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泉根
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争，不但是中华民族坚不可摧、凤凰涅槃、光耀史册的伟大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一宗宝贵的文学资源。中国儿童文学数代作家都以满腔激情创作过丰富多彩的小说作品，为百年儿童文学留下了秀华光发的审美画廊。
一、战争年代：“零距离”的接触
从现有资料考察，最早涉足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创作的是陈伯吹。1933年，陈伯吹接连出版了两部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童话体中篇小说《华家的儿子》和《火线上的孩子们》。小说塑造了“华儿”这一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儿童形象，表达了“誓以全力抗战”驱逐日寇的意志。茅盾在1936年发表的《大鼻子的故事》《少年印刷工》《儿子开会去了》等儿童小说，以上海“一·二八抗战”为背景，反映了都市儿童高涨的爱国热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战期间，无论是大后方（重庆）、根据地（延安）还是“孤岛”（上海）的儿童文学，都有直面抗战、砥砺意志的精彩儿童小说面世。如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萧红的《孩子的讲演》、司马文森的《吹号手》、秦兆阳的《小英雄黑旦子》、周而复的《小英雄》、柯蓝的《一只胳臂的孩子》、苏苏的《小癞痢》、贺宜的《野小鬼》、董均伦的《小胖子》、苏冬的《儿童团的故事》、刘克的《太行山孩子们的故事》等。尤其是华山的《鸡毛信》、峻青的《小侦察员》、管桦的《雨来没有死》，把抗战儿童小说创作推向了新高度。
第一波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直接诞生于战火纷飞、全民抗战的激情燃烧岁月。与战争的“零距离”接触，是第一波小说的显著特点：作家本身就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参与者、目击者，因而作家本人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处于战争环境，作品的题材、内容、形象完全来自战争一线，呈现出时代生活与英雄事件的本真状态，写的就是身边人身边事，具有强烈的即时即刻的现场感；作家的创作动机与作品的社会效果，都是为了直接服务抗战、赢得抗战，实现“文艺必须作为反纳粹、反法西斯、反对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发挥它的作用”（郭沫若语）。第一波作品奠定了抗战儿童小说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基调，将爱国情怀、英雄本色、儿童情趣有机地融为一体，其艺术魅力至今依然深植孩子心田，同时产生了海娃、雨来那样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中难以磨灭的艺术典型。
二、“十七年”期间：“近距离”的观照
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创作的第二波热潮出现于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新中国崭新的社会制度把少年儿童看作“祖国的花朵”“革命接班人”。加强少年儿童的革命传统教育，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引领儿童，是这一时期儿童小说创作的主脉。抗战题材的作品责无旁贷地发挥了这方面的重要作用，成为激励当代儿童崇尚英雄、追求理想的形象读本。
第二波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作者，他们在战争年代还是青少年，有的亲历过战争，也有的尚未成人，但对那场战争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与感受。因而他们是“近距离”地观察抗战、回忆抗战、叙述抗战，所反映的人或事有亲历、有目击也有虚构，他们期待用自己的作品在润泽新一代儿童中发挥认识作用与教育作用。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徐光耀的《小兵张嘎》、胡奇的《小马枪》、郭墟的《杨司令的少先队》、王愿坚的《小游击队员》、杨朔的《雪花飘飘》、黎汝清的《三号瞭望哨》、王世镇的《枪》、杨大群的《小矿工》、萧平的《三月雪》、李伯宁的《铁娃娃》、任大星的《野妹子》等。
