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如何形成

文言，像其他事物一样，长成或制成以后要具备某些条件，不这样就是没有定形。文言长成，定形，主要靠三个条件：一是有相当严格的统一的词汇句法系统，二是这系统基本上不随时间的移动而变化，三是这系统基本上不随地域的不同而变化。

关于词汇句法系统，前面已经概括说过，这是一套几乎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表达习惯。表示某种意思，用什么词，组成什么样的句式，虽然容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这有如京剧旦角的服装，可以穿青衣，也可以穿红挂绿，却绝不许穿生角、净角的长袍。灵活性只能是系统之内的灵活性，或说是旧有的几种表达习惯之中选择一种表达习惯的灵活性。这系统或习惯，即使从形式和要点方面介绍个梗概，也非专书不可，这里从略。

定形，我们可以比喻为固体；不定形，我们可以比喻为液体。液体，注入方器成方形，注入圆器成圆形；固体就不然，换个地方还是那样。前面我们曾说《史记》引《尚书》改字的情况，这是随时间移动而变，也就是表示在《尚书》时期，文言还没有定形。到春秋战国之际就不然，《史记》引《论语》几乎都是照抄。这大量地见于《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如见于《孔子世家》的：

（1）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2）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见于《仲尼弟子列传》的：

（3）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4）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熟悉“四书”的人一见就会觉得面熟，这是因为在两个时代穿的是同一套服装。《论语》之外，《史记》照抄《左传》《战国策》等的地方更多，理由一样，是时代变了而那一套词汇句法系统没有变。汉以后，情况仍是这样，如大家都熟悉的范仲淹《岳阳楼记》，末尾说“微斯人，吾谁与归”，显然同《论语·宪问》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用的是相似的模式。晚到清朝还是这样，郑板桥写家书，想到书生有了田，大为感奋，说“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这同杨恽《报孙会宗书》的“长为农夫以没世矣”用的是相同的模式。这种种情况都可以证明，文言定形，成为系统，它就可以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地域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可以着重说战国两汉这一段。那时期说“中国”，等于后来说中原一带，是汉民族活动的地区。汉民族自然是用汉语；其外是四夷如犬戎、匈奴等，自然要用各自的语言。专就汉语说，不同的地区，以今度古，一定有或大或小的差别。不管差别大小，如果其中一个，因为有地广、人多、政治强、经济富、文化高等优越性，就会产生通用语（古人称为“常语”“通语”或“凡语”）和方言的差别。这种差别，古文献中有明显的反映。举一点点例。《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注，雅言是“正言”；郑注说得具体些，是“正言其音”。我们可以推断，所谓雅言是用通用的语音读，不用曲阜的家乡话读，等于现在苏州人之用普通话教语文。《孟子》说楚大夫之子想学齐语，前面已经提到，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断，这是因为齐国属于“中国”，楚国是“南蛮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发音不雅正，所以要“弃其学而学焉”。楚国远在“中国”之南，说话用楚方言，《楚辞》（难免经过通用语修润）中还留有不少痕迹（可参看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此外，这种语言差异的情况还大量地保留在字书里。如《尔雅》开头，《释诂》说：“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郭璞注：“……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又：“迄、臻、极、到、赴、来、吊、艐、格、戾、怀、摧、詹，至也。”郭璞注：“……詹、摧皆楚语方言云。”传说扬雄也重视这种情况，著《方言》，记录各地语言的差异，如开头两条说：“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虔、儇，慧也。秦谓之谩，晋谓之，宋楚之间谓之倢，楚或谓之，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这些文献资料都表明，古代的口语是“多”。可是文言的系统是“一”，至少是大同小异的“一”。这“一”的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以通用语为主体，吸收一部分方言，放弃一部分方言，以筑成书面语言的城池，就是现在所谓“文言”。这文言，骨子里不免是四世同堂，不免是五方杂处，可是既然成为一体，我们就不大能看出它有什么不调和、不稳定之处。事实也正是这样。比如《诗经》的《风》是按地域分类的，齐处东偏，秦处西偏，而表现在文字上却像是出自一家。其后，汉朝也是这样，司马相如是四川人，班固是陕西人，写起赋来，用的是一个调调。再往后说，王士禛是山东人，朱彝尊是浙江人，口语一定相差很多，可是写文章，作诗词，用的也是一个调调。文言这个系统就是这样，它定了形，就可以不随地域的不同而变化。

