陰龍正沈入水淵，如同夜幕低垂的陰氣。《象傳》“龍戰於野，其道終”，可證明這一點，即一個週期完成了，新的一輪蓄勢待發。這種奇特的現象解釋了爲甚麽坤卦上六的爻辭還説“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黄”，還説明了爲甚麽巨龍總是成對賜予的：“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他們的搏鬥，象徵着從田野土壤（黄）上興起的陽氣正接替夜幕降臨（玄）將沈入深淵的陰氣。[12]
圖五 立春黎明前的陰龍在西方天際，正是陽龍的角於傍晚再現的同一天（參見圖六）（Starry Night Pro 6.4.3）
圖六 陽龍在立春日落時分再次出現在東方地平綫上，準備開始下一輪循環（Starry Night Pro 6.4.3）
上面我提到，似乎蔡墨知道更多關於消失了的龍的傳説：“人實不知，非龍實知。”作爲一個占星家和占卜師，他的職業是解讀星宿的模式。現在回想一下蔡墨對《周易》卦爻辭意義的評論：“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在這裏似乎是反駁對龍的存在的懷疑，蔡墨展示了他對龍星座行爲模式的詳細知識：“（朝夕見）如果龍不是在早上和晚上被看到。”雖然可以理解爲俗語，但不排除作者的隱含意思，應該按照字面上看。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公元前2100年在陶寺（比在浙江堯山和豫東濮陽還早2 000多年）古人已經定期觀測東方地平綫上的日出，毫無疑問，他們還觀察到了龍星座季節性的出現。[13]一個强有力的證據是，至少早在商代，求雨儀式中已經有龍的崇拜出現。[14]
很明顯，將近兩千年以後的著名星占家蔡墨非常瞭解一年四季黎明前和黄昏後龍星出現指示季節的功能。與此相比，同時代對神話中的龍（這裏指符號化的動物，而不是星座）千變萬化的性質的討論，從《管子》中可以看到：
伏暗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乾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函】於天（下）【地】，欲尚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千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15]
到了戰國時代，龍已經從蔡墨時代少數人理解的曆法科學的重要特點，過渡爲後來更廣爲人知的神話宇宙觀的範疇。事實上，《管子》甚至否認龍（這個生物）的季節性！到《管子》編定時期，蔡墨的天文曆法科學逐漸走向觀測的反面，演變成圖解和數學形式。著名的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漆箱就是在這個轉變時期的代表文物。此後不久，在秦漢時期，龍不可避免地開始與皇帝的至高權威和魅力聯繫起來，如《淮南子》所言：“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從此，龍成爲天空的神和中央宇宙學概念（圖七），除了在貼近自然的普通百姓之中，它失去了作爲一個指示季節的星群的意義。
圖七 山西省博物館的瓶角龍觥
三、中國龍的自然起源
於是會有人問，關於龍星座的天文功能的認識最早可能到甚麽年代？雖然在中國早期青銅時代的藝術中多種龍的圖案幾乎無處不在，而他們顯示的抽象的龍不傾向於這個標誌符號的自然起源的猜測。一些藝術史學家認爲抽象的龍的圖案完全是幻想出來的，是純粹的人類的想象力的結果。少數學者聯繫到瀕臨滅絶的長江鰐魚（Alligator sinensis）。事實上，在中國北方，龍的圖案在公元前二千紀初期便相當普遍，那時的氣候相比現在温暖且潮濕。豐富的商代卜辭和考古證據表明，鰐魚，連同亞洲象、犀牛和許多其他亞熱帶植物及動物在中國北方，特别是在東部的濕地和沼澤地區常見。考古發掘的大汶口新石器時代的墓葬中拋光的鰐魚鱗片，還有陶寺的鰐魚陶鼓（裏面還發現鰐魚骨頭），證明了這種生物確曾存在於黄河流域，同時也很清楚地表示龍在儀式中的重要性。縱觀中國歷史，擊鼓是求龍神降雨的儀式的基本特徵，可能是用來模擬鰐魚交配時的吼叫聲。後期新石器時代二里頭遺址發現的最引人注目的文物之一是用青銅製成的龍形棒，鑲嵌着精美的緑松石。因此，有相當多的間接證據表明，對於青銅時代早期的中國人而言，龍在他們膜拜的强大神靈中位於很高的地位。中國鰐魚的習性，可以解釋其原因。如今，這個中國的爬行類動物被稱爲揚子鰐，因爲它幾乎完全生活在長江或接近長江。它們喜愛沼澤地，這説明了爲甚麽在過去三千年間，隨着北方乾旱的增加，它們逐步向南方遷移。它們的一個值得注意的行爲特點是，在冬季，它們在地下洞穴中冬眠取暖，在温暖的春季白天出來吼叫、覓食。與此相對應，在夏季，它們夜出晝伏。從三月至十月，它們存儲了足够的熱量，足以使它們安全地度過冬眠期。於是這種時而隱蔽時而來勢洶洶的季節性行爲，完美地模擬了龍星座在夜間的出現並密切對應於新石器時代的農民的季節性勞作。這幾乎不可能是巧合。
