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医生职业化进程的推进，药品问题日受重视。“第一波”引起的“蝴蝶效应”促使医生通过全国性的行动来保护整个医学界的利益，“美国医学会”最终成为了医生职业化的理想“工具”。而这一时期的掺假药品进口和专利药品问题恰为美国医学会积极地介入公共事务，影响立法者提供了良机。
各种次群体……在社会组织和分层领域，它又不仅表现为……组织结构的产生，而且还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依据权力、声望、财富愈来愈意识到彼此的地位，开始按照较相同的价值与标准来衡量自己和其他群体。
——艾森斯塔德
药品问题受到医学界的关注始于18世纪北美殖民地时期，无论是欧洲的“舶来品”，还是殖民地制造的药品，多是被冠以“专利药品”（patent medicine）之名行销于市的秘方药（nostrums）。它们对公众健康构成直接或潜在的威胁，同时对开业医生的行医构成挑战。随着医生职业化进程的推进，药品问题日受重视。医学界间或地对此提出质疑，然而，这种批评多表现为单打独斗、曲高和寡，没有能够遏阻专利药品集团和非正规医生（irregular physician）的扩张，不仅“正规医生”难以确立在医学界的正统地位和“文化权威”（cultural authority），而且医学界的经济利益也因此严重受损。结果，无论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还是出于对公共福利的关注，“正规医生”的联合都势在必行。
事实上，殖民地草创以来，州医学会、医学院和州执照法逐步成为医生实现聚集，进而成为保护和谋求其职业利益的表达方式，是为美国医生职业化的“第一波”。“第一波”引起的“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促使医生通过全国性的行动来保护整个医学界的利益，“美国医学会”最终成为了医生职业化的理想“工具”。它的创建为保护和拓展医学界的权利和特权奠定了组织基础。而这一时期的掺假药品进口和专利药品问题恰为美国医学会积极地介入公共事务，影响立法者提供了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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