文言由不定形而趋向定形是个历程，这历程是书面语逐渐离开口语的历程。顺着历程前行要有推动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因素”。

最根本或最强有力的因素是“汉字”。前面说过，文字是用形状表示声音，语言是用声音表示意义。以现代汉语为例，“再见”两个字是直接表示声音zà jiàn，间接表示向人告别的意义。不过文字和声音的关系，各种文字不尽一样。例如英语是拼音的，文字和声音的关系是一心一意，或说某形状表示某声音是必然的，因而见其字可以知其音（假定熟悉拼写规律）；或者从另一方面说，文字要照语音拼写。汉字不是拼音的，文字和声音的关系是三心二意，或说某形状表示某声音是或然的。这种特点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最突出的是见其字不能知其音（形声字也是这样，如“仪”不念“义”，“江”不念“工”）。其次，使用汉字，常常可以跳过声音或至少是不怎么理会声音而直接触及意义。例如看见字，尤其是数目多的同音字（有的多到上百），我们通常是因其形而辨其义。其三，还有更极端的情况。一种是误读其音，如把“对称chèn”读成“对chēng”，把“龌wò龊chuò”读成“wū cù”，可是理解得并不错。另一种是不知其音，如人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于某些字，就是记不准念什么，可是意义却清清楚楚。其四，也就因为形状和声音联系不紧，所以对于同一个字，异时异地可以用不同的音念它而不影响表意。如“一”“七”在中古是入声字，我们现在念成阴平了；“滑稽”，旧注都说“滑”的音是gǔ，可是现在几乎都念成huá稽了。不同的地域也是这样。《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这是说，在六朝晚年，同一个字，南北的读音可以不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亲见的，比如请一位福建人和一位山西人都读杜甫《秋兴八首》，说普通话的北京人听了，会觉得两个人的读音差别很大，可是都不合规定。以上种种情况都表示，汉字与声音的关系很松散，因而它有多靠形状表示意义的能力，也因而就可以不随着口语移动，稳坐在原地，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文言。

文脱离口语，还不只是时间变动的结果，就是在同一个时期，写到书面上的文也总是比口语精简，纵使在早期，还不能说是分道扬镳。这有很多原因。其一，口语是人人用的，这人人中有很多不通文墨的，他们说话经常不检点，信口开河，因而专就表达方面说，就容易出现重复、拖沓甚至颠三倒四的情况。文是通文墨的人所写，不容易出现重复、拖沓等毛病，所以即使照他的口语写，也不会同于一般的口语，或说是总会成为比较干净的口语。其二，文，尤其比较典重的文，大多是经过斟酌甚至修润的。如《论语·宪问》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结果，一些见于口语而可不用的声音当然就削除了。其三，纯粹记言的文字也总是化繁为简。举《史记》为例，周昌坚决反对汉高祖换太子，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张丞相列传》）这“期期”是描画口吃，本来可以不用；但这里司马迁是想绘影绘声一下，所以保留了。不过终归是偶一为之，如樊哙是个老粗，记他的话反而文绉绉了，“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项羽本纪》）。时代再靠前，如《论语》，化简的痕迹就更为明显，前面提到的答景公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皆见《颜渊》篇）这都是对君主谈话，理应谦和委婉，推想不会这样干巴巴，而是到笔下才写成干巴巴的。其四，还有个原因是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不能不简。在有纸以前，记言，文字要写在竹木上，编成册或编，传抄也是这样。这很费事，不得不用化简的办法来调节，如现存早期的文献，《易经》的卦辞、爻辞，《尚书》，《春秋》，甚至《左传》等都是这样。但就是这样言简意赅，写成书也会笨重得不得了，官府的储存不用说，就是私学，也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这费工笨重的程度，随着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改进而逐渐减轻，但就是到今天，写和夸夸其谈究竟不一样，为了经济些，书面的还是不得不求简。一繁一简，其间自然就形成距离。其五，文求精简，精简有优点，因而渐渐地这优点就会被人视为一种高的风格，不少文人就会用力求笔下实现这种风格。古典作品里这类例证很多，最突出的如史书的论赞，晋人的杂帖，唐宋以来的随笔、诗话等，都是轻轻点染，意在言外。总之，文偏于简是不得不然。这必然性也是文脱离口语的一种推动力，纵使单单靠它，文言还不能建成自足的词汇句法系统。

