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陕南生态环境与经济变迁
佳宏伟(1)
陕南地区，习惯指秦岭以南的陕西辖区，从区位特征看，位于川、鄂、豫、陕、甘五省交界地带，是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北跨秦岭，南依巴山，汉水自西向东横穿而过，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东部有丹江等支流汇入汉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着汉中、安康与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是明清时期特别是乾嘉以来社会经济变迁比较典型的区域，向为学界所重视。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翰笙、傅衣凌等学者围绕贫民阶级和手工业形态展开分析;50～80年代，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集中于商品生产、雇佣关系等方面的讨论。80年代中叶以来，学术界对该地区的研究逐渐转向人口、聚落、民间信仰、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其中生态环境方面的探讨主要从人口迁移、土地垦殖、林木采伐等人为因素着手，讨论核心是山区开发及其带来的环境恶化问题，结合生态环境自身演化规律来考察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挖掘其内在变化与有机联系则较为少见。(2)鉴于此，本文选取陕南秦巴山区，以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为例，考察该区域的生态环境演变与社会经济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既有助于深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同时亦对中国生态环境史建设或有补遗之意义。
一
传统农业与生态环境联系极为密切，气候、土壤、地貌等生态要素是制约农业生产的关键性因素。陕南气候、土壤以及地貌等生态因素的垂直性差异十分明显，河谷盆地、中山丘陵、高山地带有很大不同。例如气候，山内气候与平坝不同，南山、大巴山等山区，“积雪至夏初方消，至八九月间又霏霏下雪矣。十月以后，土结成冰，坚滑不可行。”(3)即使同属山区，由于海拔高度的不同而差异也十分明显，“山中气候不齐，低山稍暖，深林夏初积水甫消，秋仲又霏霏雨雪”(4)。地质构造则在岩石构造骨架和新构造运动的基础上经外力作用，从震旦前纪到近代，各个时期的地层都有露头，以古生代变质岩系的分布为最广，其次为新生代第三纪的红色岩系和第四纪的疏松沉积物，中生代地层面积最小，主要是侏罗纪棕色粗砂岩、页岩、三叠纪页岩及石灰岩。山体主要由火成岩和变质岩系组成，以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灰岩分布最广;盆地中的丘陵由新生代的松软地层组成。(5)如此的生态环境决定了清代陕南的农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农业发展带。大体上讲，呈现出三个明显的分布类型:
(1)汉中、安康、商丹盆地等河谷平坝地区，气候条件优越，“水性清而不寒”，“作渠溉田甚可耐旱”，土性多“塗泥”，为水稻土。因此，该地区主要是以水稻和小麦为主要作物，产量很高。例如，“汉中南沙河乡水子各渠，岁收稻不下十万石”(6)。
(2)中低山、丘陵地带，清代前期主要是以种植谷子为主;清代中叶，随着原产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等高产旱地作物的传入，很快代替谷子成为主要农作物。道光《石泉县志》载:“三农生九谷，山内不然。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以粟谷为大庄，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7)
(3)高寒山地，海拔多在1400～2000米之间，气候较为恶劣，“三四月积水甫消，至八月又霏霏下雪”，(8)土质多具山地土壤粗骨、石砾、薄层的特性，因此，“山顶老林之旁，包谷、麻豆清风不能成，则种苦荞、燕麦、洋芋”(9)。
可见，清代陕南的农业发展受生态环境制约明显。以下我们将围绕着气候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展开更为具体的探讨。(10)
气候分布与农作物生长期、轮作制度的差异。因此，不同地区因气候不同，生长期长短也有差异，下种及成熟的时间也不同。陕南地区就表现十分显著。光绪《定远厅志》记载:“早稻清明后播种，四月中旬插秧，然地寒冷要以谷雨播种为当，早则四月下旬插秧，迟则五月初旬插秧，大约以芒种为限，过夏至则难收。若包谷于清明时种最早，迟则三月中旬、下旬或四月上旬，亦以芒种为限，谚云:芒种忙，忙种太迟，必不成熟。荞麦夏种秋收，小麦、燕麦、豌豆、蚕豆皆种于八月，迟则九月初旬，过迟则收歉。”(11)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记载有秦巴山区不同纬度小麦、玉米的成熟期，“溪河两岸早麦三月已有熟者，低山之麦以五月熟，高山之麦六七月始熟。包谷种平原、山沟者，六月底可摘食，低山熟以八九月，高山之熟则在十月”(12)。可见，不同地区因气候差异，同一物种下种及成熟的时间有很大不同，山内、山外前后相差近一个月。