三、新世纪：“远距离”的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创作以陈模描写战地“孩子剧团”的长篇小说《奇花》（1979年）、王一地描写胶东半岛抗战传奇的长篇小说 《少年爆破队》（1980年）最为重要。两位作者在少年时代都曾经历了抗战，陈模本身就是孩子剧团团员，王一地还当过儿童团团长，因而他们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亲历性与现场感，是第二波抗战儿童小说的延续。这以后，由于整个儿童文学小说创作的兴趣与重点转向校园小说、青春文学与动物小说，抗战题材一度沉寂。进入新世纪，抗日战争这一伟大胜利，再次进入儿童小说的创作视野，并奇迹般地出现了第三波热潮。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创作第三波抗战儿童小说的作家，全是“70后”“80后”，他们生长在市场经济的和平年代，那场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他们只是从教科书、小说、影视及长辈的口述中，才知道现代中国还有那么一场血与火的战争。因而远离历史与战争的他们，一旦选择抗战作为表现对象就必须克服“隔”和“疏”的矛盾，想象抗战、诠释抗战、反思抗战就成了这一波小说的重要特点。主要作家作品有：薛涛以东北名将杨靖宇浴血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满山打鬼子》《情报鸟》，毛芦芦以江南水乡抗战为背景的《柳哑子》《绝响》《小城花开》三部曲，殷健灵以上海滩“孤岛”为背景的长篇小说《1937，少年夏之秋》，童喜喜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童话体小说《影之翼》，赖尔以皖南新四军抗战为背景的长篇穿越小说《我和爷爷是战友》，李东华以山东半岛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少年的荣耀》等。
第三波抗战儿童小说的年轻作者，为什么如此寄情于抗战？钟情于那一代战争环境长大的少年儿童？他们究竟要表现与表达什么？“80后”女作家赖尔在《我和爷爷是战友》一书后记中的自白，可以代表第三波小说作家的心声：“我在故事的假设中找到了许多值得当代孩子们思考的问题，同时在故事中体会到当代孩子们普遍缺乏的东西。”“读到那个时代的价值，读到一种成长的责任。”——试图从抗日战争中寻找当代少年儿童“精神成人”的宝贵资源与进取动力，这就是第三波小说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愿景。
四、2015：“烽火燎原”系列小说的集体登场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而神圣的日子，2014年4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长江少年儿童出版集团在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了“烽火燎原原创少年小说笔会”活动，邀请张品成、张国龙、薛涛、牧铃、肖显志、李东华、汪玥含、韩青辰、刘东、毛云尔、赵华、毛芦芦等中青年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共商加强抗日战争题材原创少年小说的创作，倡导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笔会还组织作家参观了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军事博物馆。王巨成、曾小春、邓湘子虽因有事未能与会，但也以书稿加盟。
经过一年多的锻造、打磨，“烽火燎原原创少年小说”首批八部作品终于集体登场。八位儿童文学作家，八部抗战题材小说，跨越半个多世纪，反思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在抗战小说的题材内容、人物形象、叙事视角、艺术手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突破与探索，意在当下少年儿童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体现了新世纪抗战题材儿童文学的艺术风貌。这八部长篇小说是肖显志的《天火》、张品成的《水巷口》、牧铃的《少年战俘营》、汪玥含的《大地歌声》、王巨成的《看你们往哪里跑》、毛云尔的《走出野人山》、毛芦芦的《如菊如月》、赵华的《魔血》。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参加的战争，既是全面抗战也是全民抗战，这一历史事实在“烽火燎原”系列中有着生动的展现。从东北小镇到海南水巷，从苏北大地到西南边陲，抗日战争的烽火以燎原之势在全国各地燃烧。无论是沦陷区还是大后方，处处是杀敌的战场；无论是新四军还是远征军，都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无论是军人的正面作战，还是农民、渔夫、铁匠、艺人、教师这些普通百姓的觉醒与抗争，八部作品依循史实都在告诉小读者们：这是一场全民的抗战、全国的抗战、全面的抗战。危巢之下，岂有完卵？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奋勇抵抗誓死保卫衢州（毛芦芦《如菊如月》），巧传作战信息击败进犯苏北的日寇（汪玥含《大地歌声》），国民政府组织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孤军抗敌，野人山大撤退历尽磨难（毛云尔《走出野人山》）……八部小说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烽火硝烟、生死存亡、凤凰涅槃的特殊年代，那是个惊天地泣鬼神、抒豪情寄壮志的伟大年代。