语言有惰性，也应该有惰性。因为它是交流情意的工具。交流，至少要两个人，所用的符号，什么符号表示什么意义，不能不照“约定俗成”的办，否则甲任意变，等于不守约，乙就难于理解。但是在惰性的统辖之下又不能不变。变的原因很复杂。客观的比较容易说，是时代变了，出现了新事物，就不能不增加新的词语甚至句式来表现它。这新事物还包括外来语及其译文，新的句式大多是从这条渠道来的。主观的原因就难说了。可以推想到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意地乱来，一种是有意地求新奇，两者都是用原来不见甚至不容许的说法以表意。这类说法的大多数会自生自灭；但总有一些会生存下来，发荣滋长，为大家所接受。就是这样，语言在不断地变化。但这种变化，表现在口语的和表现在书面的大不一样：表现在口语的快而多，表现在书面的慢而少。常常是，有些说法，口语中通行了，可是根据不成文法，还不能用于书面，如现在形容好上加好是“没治啦”，好像写文章的人还没有人肯用。也会有些，终于没有人用，那它的活动区域就只限于口语，不见于书面了。这都可证，语言的惰性总是更多地更明显地表现在书面上。这自然是有原因的。一是在没有录音设备的长远时期，口语是旋生旋灭，文字写在书面上，它就必致长久不变。二是不变，后来的人就会甚至就愿意照老路子写。三是这老路子，由于种种原因，会被很多人视为雅驯，因而就更进一步，不容许变。这样，口语和书面语的发展变化的路程就有如故事里讲的龟兔竞走的前段，口语像兔，跳跃着向前跑了，龟却在后面慢慢爬。其结果当然是距离渐渐加大，就文言说，是成形以后，在原地踏步不进，以至于成为完全不像口语的另一套语言。

语言是亦步亦趋地学会的，口语是这样，书面语也是这样。理论上，口语可以以书面语为师，书面语可以以口语为师，可是事实上，口语总是基本上以口语为师，书面语总是基本上以书面语为师。说“基本上”，因为其中的情况颇为复杂。其一，要看学的人会写不会写。不会写的，自然只能以口语为师。其二，至于会写的，那就不一定，怎样学，还要看他怎样看待口语和书面语；学得怎样就更难预测，因为要由身内身外的许多条件来决定。以近年的情况为例，“五四”时期提倡用白话写，有不少人努力在笔下学口语，可是写到三十年代，文学革命有了成果，这成绩见于书面，量不小，质相当高，但我们可以看一看，那是纯粹的白话吗？这只要念念鲁迅的作品就可以知道，那是与口语有距离的“白话文”。再以后，主要是五十年代，曾经有人大声疾呼地提倡“写话”，原因当然是大量的书面语写得不像“话”。这里我们且放过是非，专谈事实，那是：绝大多数人学写，是以书面语为师，而书面语又绝大多数不像“话”。可见学写，以口语为师不是容易，而是很难的。这困难，在古代，文言正在成长的时期，尤其形成之后，当然会更大，更明显。我们可以想一想，班固写《汉书》，如果限定他只许用东汉的口语写，而不许学《史记》，那困难会是如何大。这困难还必致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增长，比如司马光等写《资治通鉴》，也限定只能用《京本通俗小说》那样的白话，而不许学《史记》《汉书》等，那恐怕连成书的希望也没有了。再从正面说，旧时代两千年来的文人，写的本领都是由书面上照猫画虎学来的，写文要熟读经史，写诗要熟读李杜。绝大多数人还要有所专，如苏轼是《庄子》，归有光是《史记》，黄庭坚是杜甫，等等。这照猫画虎的学甚至成为流派，最突出的如西昆体的学李商隐，明朝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样学的结果是，在书面上，后代与前代无异或基本上相同，而口语独自向前走了，于是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就书面语说，它有了自己的一套，这一套因一学再学而势力越来越雄厚，阵地越来越稳固，这就是现在说的“文言”。

