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西方领导变革理论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其名著《领袖们》中写道：“一个领导人跻身伟大领袖之列的可靠公式有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件。我们通常给予战时领袖的地位比和平时期领袖的地位要高。这部分是由于战争所固有的戏剧性，部分是由于历史书中对于战争总是大书特书。但是，这也是因为，只有当一位领袖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战时，我们才能充分地衡量其伟大的程度。在我颁发荣誉证书的时候，经常想到那些勋章获得者中间一定有不少人，是以极大的勇气奋起对付十分复杂的局面的，他们原来肯定是相当平凡的人。没有那样的复杂局面，他们的勇气就显示不出来。”

由此可以看出，领导变革理论有其适用条件：当组织处于初创阶段、困难时期或危机情境等特殊时期，运用领导变革理论指导领导实践往往会更为有效。尼克松说：“我们更多的是谈论这样一些领袖，他们能在如此宏大的规模上有效地行使权力，以致能大大改变他们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对于变革型领导者而言，必须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和领导力，能够进行有效的社会沟通，动员并说服广大追随者，凝结共识、形成愿景；必须精力充沛、智慧过人，具有远见卓识，具有超凡的使命感和道德意识；必须拥有较高的威信和较强的魅力，追随者能够热情回应、深刻认同并积极追随。

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如此富有魅力的领导者可遇而不可求，往往较多地体现于“时势造英雄”。而且，一些富有魅力的变革型领导者，更加推崇雷厉风行、霹雳手段，容易导致“个人崇拜”现象，逐渐形成一种“强势领导”，身边不断吸引和聚集“唯命是从”的追随者。这种领导者习惯于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进而忽略现实发展、忽略自身进步、忽略他人感受，最终不由自主地脱离追随者。更为致命的是，他们还容易脱离外在的制度约束，脱离内在的道德束缚，最终既毁灭了组织也毁灭了自己。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为例，他上任后一再宣称要实行民主化改革，特别强调要尊重公民的权利和价值。这个主张引起了民众极大的兴趣与热情。但是，在改革之前，并未启动相应的修法、立法等工作，整个过程缺乏严密的规划和论证，随性而为、四面出击、朝令夕改。原本举国上下皆拥护的改革，很快落得众叛亲离、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结局。

更重要的是，西方的领导变革理论，更多是基于对私人企业的实证研究。例如约翰·科特的“变革八大步骤”，就是在研究100家美国企业之后，抽象和提炼出的成功的组织变革规律。企业变革与政府变革，二者间无疑具有显著差异；中西方国家的政体、实力、习俗等，也都千姿百态、各不相同。萧功秦指出，西方这些制度之所以好，是因为它们经过长期集体经验的磨合，有各种外部条件和资源的支持，一旦引进到其他国家，就会淮橘成枳。中华民国初期，政党多如牛毛，一度超过300多个。每逢议员选举之时，大大小小的政党为了拉票，纷纷派出大批人员奔赴火车站，争相拉拢议员入住本党招待所^[9]。今日之中国是拥有近14亿人口的超巨型国家，执政党是拥有8779万多名党员的超级大党。如果生搬硬套西方领导变革理论，那就无异于“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10]。这一“严复悖论”，生动揭示了社会经济、民族习性、政治文化与思维方式，对于现代化转型的制约作用。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超越传统的领导变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