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瑞霖
我生在一个很闭塞的乡下地方，读书生活是六岁开始的。我从六岁起，受私塾教育，直到十六岁才进中学。我在经、史、子的中间整整混了十年。就这对联诗赋，也练习过不少的日子。我的先生便是我们父亲，是一个乡下地方颇有声名的秀才。父母教儿子，是要“一锄头便掘一个坑”的，我幼年时所受的教育的严格也就可想而知。
我在十三岁时，考进了本县所立的中学，刚刚住到两个月，父亲来城检查我的功课，认为太松懈了，立刻逼着我把铺盖卷起，一同回去。又过了三年，才让我去住府立的一个中学。刚到这个中学里面，教员和监学、校长，都夸赞我的文章，我很有点骄矜自喜，似是数学根底不行，英文完全没有学过，这两个重担子一齐加到头上来，真是辛酸辣苦四味俱全。幸亏那时很有要强的心，常常在天未大亮的时候，起来燃洋油灯读英文习数学。吃了这一种苦，算学英文总勉强跟得上。住了一年半，参加一个极无聊的风潮，被学校开除了，便转到省里的一个中学来。在这个事变当中，受了父亲的严斥婉训，我下决心好好地读书了。在转学后的一年中，成绩确是不坏，英文和数学竟一步一步地抢到所有同班的同学的前面了。我的中文，在未进中学前，虽然可以写，但还觉很有点费力，有时且不中父亲的意，等到进了省里的中学以后，眼界渐广，忽然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可以放笔为文，头头是道。直到这个时候，父亲才不再从信里寄题目来，限我多少天内作好文章寄回去。
可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渐渐不佩服线装书了；我反对线装书了。每到假期回去，常常和父亲辩难五经四书的价值，古圣古贤的价值，父亲说不过，便带着笑意地说一声：“狡辩。我不同你说。”我反对线装书，尤反对诗词歌赋，我把我以前的旧稿都烧掉了，立志不再弄这种“无逻辑”“无补国计民生”的劳什子。我真想不到时代进展到现在，还有些留学生之类的先生们，平仄声远未弄清楚，作绝工架还不大明了，居然抄些前人诗句，夹些自制的半通不通的句子，以抒其怀古的幽情，伤今的绮感，以求附托风雅，倾倒众生！话虽如此，但是我自己深深感觉惭愧，因为我虽然丢掉线装书，丢掉诗词歌赋，我还是毫无成就。
到了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忽然“不安于校”，当了什么学生会的代表，常常出去开会，对功课渐渐模糊了，到了考的时候，便在晚间偷着点蜡烛，拿出“强记”的本领，来应付第三天的考试。校监某先生平素很器重我，知道我因为当代表而疏忽了功课，曾有两次劝我还是安心读书，不要用强记的聪明来应付考试，我却暗景地嗤之以鼻。
进到大学以后，在头二年确实用了一点功，后来便又松懈了。到了要毕业的一年（民国十四——十五年），就加入了国民党，同时又参加学生会的活动。在这时我的思想变得很厉害，根本看不起大学毕业文凭。出校以后，绝不过问发文凭的消息，我的文凭还是一个朋友代领，在毕业的第二年秋天寄给我的。
在社会上胡乱混了两年，觉着学识不够，得着一个机会，便跑到英国去念书。这时真想读书，可是中了贪多的毒。我研究经济学，我打算把经济学的各部门都吞下去。自以为很读了几本书，可是一回到中国，遇着爱重“专家”的先生们，问我专的是什么，我简直瞠目无以对。
以上是我读书的简单经历，从这种经历上面，我认为：
（一）读书不能照古法——焚膏继晷的方法，虽然是最严格的、确实的，却很容易使学者灵机闭塞。我虽然不能说我幼年所受的严格教育为无用，但我终以为是危险的。我相信：一个蠢材在那种教育方法之下，只有被弄得更蠢。
（二）读书不能躐等——我进中学时，在算学英文上面吃了很多的亏，便是由于躐等。
（三）读书不能务外——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都是似是而非之词。青年人最容易接受这种理论。青年人应该认清楚自己做人的时代程序。读书的时代在前，救国的时代在后。先尽了读书的责任，才能尽救国的责任。救国是如何巨大繁复、幽深曲折的事业，岂是读书未成的学生所能尝试的。在求学时而欲务外，无疑的是误了国又误了自己。
（四）读书不能尚强记——强记等于急水过田一样，来的快，去的也快，绝对不能发生深厚的影响，所以凡是强记以应考试的，一到考试完了，其所学的也完了。而且这一种办法，使得脑筋一时运用过度，失了弛张的正轨，是极有害于脑力的。
（五）读书不可贪多——古人曾说过“务广而荒”，这就是说贪多的毛病。研究的范围大而都能融会贯通，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可是平常的人（不是有特殊天才和体力的人）体力和聪明都有限，还是缩小研究的范围好一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