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的大忠诚

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应当成为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具有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2015年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只能有一个指向，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改革者只能有一个使命，就是遵循人民的意愿而改革。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不忘初心”，才能称为大忠诚。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所有职务。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邓小平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进程。此前，“邓小平以他从青年时代起即追求真理的终生不渝的精神，以他对党的忠诚和信念，以他几十年革命历程的经验，以他‘文革’中所进行的思考和实践，奠定了在新时期，为他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坚实的基础”，“在邓小平的心中，国家和人民高于一切。他把一生的目光和心血，全部放在了国家和人民身上”。^[1]

古斯塔夫·勒庞认为，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杰出政治家，天生就是社会心理学家。邓小平很清楚社会心理转变的机理，“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而且在近乎180度转弯的变革过程中，他明智地选择了先走一小步。可以想见，这样漫长、巨大的转变过程，如果从转型的最初，就提出一个伟大的、理想的、彻底的框架和原则，几乎就不可能推动了，甚至极有可能发生社会动荡。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科学、教育工作。他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恢复高考。1977年8月4日，教育部专题召开座谈会，邓小平坐镇主持。他最终一锤定音：高考这件事情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在今年恢复高考”。而他果然做到了。这关系到成千上万的家庭乃至整个中国的未来，受到了极高的赞誉，成为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最初的突破口^[2]。实际上，这正是人的观念与实践，同改革结果的互动。先行探索的过程中，有了正面的结果反馈，民众的观念逐步转变，阻力相对而言就会变小。

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也是胡耀邦改革的基石和支点。1976年10月8日，叶剑英派人看望胡耀邦，告诉他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并征求对当前如何治理国家的建议。经过一天一夜的思考，他于10日郑重提出：“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应民心。民心为上。根据这种远见卓识的道理，我认为当前有三件大事特别重要：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3]

人们在评论胡耀邦的历史功过时，似乎有一种错觉，认为他在选择改变中国命运的突破口时，首先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然后才着手打破冤假错案的“组织枷锁”。事实上，这两个“打破”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只不过它们发端于中央党校，逐步深入开展于中央组织部。

1977年年初夏，胡耀邦在家中与一位同志谈话，忧心忡忡地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都是教条主义的。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历次政治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竞争呢？

在中央党校发起打破精神枷锁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他又获得了到中央组织部打破极左组织路线枷锁的机会。十年浩劫，积案如山。面对重重阻力，胡耀邦给大家打气：“这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经过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到1984年年底，全国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解决了殃及1亿人的问题。打破“两个枷锁”，将人的巨大潜能从束缚下释放出来，成为后来人们频频书写的一段佳话^[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