战争年代少年儿童的成长轨迹自然迥异于和平年代，但战争年代的少年儿童毕竟也是孩子。如何从儿童自身的维度与现实生存环境刻画抗战儿童形象？八部小说在这方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既坚持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又努力探寻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融合。这种探索主要体现在从儿童的角度看战争、写战争、感悟战争，从天真烂漫的童心入手，分析他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仇日、抗日的原因，刻画他们对战争与敌人是如何一步步理解和醒悟的。世界文学“成长小说”的艺术理念，大致遵循作品主人公经历“天真——受挫——迷惘——顿悟——长大成人”的叙述模式。用此尺度观照，我们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长小说”？而且是一种更为“逼真”的成长小说，因为每一个主人公的成长都面临着血与火、生与死的抉择与考验。世界上还有比生死命运更为严谨的“成长”吗？！
《大地歌声》（汪玥含著）中的二嘎起初是个小戏迷，经历了朋友小顺子一家的惨死后，开始意识到周遭环境的突变，毅然冒死保护地下工作者。疯言疯语、江湖气十足的小叫花“黄毛”，曾在鬼子手下混吃混喝（肖显志《天火》）；受奴化教育影响的潘庆，一开始对宣扬武士道精神的教官还心生崇拜（张品成《水巷口》）；牛正雄最初加入国军时还当了“逃兵”（王巨成《看你们往哪里跑》）。但黄毛最珍视的朋友串红惨遭日军杀戮，他惊醒了；潘庆亲历日军枪杀无辜的村民，他震怒了；牛正雄的家乡被烧被屠，他不再害怕打仗了。家园的毁灭，亲人的逝去，血淋淋的现实给年幼的心灵留下永远的创伤，也因此让少年们真正成长起来，走上复仇之路。当然，促使少年成长的力量并不仅仅是“复仇”，更深层次的力量来源于每个民族骨子里所具有的热爱和平、追求幸福的天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天性突出地转化成为反法西斯的精神。《少年战俘营》（牧铃著）中的刘胖是国军的孩子，爷爷被红军打死；龙云是红军后代，母亲被国军活埋。然而二人在日本法西斯的罪恶面前舍弃了“小我”之恨，一致坚定起对日寇的民族大恨。面对鬼子的利诱、分化、打压、折磨，他们绝不投降，绝不屈服，最后携起手来，勇敢地杀向敌寇，双双牺牲。这些少年的成长，是其反法西斯精神的觉醒；他们的担当，也由此不仅具有民族大义，还具有了世界意义。
五、烽火长明，警钟长鸣
从2014年开始，我国立法确立了三个纪念日：“抗战胜利纪念日”（9月3日）、“烈士纪念日”（9月30日）和“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12月13日）。对抗战胜利的高调纪念及主动参与世界反法西斯和反军国主义的纪念活动，并不仅仅是表达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硬态度，也是中国进行国家与民族的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途径，进而提升中国在现实国际博弈中的道义基础。
七十年过去了，在新世纪成长起来的一代少年儿童，身处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面对四面八方的文化风尚，他们有的可能热衷日本绘本，可能迷恋日本动漫，或沉湎日本游戏，有条件的还会去日本旅游。但对于发生在1931-1945年的那一段中华民族伤亡3600万人才赢得胜利的惨痛历史，那一场席卷全球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尤其是对于七十年前处于战争年代的中国同龄孩子（也就是我们爷爷的爸爸）的生存状况与精神面貌，今天的少年儿童又能知道多少呢？是否有被遗忘的危险？可以说，呈现给大家的这八部小说，与以前的《鸡毛信》《小兵张嘎》《少年的荣耀》等一样，都是抵抗遗忘之作。王巨成在作品中这样写道：“不该忘却的，我们一定不能忘却！这就是我最终决定要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无论是战争年代“零距离”的接触，还是“十七年”期间“近距离”的观照，抑或是新世纪“远距离”的反思，以及2015年“烽火燎原”系列小说的集体登场，这些出生于不同年代的作家，之所以要用儿童小说的艺术形式来直面抗战、描写抗战、反思抗战，并希望以他们的反思来感召与感染当下的少年儿童，其目的正是为了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段历史，来反思这场全民族的胜利，加倍珍惜和平，不忘历史，烽火长明，警钟长鸣。让今天的孩子们多了解历史一分，多感念当下一分。
艺术的最大价值在于时代的永恒性，在于艺术对所承载的文化与种族命运的思考。透过《满山打鬼子》《我和爷爷是战友》《少年的荣耀》，透过“烽火燎原原创少年小说”系列，我们不但看到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不断进取的希望，更看到了下一代爱国报国、发扬蹈厉、激奋向上的希望。
2015年5月1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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