旧时代，尤其是古代，文化不普及，通文墨的只是少数上层人。上层人少劳多得，权多利大，有实惠。实惠同时是荣誉。人总是喜欢荣誉的。荣誉必须表现为己身之外的人（越多越好）对己身的羡慕和尊敬。因为这要由外来，所以“深藏若虚”的办法行不通，一定要想尽办法表露，求为人知。表露的方式，文人比不通文墨的人多“文”这一种。能文是一种荣誉，文而能典雅是更上一层的荣誉。典雅当然与内容有密切关系，如在古人的眼里，《诗》《书》之类是最典雅的。小说就不成，《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虽然不无可观，可是君子不干，因为是“街谈巷语”，不典雅。典雅与否还同表达有密切关系，就是说，还要看用的是什么语言。街谈巷语的对面是保存在书面上的古典，用这上面的语言，既可以表示自己有教养（熟悉古典，这是很高的荣誉），又可以表示自己脱俗（能够出口成章）。这方面的荣誉感使文人为文尽全力求语言典雅。办法很简单，是趋旧避新，就实况说，是在文言的系统里打转转，为文言的壁垒添砖添瓦。这风气大概很早就露了苗头，如《论语·季氏》说：“不学诗，无以言。”情况也确是如此，我们看《左传》《国语》等古代典籍，用“诗云”引诗以壮声色的几乎触目皆是。后来又加上“子曰”。总之，都是义求古，言也求古。为交流情意着想，此风本来不可长，可是偏偏越来越厉害，笔下趋旧避新，几乎无孔不入。比如称丈夫的父母为“公婆”，意义明白，很好，却为求典雅，偏偏改为“舅姑”，反而把一般人闹糊涂了。同类的费力不讨好多到无限，如“南京”的称呼不古，要改称“金陵”；“刑部尚书”的称呼不古，要改称“大司寇”；甚至做了小官，要写“释褐”，死了妻子，要写“鼓盆”。你不这样，人家会说你教养不够，出言不典雅。这种风气给后代文章的影响很大，值得注意的有两种。一是大量用典，尤其在骈体中，如大家熟知的王勃《滕王阁序》就是这样：“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这从一个角度看是“表意”，从另一个角度看是“表露”。表露什么？不过是能用古，典雅。另一种是大力求古奥，就是多用古字，古词语，句式避常而用变。有意甚至挖空心思这样做，并成为流派，大概从唐朝古文运动开始。自然，人也不能尽同，如果可以把这看作一种病，我觉得，韩愈比柳宗元似乎还轻一些。发展到明朝，前后七子就更加严重，简直可以说是病入膏肓了。其实，就是不大喊“文必秦汉”的，如宋濂、刘基等，笔下也古奥得很，远不如读战国的《孟子》《韩非子》，反而显得浅易流畅。这种求古奥的风气一直阴魂不散，到章太炎身上还表现得相当厉害，是为文多用古字，你想读，就必须多翻《康熙字典》。这里还是撇开是非，只论事实，这情况就是，文人笔下总是古，古，古，就使文言不只站稳了脚跟，而且势力越来越大，直到在有些人（如林琴南）的眼里，不这样写就不成其为“文”。

以上两节说文言形成的因素，有一部分是文人随波逐流。随波逐流是多余，就是说，文言形成之后，动笔表意，也可以不学文言，不求典雅。专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没有触及文言的积极价值。平心静气，过不掩功，我们应该承认，文言所以能够成长并经久不衰，是因为它还有积极价值。积极价值是什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的话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言是有文，所以能够行远。这“远”，当时大概是指空间，我们现在还要给它加上一项内容，时间。

先说空间。前面已经谈过，在同一个时期，各地的语言有差别，其中势力大的成为通用语，势力小的成为方言；书面语（已形成文言或趋于形成文言）是以通用语为主体写的。通用有优越性，这优越性必然要强制人不能不用。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士的阶层想出头，就不能不到各国去干禄，孔子是这样，孟子也是这样。这两位活动的范围还不够大，我们举一位突出的，那是张仪，他是魏国人，活动不只在东方几国，还到秦楚来回奔走。推想他也不得不写点什么，如果写，那就只能用《战国策》那样的文言，不然，秦王或楚王看不懂，干禄的目的就落了空。韩非是有著作的，本国不重视，传到秦国，得到秦始皇的青睐。秦始皇能够看着不费力，那是因为《孤愤》《五蠹》等篇是用《韩非子》那样的文言写的。这种非用不可的强制性，到后代就更为明显，原因之一是汉语的区域更加扩大，原因之二是文言早已成为老字号。比如中古的王安石是江西人，近代的康有为是广东人，都写万言书，如果限定不许用文言，那就困难很大，因为受空间的限制（方言差别），皇帝看不懂。以上是从人的方面说，不能不用。从文的方面说，优越性就更加明显，是用文言写，通文的人可以皆大欢喜。两千年来，文言典籍十不存一，就是仅有的一点点也足以汗牛充栋，可是，值得惊异的是，不管方言的种类如何多，差别如何大，只要通文，就都可以从中吸取营养。文言的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通用，是任何方言都没有的。