气候的不同对于作物轮作方式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在气候条件优越，生长期较长的平原地区实行稻麦两熟制。例如，在秦岭之南的汉水谷地，“水田夏秋两收，秋收稻谷，中岁乡斗常三石(京斗六石——原注)，夏收城(固)、洋(县)浇冬水之麦，亩一石二三斗，他无冬水者，乡斗亩六七斗为常。……旱地以麦为正庄稼，麦收后种豆、种粟、种高粱、糁子，上地曰金地银地，岁收麦亩一石二三斗，秋收杂粮七八斗”(13)。在一些低山丘陵则是玉米与大小麦轮作制，高寒山地则只能种植耐寒的苦荞、燕麦、洋芋等单一作物，光绪《洋县志》云:“山内溪沟两岸及浅山低坡，尽种包谷、麻豆，间亦种大小二麦。山顶老林之旁，包谷、麻豆清风不能成，则种苦荞、燕麦、洋芋。”(14)
气候变迁与农作物分布。据气象学家研究，海拔高度每上升100米，年平均气温相应下降大约0.47℃，同时降水量增加，而且日照与光辐射减少。(15)因此，陕南气候的垂直性差异直接影响着农作物品种的选择，不同海拔高度，其种植的作物差异很大。佛坪厅位于高海拔地区，“境内夏无酷暑，冬极严寒。三四月积水甫消，至八月又霏霏下雪”，因此，“低山种包谷，高处只宜洋芋、苦莜、莜芋……倘秋雨连绵，则数种无收矣”(16)。镇安县，包谷，“为民食大宗”，“境内山多地少，高坡旱地，惟此为宜”(17)。旬阳县，南北山坡，“惟山势高峻，地气寒凉，但宜包谷”，西至羊山，“地极寒瘠，禾苗难熟，多种洋芋糊口”，然而，南乡则“山势颇平，五谷皆宜，而稻田十居其二……”(18)
又据研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地方的平均温度降低1℃，就等于把这个地方向高纬度方向推移200～300公里。(19)这就是说，气候变冷可能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太适合原有农作物的种植，农作物的分布区会出现变动。明清时期气候总体上属于寒冷期，其中无论是汉中谷地还是秦巴山区又存在着具体的冷暖波动，尽管各地进入冷暖期的具体时间存在差异，但是大体上讲，从嘉庆朝开始，直到光绪朝，即整个19世纪，是处于气候冷暖波动低谷，比明清时期平均温度低1℃～2℃。(20)这一气候变化势必会对农作物的分布产生影响。例如，马铃薯，又称洋芋，耐寒、耐瘠，自传入陕南时起，一直是高海拔地区种植的主要作物，《镇安县乡土志》曰:“杨芋:八九月种，次年四月收。俗传杨侯遇春，自口外掘土得之携回作金疮药，居民于高山种之，因以为食，故呼杨芋又名羊芋。”(21)《沔县志》载:“阳芋……南北山皆有之，而最宜于不能种二麦、包谷之阳坡，春种秋收。”(22)但是，至道光时期，马铃薯的种植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逐渐向低山丘陵及平地扩展，光绪《定远厅志》载:“至高山之民，尤赖洋芋为生活，道光前惟种高山，近则高下俱种，春种则五六月可食，山民有因之致富者。”(23)志书并没有说明其向低海拔区蔓延的原因，考虑到水稻、小麦、玉米较之马铃薯更具可食性，联系到该时期的气候变化情况，马铃薯种植区域的变化很可能与该时期气候变冷变干有密切关系。
气候变动、自然灾害与农业生产。据笔者统计分析，由于气候冷暖变化，乾嘉以来陕南水、旱等灾害暴发的频率与强度越来越明显，(24)这对农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长期的阴雨天气则对农作物的生长成熟会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嘉庆《汉中续修府志》载:“包谷……性畏寒，若秋霖连绵，则清风不灾。”(25)道光四年，沔县之西南乡、略阳之东南乡、宁羌、西乡、镇安等县，“秋雨淋漓日久，内有包谷秋禾之迟种者，收成甚减”(26)。马铃薯、稻麦也不例外。平利县，“南乡高山则以洋芋、药材为大宗。东至镇坪界，西至砖坪界，数百里中皆业此，以资生活”，但是光绪己丑年之后，“连年阴雨为灾，洋芋几无遗种，而当归、党参繁殖异常”(27)。沔县，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七月，“霖雨四十日，稻黍生芽”(28)。孝义厅受霖雨灾害的影响更为严重，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淫雨三旬余，包谷未收皆生芽，甚至有霉烂者，次岁无以作种”(29);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十七日，雨，至九月二十七日始晴，秋收无成”;九年，“淫雨过多，包谷青空不实，稻穗黑不实”(30);十五年(1889年)，“淫雨兼旬，洋芋被水浸渍腐烂”(31)。
气候的变化还使冷害增多。冷害主要是指作物在生长期内(通常在春夏秋的季节里)，遭受摄氏零度以上的低温危害，致使生育期延迟(延迟型冷害)，或生理机能受到破坏(障碍型冷害)，或二者兼而有之(混合型冷害)。(32)据科学研究表明，如果年温普遍升高1℃，冷害的频数就大量减少，相反，如果温度下降1℃，暖期比冷期还要寒冷，冷害的频数将显著提高。(33)19世纪陕南山地气候的逐渐转冷，势必会使冷害增多，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尽管文献记载稀缺，但是根据一些零星资料还是可以窥见一二。旬阳县，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大雪伤豆麦”;同治九年(1870年)，“春大雪伤稼”(34)。商县，光绪十年(1884年)，“州属北乡闵家村等处于四月初三日晚降霜，被伤麦苗700余亩”(35)。
由上分析可见，清代陕南地区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变迁关系密切。就气候这一主要生态因素而言，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农作物的分布、生长期以及轮作制的变化。19世纪农业灾害的增多与整个清代陕南地区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也密切相关。
二
