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节奏，提升穿透力

改革应当“蹄疾步稳”，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既要在关键时刻迈快步、迈大步，更要在平时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一般来说，民众和基层政府对新法都有适应期、消化期，改革红利的释放也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如果操之过急，势必引起反弹，结果只能欲速不达。清末的维新变法是最典型的案例。鉴于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教训，维新派认为只有猛烈的大变革才能救国。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在这个纲领的指导下，光绪帝在103天内下谕旨300多条，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仅在1898年9月12日这天，就一口气颁发了11条维新谕旨。如此多头急进，是否稳妥？如何落实？完全不去考虑。而缺乏官场历练的康有为，直截了当地告诉荣禄：“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对此，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评论认为：“在传统社会内，主张改革的君主显然属于少数派。因此，行动得太快太猛必定会促使潜在的反对者变为积极的反对派。”最终，不同的利益群体群起而攻之，康有为、梁启超等仓促逃往日本，光绪帝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六君子”未经审讯即被处死，变法戛然而止。严复在对维新派深表同情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庸医杀人”。

从这次变法还可以看到，维新派一直过分倚重顶层设计，始终把改革重心放在中央政府，对地方和基层的作用过于轻视。实际上，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的“湖南新政”，就吸收了不少维新派的主张，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有学者据此认为，如果维新派放弃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审时度势地调整为自下而上的改革方案，不失为一条稳妥而可操作的变法之路。王安石变法同样也存在“穿透力不足”的问题。台谏官陈次升向王安石反馈说，新法在执行中引发了一些新矛盾。王安石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十件事中总有一两件会失败，免疫法带来的社会问题大可不必计较，也不应全盘否定新法。显而易见，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进方式，排斥地方和基层的反馈意见，拒绝必要的监督和纠错机制；地方只有无条件抓落实的义务，而被剥夺差异化、灵活实施新法的权利。结果，在一地实施成效颇佳的政策，未必适用于其他地方。但为了完成上级的指标，地方官员往往急于求成，甚至层层加码、横征暴敛，与变法的本意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