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品成瘾是医学界和社会最具争议的问题。赫斯特出版集团（Hearst Press）甚至呼吁医学界“驱逐毒品医生”。[74]实际上，多年以来，医生一直处于这样的尴尬境地，他们既是救死扶伤的专业人士，又是麻醉品成瘾的制造者，甚至许多医生本人就是成瘾者。这样的状况必然影响医生职业权威的确立。有鉴于此，美国医学会同美国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医学科学处的毒品成瘾委员会、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的精神卫生处（Division of Mental Hygiene）及社会卫生局（Bureau of Social Hygiene，Inc.）合作，这些机构准备携手编辑出版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完成之后，首先被提交美国医学会药物和化学委员会，经过严格的筛选和修正之后，刊发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然后出版成册，以指导医生把麻醉品的开列限制在必要之需。美国医学会的倡议得到了各方积极响应，同时还获得了国家研究委员会和社会卫生局的经费支持。
1931年3月14日，《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主编莫里斯·菲什拜因（Morris Fishbein）为系列文章撰写的引言以专文的形式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他开篇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医生不得不面临这样的指责：医生长期开列不必要的麻醉品，开列含有麻醉品的专卖药品，而没有使用可替代药品，甚至有意为成瘾者开列麻醉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医生必须为某些毒品成瘾负责，尽管《哈里森法》的强力执行会减少麻醉品成瘾。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的特雷德韦（W.L.Treadway）断言，麻醉品成瘾的首要因素是易于接近毒品。但菲什拜因认为，管制毒品成瘾主要的困难之一就是缺少关于成瘾者的确切数量、成瘾的原因及其改进方法。[75]
随后围绕如何把麻醉品使用降到最少这一主旨，1931年第96卷《美国医学会杂志》以专文的形式相继刊出14篇文章，每篇文章的作者都是该学科或者实践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同时每篇文章都在脚注中注明是多家机构合作的结果，代表业界的观点，从而可以指导医生的行医实践。
埃利奥特·卡特勒（Elliott C.Cutler）和约翰·霍洛威（John W.Holloway）指出，通常而言，外科手术最需要麻醉品，没有麻醉品就没有外科手术，当然也不会有麻醉。甚至如果没有依赖性的麻醉品——可卡因、鸦片和其衍生物——医学界会感到非常不便。正因如此，如何能避免在外科手术中没有节制地使用麻醉品，对于减少因医学治疗引起的成瘾就显得非常重要。他们分别探讨了在外科手术前、手术后和不能治愈的病症中如何尽量把合法使用麻醉品降至最少。[76]
弗里德里克·泰斯（Frederick Tice）通过各种具体的病例来探讨使用鸦片和古柯叶及其衍生物和制剂时应注意的问题。[77]约瑟夫·德利（Joseph B.Delee）则指出，自古以来麻醉品就常被用于缓解分娩时的疼痛，而最近则越来越多地用于孕前和产后各种并发症。他分析了在产科和妇科中以及在治疗一些特别的妇产科疾病之时如何使用麻醉品。[78]
霍雷肖·伍德（Horatio C.Wood）的文章研究了医疗用麻醉品，他指出对于鸦片或可卡因及其衍生物需要记住以下三点：一是它们是有价值的治疗药物，把它们从药品中清除出去，会给遭受苦难的人制造出不合理的困难；二是它们的依赖性使用对社会福祉而言是真正的威胁，需要使用各种武器同其战斗；三是因诊断不当而把这些物质作为制剂来使用，会致使许多病例中的患者成瘾。基于这些知识，有良知的医生在需要使用之时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在不需要使用之时则避免使用之，以此作为减少危害的措施之一。[79]同时，研究者还注意到，在给神智清醒的患者进行手术之时，为了不给患者带来精神或肉体的不舒适，需要在使用镇静剂、止痛剂和麻醉剂三者之间找到平衡。使用这些药物时需要确切地知道它们的危害。热扎·塔卡兹（Géza de Takáts）就探讨了如何在局部麻醉中使用麻醉品，从而把对患者的危害降至最小。[80]