傅衣凌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论及该地区的手工业形态时已经指出:“在这一块坳区里，为了山岭重叠的关系，梯田居多，农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而予手工业的发展与成长以一极有利的条件，故山内木、笋、纸、耳、香菰、铁、炭、金之厂极多，其在川境则推盐井，皆流离客民所籍资生者。”(36)尽管傅先生在这里并没有具体论述这一“极有利的条件”，但从“山内木、笋、纸、耳、香菰、铁、炭、金之厂极多”看，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在于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
陕南所处的秦巴山区是我国南北气候、地质的分水岭，气候、地质条件复杂，植物种类亦十分多样，不仅保存着若干古老植物成分，而且秦岭南北分别适于较多亚热带成分的居留及中旱和旱生内陆成分植物繁衍。整个陕南地区处在暖温带和北亚热带两个典型的植物区系的接壤地带，是我国南北植物物种交汇的场所，分布着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混交林、亚热带针叶林和竹林，具有极为丰富的植物资源。(37)“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芳香泉岩。”(38)在广大山区，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铁矿分布最为广泛，略阳、凤县、宁羌、沔县、留坝、城固、镇巴等县境都有分布。嘉陵江、汉水上游及秦岭南坡各小河之河床中，则贮存着丰富的沙金资源。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是陕南地区手工业发展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乾嘉以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随着大规模的移民涌入，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到迅速开发，广大移民以此作为一种谋生方式，一些手工工场在山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正如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所云:“山内营生之计，开荒之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场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39)
嘉庆至道光初期，陕南的手工业呈现出一派繁荣局面。据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和卢坤《秦疆治略》记载，山区的木材、造纸、冶铁等手工业都已达到相当规模，经初步统计纸厂、木材厂、铁厂、木耳厂、炭厂、淘金厂等各类手工工场共有400余处，其数量相当可观。一些州县手工业生产相当发达，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载:“西乡纸厂二十余座，定远纸厂踰百，近日(指嘉庆时期)洋县、华阳亦有小纸厂二十余座。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山西居民当佃山内有竹林者，夏至前后，男妇摘笋砍竹作捆，赴厂售卖，处处有之，借以图生者，常数万计矣。”(40)安康县，“有纸厂六十三座，工匠众多”(41)。凤县，“有铁厂十七处，柴厢十三家，每厂雇工或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42)。宁陕厅，“内中木厢、铁厂工匠甚多”(43)。商南县，“有大木厢三处，板厢十余处，铁厂数处，供厢之人甚多”(44)。砖坪厅，“有木扒十七处，纸厂二十二处，每处工作人等不过十余人”(45)。生产技术亦达到相当水平。如冶铁业方面:“铁炉高一丈七八尺，四面橼木作栅方形，坚筑土泥，中空，上有洞放烟，下层放炭，中安矿石，矿石几百斤，皆有分两，不可增减。旁用风箱，十数人轮流曳之，日夜不断，火炉底有桥，矿渣分出。矿之化为铁者，流出成铁板。每炉匠人一名，辨火候，别铁色成分，通计匠佣工每十数人，可给一炉，其用人最多，则黑山之运木装窑，红山开石挖矿运矿，炭路之远近不等，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46)
淘金厂则存在诸多工序，生产者分工协作。“淘金厂南郑、城、洋滨临汉江一带，沙滩多有之。法用木作淘床，长五尺五、六寸，宽二尺七、八寸，四周有边，边高三寸，许边内前镶木板一块，长六、七寸，后镶木板一块，长二尺许。板前安横木一根，较床长数寸，横木下安柱二根，高三尺许，木柱立定，则淘床前低后高，横木之上凿圆孔二。另安二尺余十字木架，架下二小柱插入横木孔内，使其活动……每床一人掀簸木架，一人挑水，三人挑沙，共五人同力合作，每日多则淘金五六分，少则一二分。”(47)
以往，一些学者把该地区的手工业经济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展开研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解释与看法，这里不拟对这一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论述。(48)但是，学者们把该地区的手工业生产作为资本主义萌芽进行研究，至少说明当地手工业经济曾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可是，就是这个达到相当水平的手工业生产却在清代后期逐渐趋向萎缩，甚至停滞。至光绪时期，凤县老铁厂，“旧出铁，今停”;闸口市，“三、六、五集期，先年产铁行销甚远，今不逮”(49)。其中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资源环境的破坏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50)仔细分析陕南手工业的特点，不难发现几乎全是资源消耗型产业，且采取的是一种掠夺式的开发方式。