四、非凡的龍
另一個奇特的青銅器的發現顯然提供了鰐魚和龍星體之間有關聯的令人信服的證據。在山西省西北部出土的一些文物代表了北方風格，之所以這樣説，因爲它們表現出受多種不同風格的影響，明顯不同於中原風格。許多文物都具有混合特徵，反映了這一地區的文化相互影響的特點，在那裏“北方人在青銅器的製造和使用中融入了自己的文化”，曾“多次發現青銅器，其紋飾、形狀如此特别，它們一定是本地的産品”。[16]其中有一個古怪的獸形倒酒器——觥，形如假想的“瓶形角”龍（圖七），[17]蓋子上面有一個突出的旋鈕作爲把手。該銅器造型奇特，側面是已知僅見的同時並列了一個逼真的短吻鰐圖案和一個典型的標誌性瓶形角龍，後者在中原地區的晚商青銅器中很常見（圖八∶1）。發現器物的地方在陶寺以北的石樓，距離陶寺不到50公里。銅器上並列描繪了自然中和想象中的兩種生物——鰐魚和龍，明顯表明了它們之間的緊密聯繫。在銅器的兩側描繪的是菱形背鱗的龍，蓋子上也是，只是現在它們的尾巴卷曲在一起（圖八∶2），而銅器主體形成了更大的龍。圍繞瓶角龍和短吻鰐兩邊的是其他各種有鱗片的或蛇形的生物，説明它們和此標誌性生物屬於同類。在這方面，該器物的圖像與後來認爲龍是爬行動物或鱗片族類的首領的傳統完全吻合。
圖八 青銅器兩邊（左）和頂部（右）的拓片
然而，這個器物的最奇特的地方是不對稱的蓋子設計，七個所謂的螺形紋被安排在大龍的周圍。其中三個跨越龍的中間部分，最大的在龙的後背上，形成突出的提鈕，而其他四個分别沿龍身安置在龍頸部到提鈕的兩邊。此外，龍頭上兩個瓶狀的龍角也有圓形的螺紋。任何人如果熟悉商周青銅器，立即會被這些螺紋圈的不對稱和大小不同的設計所吸引，這是奇特和罕見的，因爲青銅器的規範往往是嚴格的雙側對稱。雖然作爲裝飾圖案的螺紋在晚商的青銅器上普遍出現，但是它們以這樣的風尚造型和標誌性龍一起出現，需要一個説法。它們隱含着甚麽特殊的意義嗎？
我認爲答案是非常肯定的。讓我們看下圖九中龍星座的形狀。我們將看到由兩個星宿組成的巨龍的腹部，房宿（天蠍座π，ρ，δ，β），心宿（天蠍座σ，α，τ），分别由四顆和三顆星組成。心宿中間突出的星是明亮的天蠍α，因爲其沈悶的橙紅色，謂之大火星。[18]大火星最先出现在甲骨文中，無論是作爲龍星座的象徵性的心還是它自己本身，在整個三代時期都扮演預兆季節的非常重要的角色：“火見而清風戒寒。”在房宿和龍的兩只角角宿（處女座α，ζ）之間，有兩個有些不顯眼的星：亢宿和氐宿。與房和心比起來，既不特别明亮也不引人注目。現在和圖一〇的西漢畫像石對照一下，那上面也有房、心、尾三宿，心宿同樣跨越龍的腹部。任何肉眼觀測者都能够明顯看出，房和心的亮度差别較大，大火星尤其突出是因爲其獨特的顔色。因此我認爲，我們對龍形器物上“星圖”所描繪的大小不等的螺紋有了解釋——它們實際上是爲了表明恒星在視覺上的區别，由於大火星的亮度和在製定曆法上的重要性，便刻畫得尤其突出。
圖九 龍星體的中間部分和尾部
圖一〇 西漢畫像石的天體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80年），49頁，圖片47
結 論
如果上面的解釋不誤，此奇特的來自北方相互滲透的混合文化區域的青銅器，是在所有出土物中對我們的龍星座和個别星星最早的描繪。龍這種想像的事物源於對鰐魚季節性活動和星座季節性姿勢變遷相吻合的發現。這並不是説，人們應該認同自然主義的解釋，即自然環境中常出没的鰐魚被神化或智慧化，上升到一個宇宙天空中神聖的位置。事實上在當時，大自然並没有和人類社會分離。相反，從這個例子我們看到了，“自然界，社會，神話和技術”是全面生動地交織在一起的，成爲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早期的思想特徵。[19]此器物提供了迄今爲止最好的證據，證明了以下三點：
1.在商代晚期，龍已經被放置到天空上。
2.其最初靈感來自鰐魚。
3.存在着一個服務於統治者的巫師暨星占官，即蔡墨的前任，負責維護曆法和管理有關祭祀儀式的時間，如《國語》所説“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也”。這件從司祭星占家們的墳墓中出土的神器，充分地展現了他們深奥的知識。這正是蔡墨所謂的“智慧”（德）。它的消逝，讓後代的占星家蔡墨無比感嘆和緬懷馴龍時代的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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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Hay，J.，“Persistent Dragon，”The Power of Culture: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Ed.By Petersen，W.J.，Plaks，A.，Yu，Y.，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19-149.