再说时间。空间的行而能远，有时可以不很明显，比如中原一带的人就不大能感觉到，因为他们用的就是通用语。时间的行而能远就不同，而是人人能感觉到。在这方面，文言简直像个罕见的怪物，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地活动了三千年上下。记得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说过：“读好书如同和高尚的古人谈话。”这种享受，用汉语的人显然最容易获得，因为我们有贯通古今的文言。文言的这种优越性，也可以分作两个方面说。一是“读”。比如《诗经》第一篇《关雎》，孔子当然读过。以后，汉朝的经师，宋朝的理学家，清朝的汉学家，以及历代的诗人，冬烘先生和蒙童等，当然都读过。读，理解不会尽同，比如经师可以从中看到“后妃之德”，才子佳人可以从中看到“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是都能不费力而取得理解。《诗经》是这样，其后的大量典籍，编入经、史、子、集的，只要你想读、肯读，就都不难获得理解。总之，是时间方面不会给什么麻烦。读是这样，“写”也是这样，只要用语不越出文言的词汇句法系统，你就不必担心不能传后。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藏之名山”还可以下传，就是因为把精义付托给文言，而文言是有打破时间限制的魔力的。

就是因为文言有打破时空限制的魔力，所以历代大量能文的人愿意用它，不能不用它。这结果在初期，它就容易发荣滋长；形成之后，就势力越来越大，阵地越来越巩固。

有些事物有用，我们不能不用，却未必乐意用。例如药就是这样，“良药苦口利于病”，虽然有利，却终归是苦的，只好皱着眉头吃。文言不是这样，虽然学会并不很容易，可是学会以后，能够打开典籍的门，里面却尽有可喜的。可喜，难免舍不得，于是就会主动地或至少是不知不觉地为它添油加醋。这也是文言兴而不衰的一个因素，并且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文言里面尽有可喜的，这看法先要加点解释。一是说尽有可喜的，不等于说都是可喜的，但要承认，确有不少是可喜的。二是说不少，是因为很多不可喜的，不为人所重，陆续被时间的筛子淘汰了，从而剩下的多半是精华。富有精华，这是文言的另一种积极价值。

一般说，文的可爱应该来自文学作品。“文学”这概念是外来的，到我们的语言里还不能水乳交融。比如到处可见的所谓“古典文学”，察看它的所指，排在前边的却有《左传》和诸子，这在西方人看来就会觉得奇怪。他们所谓文学是指创作的纯粹抒情的那一些，通常分为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几类。这里为了也能够说服他们，我们举例以证明可爱，也以这四种为纲。先说“散文”。不少人感觉到：在这方面，中西的传统不一样。我们很少像法国蒙田、英国拉穆那样着重悬空写感触的作品，中国历代文人的习惯是寓情于景，寓感于事。这样写，成就也不小，值得读读的作品很有一些。举比较显著的，如六朝的小赋（也可以说是在散文和诗之间），晋人杂帖和后代的小简，各种名称的随笔如《东坡志林》《山谷题跋》之类，大量的诗话、词话，等等，都是语简意长，有弦外音、味外味，应该说是中土散文的上品。其次是“诗歌”。人人都知道，在这方面，作者之多，产量之富，成就之高，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居时间首位的当然是《诗经》，三百五篇，风的全部，雅的大部，都写得感情深而文字美。其后是《楚辞》，如《离骚》《九歌》等，两千年来的文人都曾反复读它，每次读都是一唱三叹。再以后，诗歌的生长越来越茂盛，汉乐府一系统辑为《乐府诗集》，多到一百卷，唐人的诗辑为《全唐诗》，多到九百卷。总集之外的别集更多，不能多举，只说一种，是《陶渊明集》，几乎人人爱不忍释，苏轼甚至照样和一遍。诗体在唐以后还岔出一股，成为词，写诗难于表现的柔婉之情，成就也很了不得，就辑成的书说，旧有《宋六十名家词》，新有《全宋词》。辑为“全”，并不等于截止，如宋元明清人仍旧作诗，清人仍旧喜欢作词，并且都出了不少名家。总之，在诗歌方面，可爱的作品太多了，一直到今天，还是人人不离《唐诗三百首》，稍微前行，就是李杜加陶渊明了。其三是“小说”。小说出于街谈巷语，白话的比较多，成就远非文言的所能比。但文言的也不是没有可看的。古的大部分收在《太平广记》里，因为目的在广收，难免瑕瑜互见。其中精粹的是唐人的传奇，见于鲁迅先生的《唐宋传奇集》，虽然内容大多是才子佳人的离合故事，却写得感情缠绵而文字秾丽。其后的文言小说数量虽不很多，可是成就却不容轻视。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聊斋志异》，四百多个短篇，其中绝大部分写得情节新奇而意境优美，与西方短篇名手如莫泊桑、契诃夫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四是“戏剧”，本土名为“曲”。传世的剧本从元朝开始，内容包括曲词和宾白两部分。作曲家写曲，意在通俗，所以基本上用的是当时的“语”；但他们还想求美，求雅，所以又不能不吸收文言成分，尤其是曲词，读者觉得美，主要是因为它沿用了诗词的绮丽手法。如《西厢记》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牡丹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以及大段的《桃花扇·余韵》，都是大家熟悉并且很爱读的。