例如，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厂，只可就竹箐开笋厂”(51)。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木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栗炭”(52)。木耳厂，“择山内八九年、五六年花栗、青棡、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树放倒，纵横山坡上，雨霖日晒。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53)。香菌厂，“于秋冬砍伐花栗、青棡、梓树、桫椤等木，山树必则大者，小不堪用，将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头坡上，任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年，树身上点花，三年后，即结菌”(54)。这一开发模式决定了要想维持陕南手工业的持续发展，必须合理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但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因此，随着开发的不断深入，大量的资源消耗殆尽，手工业的萎缩也就不可避免。以下谨以冶铁、造纸业为例:
冶铁业。黑河的铁炉川、略阳的锅厂、定远的明洞子、宁羌的二郎坝、留坝的光化山、镇安的黑洞沟、旬阳的骆家河都是著名产铁地。(55)宁陕厅及略阳、凤县、盩厔、安康、镇安等县，“皆有外来客民，携带工本，雇募匠役，在山开采矿砂，制成铁锅、铁盆等物贩卖”(56)。但是，嘉道以降，由于大量森林渐次被毁，一些地区虽有矿石而不能冶铁，“陕西铁矿到处皆有，然炼铁纯用木炭，故土人有红山、黑山之说。盖谓铁矿为黑山，树林为红山也。今老林渐已烧尽，有山皆童。虽有佳矿，无从烧炼，以故铁厂大都停办……”(57)旬阳骆家河、留坝光化山铁厂之所以全部停业，亦是由于“老林渐次开空”的缘故。(58)光绪《凤县志》的记载更能说明问题，“……自方石铺进沟逾酒奠梁，进东岔口、三道河、剑锋垭至闸口石，为先年甘肃赴此运铁之路，今铁厂衰微，贩运者间或自留坝之连云寺进陈仓沟，每冬春时驮盐者到此运铁回转。近日树木砍伐略尽，土人谓黑山多而红山少，故厂不兴旺也”(59)。前述闸口市的冶铁业亦是由于“树木不敷烧炭”(60)，而渐趋衰落。
造纸业。宁陕厅，道光初年已有人注意到，“南山虽夙称□(漏‘陆’字——笔者注)海，其实物产平平耳，惟材木之利取之不尽。木厂枋楂为利颇钜，然皆商人擅之，山氓惟知砍椽、割漆、练纸瓤、采药材、掇果蓏、挖蕨薇，皆裹粮犯险，冒霜雪求之。然人烟渐以众多，山林日渐开削，其利亦不能久恃矣”(61)。商南县，“跬步皆山”，但是，“久经开垦”，已“无老林”，所以，“间有三四家草纸厂，每家匠作不过三四人及五六人不等”(62)。至光绪末年，这种情况已经波及陕南诸县，“往见卢敏肃《秦疆治略》，于南山各州县拳拳于木厢纸厂，虑其藏奸滋事。当时川楚客民侨寄于此者，喜南山竹木之饶，诛茆结屋，伐木造纸，获利甚丰。今纸厂虽渐少，如白河之民倚此为生者犹众(竹生较易，数年而已可用也)。木厢则业已绝迹。盖深岩老林，铲削既遍，濯濯牛山，生意尽矣。山坡险峻，平土既稀，小民狃于目前，不复为十年树木之计，此生计所以日蹙也。”(63)因此，个别地方虽有纸厂，其原料已是竹子，而非其他木杆，由于林木缺乏，木厢厂也不复存在。
可见，清代陕南手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亦受到生态系统的制约，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入迁该地，开发的不断深入，大量的生物资源在短时间内迅速耗减，手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原料、燃料日益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手工业生产则逐渐衰落、停滞。
三
商业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联系紧密。伴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陕南农业和手工业取得长足进步，与此同时，商品生产也逐渐兴盛，漆、铁、烟草、木炭、木耳、药材等山货特产成为山内与山外商业贸易的大宗商品，商业贸易一度非常繁盛，商业集市繁华。道光时兴安府治安康，“城外为水陆通衢，舟骑络绎，城内商贾辐辏，百货云屯”(64)。各地商人会馆林立，有“山西馆、黄州馆、武昌馆、四郎庙、江西馆、陕西馆，皆高大宏敞……各馆内匾联甚多，悉金装雕饰”，足见，“商旅之多，贸易之盛”(65)。旬阳县的蜀河，“系水陆货物交卸之所，客商辐辏，人烟稠密”(66)。商州的龙驹寨“为水陆要冲，商贾辐辏，舟骑络绎”(67)。土特产商品通过水路和陆路运销全国各地，贸易额颇大。《城固县乡土志》载:“县境商务，以姜黄、木耳为大宗。姜黄每年产一百余万斤，陆运销行甘肃、秦州十之一，又水运销行湖北老河口镇十之九。由老河口镇分水运、陆运，销行山西、河南、山东、直隶，以为制造水烟之用。木耳每年产一二万斤，水运销行湖北。又自沔县、略阳县、宁羌州，分陆运、水运，购入本境三四十万斤，分销湖北，其余牛皮，每年产一万余斤，水运销行湖北。干姜皮每年产十余万斤，陆运销行甘肃、新疆，籍以避寒……烟叶，每年产六七十万斤，销行本境及陆运销行本省……本境食品，丹橘、黄柑产于县北之升仙谷口，近村每年获数十万枚，销行汉中府全境及陆运销行本省，为土人之专利。”(68)可以说，与手工业一度繁荣相比，商业的发展亦毫不逊色。
