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学会的游说活动虽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它积极介入公共卫生事务的信心。“无论是从商业的观点看，还是出于保护个人、保护合法工业以及州际和对外贸易的考虑，或是某些方面出于公共卫生的立场，一部全国性的药品和食品法都是极为必需的。”[14]与此同时，美国医学会进一步认识到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开始由反对“医学政客”（medical politician）转向鼓励真正的“医学政治家”（medical statesman）的出现，要求把他们置于能发挥其能力的地方，以便最大可能地服务于医学，并真心和真诚地支持他们。[15]
1897年5月20日，《美国医学会杂志》主编约翰·汉密尔顿（John Hamilton）在伊利诺伊州医学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倡言，医学界应积极地介入政治，倡导“医学立法”，因为这不仅仅代表医生的利益，而且还代表公众的利益。“我们在立法机构没有确切地被代表，或者说在整个社会拥有基本的医学知识之前，我们从未期望出现正确的医学立法。而两者相比较，后者在我们今天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仅有前者是可行的。”[16]换言之，汉密尔顿把医学立法的通过寄望于医学界自身的努力，而非公众意识一蹴而就的强化。1901年6月，查尔斯·里德（Charles A.L.Reed，1856—1928）主席在就职演说中也同样呼吁，“每位医生都应该成为积极发挥作用的政治家”。[17]可以说，美国医学会的领导层已经逐步达成共识，医生介入政治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其后，类似的议案虽不断被提交众议院和参议院，但都难逃厄运。1897年12月18日，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马里奥特·布罗索斯（Marriott Brosius）参议员提出的一项类似议案（H.R.5441），虽在众议院得到部分的支持，但参议院对此未予以考虑，1898年、1899年和1900年，类似议案也多次被提出，然均遭遇失败。[18]其间，美国医学会对于纯净食品和药品议案虽不乏直接与间接的支持，[19]但终因美国医学会政治影响力过于微弱，以及内部的分歧，难以左右议案的颁行。世纪之交，美国医学会的领导层日渐意识到，实现内部的团结、力量的壮大与权势网络的拓展，是增加业界利益和击败国会保守派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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