[2]Hay，J.，“Persistent Dragon，”The Power of Culture: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Ed.By Petersen，W.J.，Plaks，A.，Yu，Y.，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19-149.
[3]Barber，E.W.，Barber，P.T.，When they Severed Earth from Sky:How the Human Mind Shapes Myt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2004，pp.231-244.
[4]即使到今天，還可見到在民俗中的表現，在每年早春的“龍頭節”，有“二月二（農曆）龍抬頭”的説法。在當天要吃“龍鱗餅”和“龍鬚麵”，並伴隨其他活動以吸引龍送來暖和的春風和及時的降雨。參見陳久金：《周易乾卦六龍與季節的關係》，《自然科學史研究》1987年第3期，頁208。
[5]杜預説這個儀式是在夏至的前一個月舉行，那就是在春分後（圖三∶2）。《論語·先進》提到這個儀式還包括祭祀舞蹈。
[6]卦的三九的爻辭被認爲意味着結果的不確定，所以他們的解釋强調了謹慎和時機性（勢）——知道何時可以采取行動何時必須隱忍的情況。第六或最上邊的卦綫尤其微妙，因爲它完成了整個卦，所以不難領會將龍的不合季節出現的不當行爲，與一個氣宇軒昂、雄心勃勃的男子的傲慢無禮相比。有些最古老的評論也將這條爻辭解釋爲暗指賢能的統治者應該從容鎮定、仁慈公正，見《説苑·至公》。參見楊樹達：《周易古義》，臺北：河洛圖書公司1974年版，頁20。當然，六條爻辭是指六條龍。陳久金説：“將《乾卦》中的六龍釋爲蒼龍，在當前易學界幾乎已作爲定論加以引用。”參見氏著《周易乾卦六龍與季節的關係》，《自然科學史研究》1987年第3期，頁207。
[7]聞一多、高亨、高文策、Kunst，和夏含夷似乎都在某種程度上覺察了組成龍的房宿季節性出現的時間和位置的矛盾，但從未提出統一的解釋。這些學者的説法請見參考文獻。
[8]《國語》（四部備要版），臺北：中華書局1975年版，頁2.9a。
[9]《國語》（四部備要版），臺北：中華書局1975年版，頁2.9b。
[10]Shaughnessy，E.L.（夏含夷），“The composition of‘qian’and‘kun’hexagrams”，Before Confucius: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7，pp.203-205.夏含夷的討論也經不起推敲，因爲他所有的描繪龍星座姿勢的圖（圖7.1—7.7）都是反的。
[11]這裏，或許有《説文解字》中暗示的原始的多重性格：“可爲昏暗的晦澀，或明亮的昭彰……”和他們不同的血色——玄色（陰）和黄色（陽）。在馬王堆墓葬中的陰龍和陽龍的圖像爲紅色和淡黄色（公元前2世紀），參見Wang，Eugene Y.，“Ascend to Heaven or Stay in the Tomb，”Mort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Ed by A.Oberding，P.J.Ivanho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11，pp.53、57.
[12]蔡墨截斷了坤卦上六爻辭，文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黄。”聞一多解釋玄黄爲“黑色和黄色”是錯誤的。玄是暗紅色，接近黑色，是凝固的血的顔色。參見聞一多《周易義證類纂》，《聞一多全集》第10册，長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頁229—230。
[13]Pankenier，D.W.，“The Xiangfen，Taosi site：A Chinese Neolithic‘Observatory’？Astronomy and Cosmology in Folk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Heritage，”Archaeologia Baltica 10，2008，pp.141-148.Pankenier，D.W.，Astrology and Cosmology in Early China:Conforming Earth to Heave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中）
[14]Qiu，X.裘錫圭，“On the Burning of Human Victims and the Fashioning of Clay Dragons to Seek Rain as Seen in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Early Chinavol.9-10，1983-85，pp.9-10.
[15]《管子·水地》。參見Hay，J.，“Persistent Dragon，”The Power of Culture: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Ed.By Petersen，W.J.，Plaks，A.，Yu，Y.，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4，p.132.
[16]Bagley，R.，“Shang Archaeolog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Ed.By Loewe，M.，Shaughnessy，E.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25-226.
[17]謝青山、楊紹舜：《山西吕梁縣石樓鎮又發現青銅器》，《文物》1960年第7期，頁51。馮時：《中國早期星象圖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第9卷第2期，1990年，頁114。Shanxi Provincial Museum，http://www.art-and-archaeology.com/china/taiyuan/museum/pm05.html.
[18]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418。馮時在其《中國早期星象圖研究》一文中最先提到蓋子把手上的窩紋或許代表火星。
[19]Tambiah，Stanley J.，Magic，Science，Religion and the scope of ration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1990，p.106.席文指出：“近代以前，中國並不需要一個字，這意味着‘自然’（即物理或物質宇宙）。”參見Lloyd，Geoffrey E.R.and Sivin，Nathan（席文），The Way and the Word:science and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and Gree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2002，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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