但是，陕南的商业与手工业生产一样，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色。商业活动以转输贸易为主，本地输出品多为地域性的土特产品，并大量消耗原料与不可再利用资源。转运贸易需要以发达的交通为条件，交通环境的变迁对商业兴衰有明显的影响，关于此，下文将作具体讨论;而土特产、资源大量消耗型产品输出，则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充足的原料作为后盾，若失去这一基础，则商业也会受到影响。例如，道光年间盩厔县人周侣俊，见经营木厢业利润可观，投资木厢业，获利倍增，但是，“比年以来，老林空矣!采木必于岭南，道愈远费愈繁，而售者反稀”，“吾邑业此者，每利不偿，害者甚荡产”(69)。可见，随着清代中后期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一些原料资源锐减，致使商业利润缩减，已影响到当地商业的正常发展。
自然资源萎缩与商品经济的式微。清代除森林等资源直接威胁了以山地资源为基础的生产事业，从而必将严重限制副业和小贩贸易的机会以及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随着陕南移民的不断涌入及盲目开发，生物资源锐减，尤其是植物资源大量消失。例如，略阳县寒蓬山，“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土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道光)，非复牛山之美矣”(70)。留坝厅紫关岭，“往时岭旁尚为老林”，嘉庆时期，“开垦人众，见其濯濯矣”(71)。叶世倬《重修连亭记》记载自己目睹紫关岭一带森林变迁的情况，“紫关岭……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经此岭时，则槎桠俊茂，阴翳蔽天，此树杂错众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庆戊辰，自关中之兴安复经此岭，二十三年间，地无不辟，树无不砍……”(72)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经过时，“览庙后山冈，古柏翳天，无间杂树”，“其树皆千数百年物”，十年之后，“复过此地，见山谷依旧，林木全非”，“古木荡然”(73)。大规模的森林资源被毁，(74)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对商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据萧正洪研究，清代中叶以前，汉江水运主要是汉江中上游地区的商品输往下游地区，反之较少;清代后期，陕南、鄂西外运贸易日渐式微，东南沿海以及外国输入的商品在汉江水运中不断增加，其在总运输额中的比重至光绪末年达到55.3%。关于其中的原因，萧正洪认为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东南沿海工业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衰败;政府政策的限制以及水土流失致使通航条件的恶化。(75)上述这些因素无疑都是客观存在的，不过笔者以为，这与本地输出品多为地域性的土特产品，并大量消耗原料与不可再利用资源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因为，随着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剧变，大量生物资源被消耗殆尽，使其失去了发展商品生产的基础，从根本上限制了陕南土特产品以及手工产品的对外输出。关于此，各地的相关记载可以很好地说明此点。例如汉阴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无木厢、纸厂，仅有炭窑、灰窑数处，每处不过三五人”(76)。洋县，“其在山中，昔时香菌、木耳、铁、纸、木料等厂，今皆无之。惟纸厂尚有二三，药扒虽有，近日亦颇寥寥，惟各山场于夏日有客商收买笋、蕨、野药者。仅可曰:尚有货焉而已”(77)。孝义厅只有到深山老林才能采获药材等土特产品，“南山夙称宝山，厅属实平平耳。材木之利已尽，即些微药材，采者皆裹粮、冒雪、犯险以求，故微利亦甚难得焉”(78)。镇安，竹笋，“鲜食、晒干俱可”，道光时有专门的笋厂，但到光绪时“可惜无大者”(79)。商业产品的萎缩致使一些商业集市也逐渐衰落，光绪《略阳县志》曰:“邑之市集不一，其久废者不及备载，载其今有者二十有七。”(80)
自然灾害与水运交通的衰微。根据笔者研究，清以降，陕南水旱灾害暴发的频度逐渐增加、强度也越来越大，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已成为不争事实，其中水灾最为突出。乾嘉以来，尽管各地的情况存在不同，但总体上看，水灾暴发越来越频繁，且多集中在六、七、八月份，夏秋之际是集中暴发期。(81)这一水灾暴发趋势及特点对陕南商业贸易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又受该地区地势、地质构造的影响，水灾往往又伴随滑坡、坍塌、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82)“间有山质为石者似为可靠，不知土内石质是沙土凝结而成，非真石也，与煤矿无异，每岁必增长数分，数年积长一二寸，山既长，砖石之砌其上者，渐次迸开，海漫裂缝，雨水浸入，无不坍塌”(83)。“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因此，“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则由山巅径流而下”(84)。一些志书对此亦有较详细的记述。旬阳县，同治八年(1869年)秋，“大水山崩”;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1897年)，“雨多山崩”(85)。定远厅，道光四年(1824年)大水，“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屋”;十五年(1835年)淫雨，“鱼渡坝、母猪硐沟山崩”;咸丰八年(1858年)大水，“坏民田庐，大池堡、袁家沟山崩”(86)。