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领导方式相比，愿景领导最鲜明的特色是，在领导者所发挥的所有功能中，尤其重视领导者自身行为对愿景构建与完善的影响。一个有效能的领导者，必然也是一个敢于打破常规、极具预见能力的梦想家；一个好的组织愿景，通常都在优秀领导者的引导下，逐步得以提炼、丰富与完善。
一些领导学研究者提出，21世纪的领导学方向，将由价值领导理论主导。这一理论认为，领导价值作为领导活动的灵魂，将为领导活动提供内源动力，为领导主体提供行动指南，为领导过程提供整体评价。通过价值导向进行变革领导，可以营造更具竞争力、更加人性化、更强大持久的组织文化，确保组织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和壮大。
成为卓越的领导者，首先必须明确价值观，深刻探索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独特的声音。航行在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惊涛大海上，船员们既要有对远处终点的美好憧憬，也要知道驾船航行过程中的做事原则。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有可能在大海中迷失方向。因此，领导者只有找到明确的价值观、发出清晰的声音，才能有表达思想、选择方向、做出艰难决策、采取果断行动所需要的内在自信，才能肩负起自己对组织、对追随者的承诺和责任，而不仅仅是亦步亦趋、盲目模仿他人。
今天，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只是一种事功上的努力，更是一次价值上的超越，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改革需要“价值高度”。习近平一再强调，“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李克强也多次指出，“激发改革这个最大的红利，目的是要让人民群众普遍受到实惠”。换句话说，实现国家上下、社会民间的融通，找到利益的平衡点、社会情感的共鸣处，公平、正义是最基本的价值起点。
关注未来、预见未来，是领导者区别于普通人的最大特质。人们只愿意追随那些眼光超出今天的问题、能看到光明的未来的领导者。“智者察于未萌，愚者黯于成事”，卓越领导者总是能够面对真实世界，从解决问题的阶段，提升到避免问题发生的阶段。这就要求领导者善于预见、精于洞察，在时空穿梭中鉴往知来、引领变革。
毛泽东曾经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这是对其本人洞察力和预见力的生动注解。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用各种手段残酷镇压革命行动，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了血泊中，红军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下也处于危险境地。面对可能被强敌瓦解和消灭的严峻局势，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发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30年年初，毛泽东给林彪回信，也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除对右倾悲观思想进行严肃批评外，他着重描绘了“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愿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走的正是这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因此，与其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不如说毛泽东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顺应了历史潮流。抗战时期，美军驻延安“观察小组”成员谢伟思发问，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成功地战胜他的众多对手而成为公认的领袖？通过接触和深入了解，谢伟思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他目光远大。”
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类的动机分为外在动机与内在动机。外在动机容易让人顺从，也容易产生反抗；而内在动机能够产生更好的结果，甚至有意外的收获。那些受外在动机激励的人，一旦失去奖励和惩罚，便容易停止工作；而那些拥有内在动机的人，即便没有什么物质奖励，也会朝着愿景和目标努力。因此，只有当领导者点燃自己的激情，才能找到真正信仰的东西，超越现有的思维格局，看见未来的可能机会，感染周围的每一个人。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岁月里，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常人所不具备的自信、坚毅、果敢的领袖气质。攀缘在悬崖峭壁间，他感到红军队伍“离天三尺三”；他视飞雪犹如“飞起玉龙三百万”；湍急的河流在他笔下可使“人或为鱼鳖”；连绵起伏的群山在他看来是“原驰蜡象”；在离陕西还有几天路程的六盘山上，他胸中涌起无限豪情：“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7]这里的“苍龙”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喻指蒋介石反动政权，另一种说法则喻指日本侵略者。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感染带动下，红军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谱写了人类战争史上罕有的英雄史诗。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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