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三年级时，教育制度发生变化，变成现在这样的六·三·三制。旧制初中分为新制初中和新制高中两部分。父亲希望我尽早参加工作，我自己也想在初中毕业后马上就职。当时，哥哥从旧制初中一毕业就去国铁上班了。因为父母实在太辛苦，我是老二，也想初中毕业后就做事，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但是，有了新的学制以后，班上的同学都想上新制高中，我也产生了想升高中的念头。
这时校长兼数学老师的辛岛先生也劝我说：“你也该去上新制高中。”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困难，这点我清楚，但是周围的同学几乎全要升学，我感到很困惑。父亲要我就职，我恳求父亲，并保证高中毕业后一定马上工作。父亲总算同意，于是我就进了新制高中“鹿儿岛市立第三高级中学”。也许是偶然吧，辛岛老师也转到了这个学校，并担任我们的班主任。
不久“鹿儿岛市立第三高级中学”又改成“鹿儿岛商业高中”。为此，两年后我们和辛岛老师一起又转校到新制的玉龙高级中学，编进三年级的班里，所以后来我成了玉龙高中的首届毕业生。
没有上大学的打算，准备高中毕业就去当地的鹿儿岛银行上班。因此每天上课一结束，我就和同学一起玩业余棒球，我非常热衷，经常玩到很晚。有一次被出门卖米的母亲撞见，母亲非常生气，斥责说：“我们这么辛辛苦苦供你上高中，你却玩疯了。”
母亲这句话触痛了我，引发我深刻反省，我当即放弃了棒球游戏，同时开始帮父亲卖纸袋，做纸袋是当时父亲的家庭副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家里除了搞印刷之外，还做纸袋。在自动制袋机购进之前，纸袋是雇用附近的阿姨们手工制作。父亲用菜刀把几百张纸一口气裁好，阿姨们按尺寸折叠，用糨糊粘成纸袋。因为有这个记忆，我建议父亲说：“爸爸，还做纸袋吧，我来帮你卖。”做纸袋一事就重新开张了。
纸袋有大小10余种，我把纸袋装进竹筐，堆得高高的，放在自行车后面的行李架上，那时的自行车行李架很大，由于纸袋很重，将车脚向后一拨，自行车前轮甚至会翘起来。
高中时代与朋友在一起（左侧为作者）
把纸袋卖给各家店铺时，开始是走到哪里卖到哪里，后来我发现这样做效率不高，于是就将鹿儿岛市区分为7块，每周7天，每天只去一处，如此循环。平日学校一放学，我就立刻回家，骑上自行车出门，星期天也不休息。从大的糕点商到胡同里的廉价点心店，踏着自行车到处推销，一家接一家开拓客户。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的我正像一名非常勤奋的推销员。有时嘎吱嘎吱地推开店家的门，高声说：“对不起，有人吗？”这时出来一个同我差不多年龄的女孩，一看见我，羞涩的脸孔霎时涨得通红，不作一声就跑掉了。
当时的鹿儿岛市区有五六处黑市，去那里可以做批发生意。那里都有威力十足、说话干脆的大婶。我去了几次，她们就“小孩、小孩”地招呼我、照顾我，有时纸袋卖剩下一些，她们就会说：“都留下”，她们全买了。熟识的大婶还把我介绍给别的阿姨，她们叫我“卖纸袋的小孩”，这个称呼在黑市里居然非常有名。
有一天，我照例蹬着装满纸袋的自行车，路过一家店门，一位大婶叫住了我：“是你吧！卖纸袋的小孩，我这里是糕点批发店，鹿儿岛有很多小店从我这里进货，他们希望纸袋也一起买。如果你的纸袋放我这里卖，数量可以翻几倍呢。各种大小纸袋放在货架上，卖完了补足就行。”听她这么一说，我心想还有这样的好事啊。数量翻番，但价格要打折，通过这家批发店的买卖方式，我了解到了流通业的一个侧面。
这过程中，听到消息的其他糕点批发商也来订货，福冈县许多糕点批发商都有了稻盛家制造的纸袋。大量订单，让我和父亲忙得不亦乐乎，因此雇了一位初中刚毕业的孩子做帮手，还为他买了一辆自行车。
我在自行车鞍座下挂一个和尚用的布袋，把从各家收来的纸袋钱塞进去，每次都是塞得满满的现金，带回家交给父亲。父亲一只手拿算盘，花老半天计算结账。作为外行，我的生意大获成功，听说在我连续的攻势之下，福冈县别的纸袋业者纷纷败退。但在价格核算上我们并不精明，黑市的大婶要求“再便宜点！”我们也就让步了。如果核价再仔细一点，我想收益还会更多一些。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卖纸袋的经历非常宝贵，甚至可以说我后来的事业的原点，就在这纸袋的经营之中。
但是到了新制高中三年级，这个生意连同雇用的帮手一起，移交给了我哥哥，我开始专心学习。本打算高中毕业后马上就职，但那位辛岛老师又动员我说：“高中毕业就结束学业，太可惜了！稻盛君，目标是上大学，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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