尤其是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森林植被大量被毁，致使上述灾害更为严重，其后果之一是大量泥沙壅积于河道。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载:“惟汉江近年来，因老林开辟，至夏秋涨发。各山沟辄拥沙堆石垒积于江中，乱岩险滩多昔无今有，而河身垫高，踩浅可过者，不止著各之四五地方。往时水浅之处，或竟渐次剧深，审度形势，未可胶柱而鼓瑟也。”(87)许多河流的通航条件因此日趋恶化，致使商业水运交通严重恶化，如汉江重要支流之一乾佑河，又名运粮河，曾可通舟至孝义厅以上，西面的旬河，“河道宽深与乾佑河相若，亦可通航至云盖寺”，但是后由于“山间树木砍伐日甚，山坡垦地日益加多，于是崩沙走石，冲入河中，以致河道荒废，不复通舟”(88)。河道失航对商业的影响是深远的。前面我们已经指出陕南的商业活动以转输贸易为主，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城固、南郑、洋县、白河、安康、龙驹寨，均以水运为支撑，航运衰微对商业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20世纪30年代有人调查西乡县商业时指出:“在昔汉水交通便利时，该地出产货物，如木耳、漆、桐油、槲树皮等物品，多有水道，运往老河口、汉口销售，故商业殊觉繁盛。近因河道不通，商业停顿……”(89)需要指出的是，水灾暴发多集中六、七、八月份的特点致使陕南的商业贸易呈现出季节性的变动趋势。根据仇继恒《陕西汉江流域贸易表》中记载的连续三年出入境货物情况，分析两者的相关性，结果发现两者关系极为密切，水灾频度以及强度最强的七月份是货运量的最低值。(90)可见，陕南商业的发展与环境的变迁，亦有密切联系。清代陕南商业的兴衰，除了学界集中论述的人为因素(政策、战争等)之外，环境的变动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清代陕南在大规模移民迁入的背景之下，山民充分适应并利用该地区生态资源，社会经济曾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乾嘉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呈现一片繁荣，社会生产关系也出现若干变化。但道光中期之后，社会经济逐渐衰败，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停滞。关于其中的原因，以往学界大多强调“封建”制度的制约、战争破坏等社会因素。本文分析认为，还需考虑重视其中的环境因素及其生态变迁。这也说明传统社会经济受生态环境的制约极大。因此，要求我们在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既应当注意人文因素的变化，也应当重视生态环境的变迁，正如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所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91)环境恶化是积渐所至，生态因素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往往也是广泛而持久的，充分地认识这一点不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注释】
(1)*佳宏伟(1978—)，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环境史研究。
(2)关于陕南地区的具体研究成果可参阅拙作《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成因探析》，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
(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清道光年间刻本，第30页。
(4)道光《留坝厅志》卷4《土地志·风俗》，道光二十二年刻本，第12页。
(5)相关论述可参阅沈玉昌《汉水河谷的地貌及其发育史》，载《地理学报》1956年第4期;聂树人编著:《陕西自然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6)(清)严如熤:《汉中修渠说》，载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114《工政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70页。
(7)道光《石泉县志》卷4《事宜附录》。
(8)光绪《凤县志》卷1《地理·河》。
(9)光绪《洋县志》卷4《食货志》。
(10)气候对农业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近来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相关研究可参阅龚高法、张丕远《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参见《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212页;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初探》，载《地理研究》1982年第2期;张养才:《气候变迁与水稻熟制演变关系的探讨》，参见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编《气象科学技术集刊(3)》，气象出版社1982年;倪根金:《试论气候变迁对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影响》，载《农业考古》1988年第3期;王业健、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载《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马立博:《南方“向来无雪”:帝制后期中国南方的气候与收成(1650—1850年)》;参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579～631页;郝志新、郑景云、葛全胜:《1736年以来西安气候变化与农业收成的相关分析》，载《地理学报》2003年第5期。
