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学会积极地同国内税收局合作之时，还一直努力减少医学界所要交纳的麻醉品税，以维护医学界的经济利益。
尽管美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受益国，然而，为了备战和战后经济的恢复，财政部还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1918年，国内税收局出于战时增加税收的需要，提议把医生根据《哈里森法》每年需要交纳1美元的注册税增加到3美元，1919年2月24日，《税收法》获得批准。税收的增加令医学界颇为不满，纷纷致信《美国医学会杂志》抱怨，甚至向美国医学会呼吁，即便它不是政治组织，也应在下届年会召开之时向国会动议不再向医生强制征税。4月12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出了5封来信，向医生们详细解释了税收增加的法定程序，其中暗示医生应遵照新的规定。[100]
然而，战争结束3年来，国内税收局一直维系每年3美元的税额而没有做出调整。1921年5月，美国医学会卫生和公共教育委员会开始努力敦促国会通过议案来降低税收。
作为重组美国医学会医学立法和立法活动机器的主要活动之一，1922年春，美国医学会理事会同意组建合法药品与立法局（The Bureau of Legal Medicineand Legislation）。[101]随后，它通过同美国医学会特别会员、约翰·金德里德（John J.Kindred）众议员合作，推动国会通过一项议案来减少强加给医生和相关职业群体的税收，令其回到原来的名义上的每年1美元。合法药品与立法局认为，没有理由对医生征收比律师、建筑师以及其他职业群体更高的职业税。而且，1918年《税收法案》在战时做出修正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战争已经结束4年了。尽管国内税收局征税对于执法是必要的，但对开业医生而言却是不公正的。合法药品与立法局还算了一笔账，据1922年财政年度统计，国内税收局征税达1 269 039美元，而执法所需要的费用仅为658728.77美元，因此，《哈里森法》征收的税已经超过了执法所需要的费用。1922年，美国单从《哈里森法》获得的麻醉品税收而不包括海关征收的麻醉品税，已经有50万美元的净利润。因此，合法药品与立法局指出，国内税收局没有任何理由和根据继续每年向医生征收3美元的税，修正《哈里森法》是公正之举。
表4-1 《哈里森法》征收的税和执法所需费用的比较
注：医生包括内科医生、牙医、兽医、外科医生和其他开业者。
资料来源：W.C.Woodward，“The Physician's Claims under the Federal Tax Reductions Plan：A Program for the Medical Profession，”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Bulletin，Vol.20，No.6（June，1925），p.150.
1923年2月17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的社论呼吁，一定程度上，税收已经超过了联邦政府对医生征收的分发麻醉品的最低费用，它是一种职业税，不加区别地用于医学界和其同盟群体是不公正的。美国的医生们盼望停止征税，或者至少把税收减少到原来法案中的名义上的每年1美元。如果这一届国会不能通过，那么就下一届通过。[102]
遗憾的是，合法药品与立法局游说修正1918年《税收法》的行动并没有取得成功，随后它转而积极地推动1924年《税收法》的颁行。然而，美国医学会同样没有获得希望的减税。相反，财政部还要求国会每年增加50万美元拨款，用于执行《哈里森法》，目的是用完通过《哈里森法》征收的麻醉品税。国会批准了财政部的建议。但是，美国医学会认为，这种税收战显然是矛盾的，因为政府仅向医学界征收职业税，而没有向其他业界征收类似的税。[103]
1924年6月10日，合法药品与立法局向美国医学会代表大会汇报时指出，非常遗憾没有成功把《哈里森法》强加给医生的税收从战时水平降到和平时期的水平，之所以征收这么高的麻醉品税，在政府看来，麻醉品税实际是一种向医学界征收的职业税，它的很大一部分要用于打击黑社会的非法活动以维护国家安全。但他们表示会继续努力来为医学界争取纳税上的公正。[104]