罗伯特·索南夏（Robert Sonnenschein）则以扁桃体切除术为例阐明在耳鼻喉学中如何使用诸如吗啡硫酸盐和阿托品来替代吗啡进行麻醉，以减少麻醉品的使用。[81]罗伯特·哈彻（Robert A.Hatcher）则试图探讨治疗咳嗽的新方法，从而减少麻醉品的使用。[82]而对于治疗胃肠道疾病，哈彻以最经常使用麻醉品的腹泻为例探讨如何尽量少使用麻醉品。[83]
与前述的文章不同，理查森（R.B.Richardson）和韦森博格（T.H.Weisenburg）的文章则把精神疗法作为麻醉品的一种替代品，用于治疗诸如疼痛、精神紊乱等疾病，如果治疗病症之时是根据个性特征而不是就身体机能，他相信开列的麻醉品会大为减少。[84]同样，伯纳德·范特斯（Bernard Fantus）则对麻醉品治疗疾病的作用提出质疑。仅有当疾病不太可能治愈之时，与不可缓解的痛苦相比，麻醉品成瘾才是两害相权较轻者。在任何病例当中，许多关于可获取的麻醉品中，应允许选择危害最小的一种，对于减轻患者的痛苦最有效的一种，鸦片应是最后的选择。[85]
伍德沃德作为立法顾问从麻醉品法的角度阐明了医生使用鸦片、古柯叶及其衍生物和制剂时，应注意的相关问题，敦促医生遵照立法减少麻醉品的使用。[86]亚瑟·克兰普（Arthur J.Cramp）则批评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和1914年《哈里森法》中的所谓“例外条款”致使联邦政府没能严格管制含有麻醉品的专利药品的制造和出售，这些专利药品显然与麻醉品问题脱不了干系。[87]
表5-1 《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的“麻醉品必要之需”系列专文
美国医学会化学实验室的化学家的乔治·柯林斯（George W.Collins）和实验室主任的保罗·利奇（Paul N.Leech）的文章则探讨了新兴的毒品——巴比妥及其衍生物的影响。[88]
是年，美国医学会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出版。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章几乎涉及了医学实践的方方面面，其目的是向医学界表明，医生需要配制的鸦片和可卡因衍生物相对是比较少的，实际上可以获取许多其他的替代物。医生必须努力在绝对需要的情况下才开列麻醉品。[89]这被《科学简报》视为“美国有组织的医学界发起的把麻醉品的使用限制在合法医学之需的运动”。这一运动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是减少毒品成瘾，二是预先合法地阻止个体医生使用麻醉药品。[90]
到1939年，仅有5%的成瘾是因为医用麻醉品使用不当造成的，联邦麻醉品局把这种情况的改善归功于美国医学会出版并向医学界分发《麻醉品必要之需》一书和在医学院的积极宣传教育。而美国医学会则视联邦麻醉品局的执法是开明而富有成效的。诚然，美国医学会宣称，医学界报以无限制的和全面的合作，是源于医学界希望联邦麻醉品能打击犯罪行为而不是过多干涉麻醉品的合法开列。[91]
1942年5月23日，“麻醉品必要之需”系列文章经过修订、重排和缩编，重新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出。编者按指出，“现在麻醉品的供应源大部分已经被关闭，麻醉品在行医实践中的使用必须被限制在绝对需要的情况之下。1931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出了题为《麻醉品必要之需》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已经编辑成书出版。这些材料现在再版——经过修正、重排和缩编，目的是为了指导医生努力把麻醉品使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92]安斯林格局长对此颇为赞赏，他指出，“如果所有的医生都能接受并自觉遵守这些建议，医生不正常开列和分发麻醉药品的数量将减到最少。”[93]这一时期，美国医学会同联邦麻醉品局在医用麻醉品的管理上享受着近乎“蜜月般”的快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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