(11)光绪《定远厅志》卷5《地理志·风俗》，第3页。
(12)(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1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14)光绪《洋县志》卷4《食货志》，第2页。
(15)梁光商主编:《水稻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16)光绪《佛坪厅志》卷下，民国十八年印本，第54页。
(17)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
(18)(清)卢坤:《秦疆治略·旬阳县》。
(19)程洪:《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
(20)刘洪滨、邵雪梅:《采用秦岭冷杉年轮宽度重建陕西镇安1755年以来的初春温度》，载《气象学报》2000年第2期;《秦岭镇安和佛坪地区树轮宽度年表的建立》，载《第四纪研究》2003年第2期;《秦岭南坡佛坪1789年以来1～4月平均温度重建》，载《应用气象学报》2003年第2期;《利用树轮重建秦岭地区历史时期初春温度变化》，载《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刘禹、马利民、蔡秋芳、安芷生:《依据陕西秦岭镇安树木年轮重建3～4月份气温序列》，载《自然科学进展》2001年第2期;郑景云、葛全胜等:《1736～1999年西安与汉中地区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重建》，载《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又可参阅拙作《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成因探析》，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1)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
(22)光绪《沔县志》卷1《地理志·物产》。
(23)光绪《定远厅志》卷5《地理志·风俗》。
(24)相关研究可参阅拙作《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成因探析》，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5)嘉庆《汉中续修府志》卷22《物产》。
(26)故宫奏折照片(水电部水利科学院)，载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内部资料)》，1976年，第98页。
(27)光绪《续平利县志》卷9《土产志》，光绪二十三年刻本，第27页。
(28)光绪《沔县志》卷4《艺文志·杂记》。
(29)光绪《孝义厅志》卷12《纪事志·灾异》。
(30)光绪《孝义厅志》卷12《纪事志·灾异》。
(31)故宫奏折照片(水电部水利科学院)，载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内部资料)》，1976年，第113页。
(32)张家诚、林之光:《中国气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574页。
(33)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初探》，载《地理研究》1982年第2期;又可参阅张家诚《气候与人类》，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128页。
(34)光绪《旬阳县志》卷14《杂记·祥异》。
(35)故宫奏折照片(水电部水利科学院)，载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内部资料)，1976年，第197页。
(36)傅衣凌:《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载《厦门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1946年。
(37)以上论述主要参阅聂树人编著《陕西自然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318页。
(38)(清)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39)(清)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4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41)(清)卢坤:《秦疆治略·安康县》。
(42)(清)卢坤:《秦疆治略·凤县》。
(43)(清)卢坤:《秦疆治略·宁陕厅》。
(44)(清)卢坤:《秦疆治略·商南县》。
(45)(清)卢坤:《秦疆治略·砖坪厅》。