检查我们的文献库藏，以上四类作品之外，人人爱读的还很不少。以早期为例，《孟子》《庄子》是说理的，《左传》《史记》是记事的，不管西方人怎样看，我们总觉得都富于文学意味，念了一遍还想再念。汉魏以后到清末，可以选出并入这一堆的，总不少于千八百种吧？记得一位好读书的朋友曾说，如果他一旦生活条件变好，他想建立一个百读不厌书斋，把他爱读的书都装在里边。主要是文言作品。于是他先考虑书目，考虑来考虑去，书目差不多了，进而考虑书架和房子，结果是一笑，放弃了。因为有不少书是全部可爱，更多的书是部分可爱，舍不得的太多，非力所能及。文言典籍就是这样，诗词歌赋等不用说，就是看题材会推断为枯燥的，如《山海经》《水经注》之类，及至开卷，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愿意看下去。

文言作品的可爱，还来自它有较多的较巧妙的修辞手法。所谓修辞，是使用语言，能够少花钱多办事。少花钱容易说，是语简。多办事不容易说，因为事的内容太复杂，外有物、事、理等，内有情、意、境等，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要求和表现法。总的说，是己有所知，有所感，告诉他人，因为能修辞，他人的所得能够同于己甚至更真切。在这方面，文言存有大量的财富，不是少数篇幅所能介绍，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郑奠等《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偏于讲道理），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和陈望道《修辞学发凡》（都偏于举实例）一类书。修辞，也许近于花言巧语，为什么讨人喜爱？是因为一方面，有如看演出，到神乎其技的时候，我们禁不住要拍案叫绝。这也是一种享受，诗话、词话中推举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红杏枝头春意‘闹’”等都是此类。另一方面是学以致用，或说记以备用。俗语说，“千古文章一大抄”，后来的妙言妙语大多是由前人的妙言妙语中化出来的。还常常是来自照抄。如措辞委婉，文言有不少招数，这就可以记住，比如碰到接受礼貌的馈赠，要表示不好意思，就可以照抄《左传》，说“敢不拜嘉”（襄公四年），碰到接受重大的任务，要表示不好意思，就可以照抄《论语》，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先进》），这样一来，自己的作为就不像是爱小和自大，而是相当典雅。读，享受，用，有利，其结果当然是爱而好之。

爱好还必然要表现在“写”的方面。喜欢足球会成为球迷，学梅兰芳会成为梅派。爱好文言也是这样，读，觉得好，到自己拿笔，不知不觉地就会用那个调调。从魏晋到“五四”以前，时间将近两千年，舞文弄墨的多到数不清，拿起笔总是之乎者也；就是大力写白话作品的，如曹雪芹，写《葬花词》，写《芙蓉诔》，以及大量的诗，还是用文言。好古的如韩、柳、欧、苏以及桐城、阳湖等，就更不用说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林琴南之流可以不提，就是大声疾呼提倡用白话写的人，因为会文言，有时还不免技痒，与老友往还，书札用文言，以至发表，有时还是来几首律绝。这方面的表现都可以证明，文言形成之后，脱离口语，脱离群众，而且不很容易学会，可是有大量的人就是爱它，并用读和写的方式支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