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心聚力、达成共识，是推进改革的前提条件。具体而言，就是描绘愿景、感召他人，寻求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其中最首要的一环，是缔结牢固的君臣变法联盟。也就是说，国君必须有坚定的改革决心，主持改革者得到国君的极大信任，改革方案也得到国君的充分认可。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偏居一隅、势力孱弱、人才鲜至。秦孝公以罕见的气魄，面向四海颁布求贤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国人卫鞅（即后来的商鞅）随即入秦拜见孝公，提出帝道、王道、霸道三策，最终“霸道”获得孝公首肯，“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宋神宗同样也是如此，他痛感“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即位3个月后即迅速起用“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着手准备变法。此前，王安石在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阐明了他关于富国强兵的构想与方案，其革故鼎新的改革家形象早已树立。
不过，改革本质上是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势必激起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这就需要主动沟通、耐心解释，寻求共鸣、赢得认同。秦孝公最初“恐天下议己”，于是召集卫鞅与保守派代表甘龙、杜挚等，在宫廷会议上公开辩论变法得失。甘龙等人提出治国应遵循古法，却拿不出真实的历史证据。而卫鞅则引经据典、逐条批驳，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博得孝公连连称“善”。这场辩论不仅打击了保守派的气焰，树立了卫鞅的政治威信，也改变了中间派大臣的看法，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法的有力执行者。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政，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直言“祖宗之法不可变”。在延和殿大辩论中，司马光认为，变法的范围应加以控制，与民休养生息、藏富于民即可；而王安石则主张，必须自上而下推行一整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彻底变革。神宗再三权衡，最终选择王安石的改革方案。
信誉是一切领导活动的基础，是所有领导力的基石和支点。如何赢得民众的信任，是变革之初最艰巨的挑战。卫鞅在制定新法举措后，并没有立刻向全国推广，而是首先取信于民。《史记》记载：“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卫鞅通过“徙木立信”这个举措，表明政府推动变法的坚定决心和严谨态度，对徙木者的赏金兑现也显示“令出必行”，使卫鞅及新法很快在民众中树立起威信。与卫鞅的“客卿”身份不同，王安石、张居正被大胆起用之前，早已是声名远播的改革新星。比如早年的王安石，“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然而一次次谢绝朝廷的任命，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多年，精心耕作他的“改革试验田”，一时政绩斐然、民众爱戴。因此，当宋神宗下定决心锐意革新时，王安石不仅历练完备、成竹在胸，而且是众望所归、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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