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丢官”的大担当

敢于担当、不怕丢官，是改革者的鲜明品格。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害怕），祖宗不足法（效法），人言不足恤（忧虑）。”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改革派”，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闯进意识形态的禁区，对个人意味着丢官甚至是牢狱之灾。

1981年，在全国经济调整之际，乡镇企业由于“私生子”的标签，一度饱受质疑，有被勒令下马之虞。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态度坚决，提出乡镇企业要“勇敢地上，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1982年，全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打击投机倒把的“双打”斗争时，项南再次挺身而出，认为福建经济犯罪要打击，乡镇企业要发展，二者并不矛盾。

当时，刚启动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难点在于企业普遍缺乏活力，毫无自主权可言。1984年2月，邓小平在厦门考察时对项南说：“我们的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随后，福建的一些厂长经理给项南写呼吁信，项南亲自将标题拟定为《请给我们“松绑”》，刊登在《福建日报》上，并迅即被《人民日报》转载。之前，项南公开表示：“我们从开放到现在，因为放权出了乱子的事情，在福建还找不到一个；可是由于不放权，影响改革开放进展的事情可以找出不少。”此言在一些人听来，显然并不那么顺耳。

1985年，项南在福建省党代会上表态，“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他开玩笑说，自己就好比是一个新疆姑娘，满头的“小辫子”让人抓。这年春天，已经有传言，说项南要“下”。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观点认为，国营企业的困难，是由于乡镇企业在抢资源、抢市场。项南不以为然，说一切优惠政策都倾向于国有企业，怎么就让乡镇企业争走了呢？这不很可笑吗？还不是你不行吗？

1986年，曾被项南夸为福建“一枝花”的晋江陈埭镇出了假药，这就是震动全国的“晋江假药案”。项南严厉查处此案，但仍然受牵连，自己连续五次向中央检讨。1988年，邓小平在浙江调研，对乡镇企业给予了明确肯定，但项南此时已经去职。

而在广东深圳的蛇口，“改革先锋”袁庚屡闯禁区。仅1979—1984年，蛇口工业区就破天荒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聘用制，受聘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职务随时可以调整变动；“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受聘用干部接受群众监督，每年由群众投一次信任票；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岗位职务工资+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率先推行劳动合同制……袁庚当年的“蛇口模式”，即使放到今天来衡量，仍然是令人惊叹的制度创新。

不难想象，在改革举措落地过程中，各种“大棒子”“帽子”会不时来袭，这对袁庚的意志力带来严峻的考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当属1988年年初的“蛇口风波”。来自北京的李燕杰等3名专家，与蛇口青年就人生价值观念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专家认为，个别前往深圳的人动机不纯，是为了“捞一把”。蛇口青年反驳说，淘金者赚钱，未触犯法律，并无过错，且客观上为蛇口建设出了力。座谈会后，李燕杰整理出一份《“蛇口座谈会”始末》，专门呈送中央，引发全国争议。对此，蛇口的“掌门人”袁庚态度十分鲜明：“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袁庚不仅是极富改革精神的官员，更是一位具有远见的企业家。在他的直接推动下，深圳催生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这两家机构已成为中国具有很强市场竞争力的金融机构。更难得的是，在“蛇口精神”的感召下，任正非、王石、张思民等一大批有志青年，纷纷辞职来到蛇口这片改革热土，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创业奇迹。今日之深圳，堪称中国最具活力与创新力的先锋城市，而这离不开袁庚当年催生出的“企业家精神”^[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