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觉得人生真是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一点我希望年轻朋友们能够理解。
我于1932年1月21日出生于鹿儿岛市的药师町。七兄妹中在长兄之后我排行第二。出生时家里很忙，父母没空去派出所登记，所以户籍簿上我的生日是1月30日。
药师町位于鹿儿岛市中心的城山（小丘陵名）脚下，甲突川河边。我家里开了一家小小的印刷厂。父亲早先在别人的印刷厂打工，后来买了一台二手印刷机，把自家一间偏房当作工厂，开始了印刷业务。我就在这时出生了，小时候听惯了的机器声，至今还常在耳边响起。为了严守交货期，父亲不惜通宵加班。父亲的敬业受到了客人的好评，订货不断增加。但是由于战争，工厂在空袭中被炸毁，父亲就此失去了工作。
父亲具备工匠气质，性格谨慎。战后母亲主张重开印刷厂，父亲不答应。因为重新开厂要借很多钱购买新设备，摸着石头也不敢过河的父亲不愿冒险，不肯借钱。母亲再劝，父亲也不点头。我也讨厌向人借钱，经营企业以不贷款为信条，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很像父亲。
家里的印刷厂总有邻居的阿姨们来帮忙，大家往往工作到很晚，这时候阿姨们和我们一家人围着餐桌吃夜宵，很是热闹。母亲不仅负担家务，而且指挥阿姨们做事干脆利落。母亲性格豪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从不退缩。我属于乐天派，是继承了母亲的开朗性格。母亲还要强好胜，每当我在外面打架落败回家，她就将扫帚塞进我手里说：“去报仇，打赢了再回家！”把我赶出家门。
鹿儿岛的风气虽说是男人当家，但实际上是在外面给丈夫面子，好像男人说了算，在家里大多是女人掌权，妻子主持家庭事务。我母亲就是这样的人。
儿童时代有许多快乐的回忆，印象深的是采枇杷。爬上高高的枇杷树，釆了果实直接送进嘴里，这样的事现在已经没有了，可是那个年代乡村孩子都这么干。我家也这样，偶尔父母会放下手里的工作，带领全家去樱岛釆枇杷。那时的樱岛，在山坡的一面有大片的野生枇杷林。我们边釆边吃，先把肚子填饱，然后将枇杷装进背袋，带回来送人。
与母亲、哥哥的合影（左侧为作者）
在妹妹“七五三”节上，作者当时是小学三年级（后排左侧为作者）
平时的玩伴主要是哥哥。哥哥是捕鱼能手，我常常提着木桶跟着哥哥到附近的甲突川去捉鱼。哥哥用网兜接二连三把鱼虾捞上来放进木桶，我在一旁看着，欢呼雀跃。有时会抓到比大人的手腕还粗的鲤鱼。我虽然一条鱼也没捉到，但当附近的孩子们用羡慕的目光偷瞄我们装满鱼虾的木桶时，我感到特别自豪。捉来的河虾不去卖，由母亲加盐加糖煮了吃，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怀念母亲的情节还有很多。鹿儿岛的传统，到了小学五年级，每年十二月的“赤穗浪士复仇日”那天黄昏，学生们聚集到学校礼堂，在地板上正襟危坐，聆听校长先生朗读《赤穗义士传》。鹿儿岛虽属温带，但到了十二月，夜里还真冷。那样的季节端坐在礼堂冰冷的地板上，脚都冻麻了，哪里还听得进校长先生的说教。但校长一直要读到夜里10点，结束时我们已浑身冰凉。
拖着冻得半僵的身子回到家里，母亲早已煮好了热腾腾的赤豆年糕粥在等我，那热粥冒出的香气里充满了母亲深情的爱。我一言不发，脸贴近碗，贪婪地吃起来。母亲面带着温和的笑，在一旁注视我，那情那景，终身难忘。直到现在，只要把赤豆年糕粥放在我面前，母亲的形象就会清晰地再现。
上小学前，我被称为哭虫，一旦哭开了头，可以哭上三个小时不停。多数情况下，我哭了也没人理睬，我就越发任性，滚到地上继续哭叫，真是一个不好伺候的小家伙。
这个幼时好哭的毛病一时还改不了。开始上学时要我自己单独去学校，我不敢。在家时我淘气，还有点嚣张，一到外面，我就腼腆甚至懦弱。
开学典礼时有母亲陪着没有问题。但第二天要我自己一个人去学校，我就哭嚷“不去上学”。没办法，开学后一个多星期，每天都由母亲陪着我上学。
那时的我，一方面害羞，怕见生人，另一方面又顽皮得很。上学后不久交起了朋友，我就感到上学很有趣。正确的说，是与小朋友们玩耍很有趣。
我上小学时，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很久。当时没有现在孩子们玩的玩具，我和小朋友们或者到河里捉鱼，或者玩打仗游戏，大家想办法出主意，尽量玩得开心。
我刚上小学时学习成绩不错，听母亲说，当时学校发的成绩通知单上，罗列的都是甲乙丙的“甲”字。
但后来我就不用功了，因为我觉得玩耍比学习更有趣。一直到小学毕业我几乎不读书，父母也从不督促我用功，所以天天玩闹，有时简直玩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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