(46)(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47)(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48)相关研究可参阅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载《读书》1996年第8期;《资本主义萌芽与现代中国史学》，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科大卫:《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载《学术界》2003年第4期。
(49)光绪《凤县志》卷1《地理·村集》。
(50)关于陕南地区手工业衰落的原因，学界已经多有探讨，或者强调封建政府的超经济剥削，或者强调战争的破坏作用，或者认为是地理位置的封闭所致。应该说这些分析都是很有见地的。我们认为除了上述的一些因素之外，环境因素似乎也应该在考虑之中，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关于此，学者已有所涉及，但缺乏深入分析。相关研究可参阅傅衣凌前揭文;方行:《清代陕西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兴衰条件的探索》，载《经济研究》1979年第12期;王本元:《略论清代汉中地区的工场手工业》，载《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4期。
(51)(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52)(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5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54)(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55)(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56)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8页。
(57)(清)仇继恒:《陕西汉江流域贸易表》卷上《入境货物表》。
(58)(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59)光绪《凤县志》卷1《地理·河》。
(60)光绪《凤县志》卷1《地理·村集》。
(61)道光《宁陕厅志》卷1《物产》，民国三十六年石印本。
(62)(清)卢坤:《秦疆治略·商南县》。
(63)(清)仇继恒:《陕西汉江流域贸易表》卷下《出境货物表》。
(64)(清)卢坤:《秦疆治略·安康县》。
(65)(清)王志沂:《汉南游草》，引自田培栋《明清时期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
(66)(清)卢坤:《秦疆治略·旬阳县》。
(67)(清)卢坤:《秦疆治略·商州直隶州》。
(68)光绪《城固县乡土志·商务》，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第27页。
(69)(清)路德:《柽华馆全集》卷5《周侣俊墓志铭》，光绪七年刻本，第45～46页。
(70)(清)淡金籝:《寒蓬山记》，载道光《重修略阳县志》卷4《艺文部·记》，光绪三十年重印本，第55页。
(71)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4《山川上》。
(72)(清)叶世倬:《重修连亭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1《文徵》。
(73)(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树木示》，《留坝厅足征徵录》卷1《文徵》。
(74)具体研究可参阅拙作《清代陕西南部的生态环境变迁》，载《古今农业》2005年第3期。
(75)萧正洪:《清代汉江水运》，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76)(清)卢坤:《秦疆治略·汉阴厅》。
(77)光绪《洋县志》卷4《食货志》。
(78)光绪《孝义厅志》卷3《风俗志·物产》。
(79)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
(80)光绪《略阳县志》卷1《舆地部·市集》。
(81)可参阅拙作《清代陕西南部的生态环境变迁》，载《古今农业》2005年第3期。
(82)(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
(8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84)(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85)光绪《旬阳县志》卷14《杂记》，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页。
(86)光绪《定远厅志》卷24《五行志·祥异》，光绪五年刻本，第3页。
(87)(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5《水道》。
(88)陕西实业考察团:《陕西实业考察》，龙海铁路管理局1933年版，第272页。
(89)何庆云:《陕西实业考察记》，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38页。
(90)黄强:《晚清陕西与湖北双边贸易研究——以陕西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第13～16页。
(91)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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