与此同时，合法药品与立法局积极动员地方和州医学会来推动政府采取行动减少医生税收负担。1925年4月29日，马里兰州医学和外科医生第19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减少税收以减轻医生的负担。决议指出，根据《哈里森法》征收的战时税是不公正的，应减少到原来的每年1美元。5月25日，来自马里兰州的查尔斯·奥多诺万（Charles O'Donovan）医生向立法与公共关系委员会提出了这一决议，[105]委员会考虑之后，采纳了奥多诺万的建议，并提交麻醉品现状委员会以研究麻醉品立法。[106]
同一天，来自俄亥俄州的泰特（M.A.Tate）医生也向美国医学会代表大会提出一项决议，“要求代表大会敦促美国总统、财政部长、国内税收局专员和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采取行动，减少强加给医学界的不公正的税收负担”。并提交杂务仲裁委员会研究和讨论。[107]
作为回应，合法药品与立法局主任伍德沃德表示，国会的委员会正在研究美国医学会提出的减税请求，同时州医学会一直在敦促美国总统、财政部长、国内税收局专员和国会的委员会采取行动。他还称，如果国会委员会的建议未能成功，唯一的方式是直接提交国会大会来讨论。[108]
当一项议案被提交至国会来修正1924年税收法案，事情开始变得明朗。合法药品与立法局立即采取行动列出州医学会和其他利益集团在减少麻醉品税运动中的支持选民，要求写入新的法案的语言应具体到批准降低医生的个人所得税、参加医学会议的差旅费和研究生研究的税费。5月，伍德沃德起草完成了《联邦减税计划之下医生的要求》，该要求具体阐明了医生减少麻醉品税、差旅费税收、研究生研究税收的原因和相关细节，希望医学界能够利用这些相关细节向所在区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及其他与这些事务相关的官员发出医学界的不满之声。[109]
9月16日，美国医学会理事会又起草了一封长信，分别呈递给财政部长、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该信由美国医学会理事会主席爱德华·黑克尔（Edward B.Heckel）、理事会秘书沃尔什（J.H.Walsh）和美国医学会秘书奥林·韦斯特（Olin West）联合签署，敦促政府采取行动以修正1924年《税收法》第705款，把麻醉品税收恢复到战前1美元。[110]
10月19日至11月3日，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税法修正案举行听证会，合法药品与立法局派出伍德沃德主任和执行秘书、理事会理事查尔斯·理查森（Charles W.Richardson）出席。11月3日，理查森代表州医学会及其下属的县医学会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会议代表在听证会上作证，敦促委员会通过议案把麻醉品税减少到战前的每年1美元。同时，向听证会提交了美国医学会理事会的敦促信。随后伍德沃德作为证人发言时再次敦促国会修正税法，并向听证会提交了来自俄勒冈州医学会的电报和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县医学会的决议。[111]而且，合法药品与立法局在准备提交的报告之时，预见到参议院也将同意。据合法药品与立法局的保守估计，《哈里森法》麻醉品税的减少将每年为医生节约至少15万美元。[112]
美国医学会的多方努力最终取得了期望的战果。1926年《税收法》把医生根据《哈里森法》需要支付的税从每年的3美元减少到1美元。单这一项减税行动就可以让医学界每年少交纳20万美元。[113]
1936年6月22日，第74届国会第2次会议又通过修正案，把原来规定的大学、学院、学校和实验室在研究时使用麻醉品需要每年交纳的24美元减少到1美元。7月1日，修正案正式生效。[114]
合法药品与立法局的一系列运作和活动，与麻醉品现状委员会积极推动医学界同财政部、国内税收局的积极合作相辅相成，医学界也通过同政界在麻醉品管制问题上的合作寻求到了自身的经济利益。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1954年8月1日，合法药品与立法局的职能发生转变，美国医学会理事会把其转到一个新设立的法律部。它成立32年以来，一直努力保持其在合法药品领域的领导地位，它积极地同医生和其下属社团以及对改进合法药品项目有兴趣的其他组织开展合作，同时在美国医学会代表大会的指导下，同医学立法问题委员会（Committee on Medicolegal Problems）密切合作，保护和捍卫医学界的经济利益和职业权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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