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古今中外的经典改革案例表明，在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需要完成一个人事上的布局，让有危机感和责任感、眼界开阔的政治精英，上升到政治权力的最高层次（成为一把手，或者获得一把手的充分授权）。在权力格局中占据最高层次以后，考虑到既得利益集团很可能对改革进行阻挠，改革的主要领导者还必须组建一个改革同盟，进行较大幅度的权力重组，把赞同并愿意力行改革的人擢升到关键岗位。也就是说，应当把正确的人，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做正确的事。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成功秘诀就是实行了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制度。秦孝公和商鞅以罕见的改革气魄，起用了一大批在军爵制与郡县制中脱颖而出的全新官僚队伍。这项举措很快点燃了“秦国梦”，吸引了无数有才干的能人和平民，正所谓“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他们作为改革的执行者，尽忠职守地推动新法，帮助商鞅对抗来自世袭制官僚与宗室贵族的抵制和破坏，在平民百姓中确立了新法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正是由于他们在改革一线持续努力，秦国迅速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

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任之初提出，希望看到思想活跃、有出色管理能力的人担任各部门大臣。此后，她选拔了一大批热心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的文官，极大提升了改革的执行效率。美国的里根为了推动经济改革，起用诺曼·图尔、保罗·罗伯茨等一大批高水平专家，担任改革主要执行部门的行政长官。但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尽管最初十分重视干部问题，但后来逐渐将错误的人放到关键岗位上。比如雅科夫列夫过于迷信自由主义，谢瓦尔德纳泽善于溜须拍马等，最终未能形成一个稳健革新、团结一致的领导团队。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但牢固掌握着中枢权力，其组织分支更从总书记层级，到各省、市、县、乡镇，乃至数百万个行政村，都作为“一把手”或领导集体而存在。一些学者判断认为，“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执政党的组织人事问题”。^[4]正如毛泽东所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已成为中国的时代最强音。“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就不仅需要中央的顶层设计、“立柱架梁”，更呼唤成千上万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闯将。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需要的是最称职的人，能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人。他坚信，只要他们素质高、忠于党，他就能与他们共事。对于关键岗位，他“选择那些致力于改革开放、才华出众、精力旺盛而且其才干是一步一步得到检验的人，而不是那些从下面突击提拔起来的人”^[5]。在家庭承包经营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万里。最初，中央的政策是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顶着巨大阻力，大力支持并推广了肥西县“包产到户”、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在与六安、滁县、巢湖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座谈时，万里坦率地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这是何等的气魄和担当！邓小平后来评价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1980年，万里被擢升为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从上到下，曾涌现出一大批富于改革精神的领导干部。正是在他们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国才从困境中“杀出一条血路”，走上了强国富民的康庄大道。

1991年，朱镕基离开上海，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开始真正操盘中国经济改革。1993年，吴敬琏等几位学者向他建议，不能再拖延了，只有彻底改革中国的财税体制，才能走出计划体制下的治乱循环。朱镕基把手一扬，拧起眉毛说，“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没有条件干的改革”。在党内高层的支持下，分税制改革方案最终成型。其中最核心的增值税，由中央与地方按75:25比例分享，这无异于割地方大员的肉。朱镕基后来说，我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6]。经过两三个月“南征北战”，分税制终于赶在1994年元旦正式实施，由此确立的财税体系一直沿用至今。

由此可见，这些改革促进派和实干家，无一不是出于公心、思想解放、勇于进取、敢于担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是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他们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改革派”官员抱有极大的期望和热情。因此，要想办法激励更多的干部，将锐意改革作为一种信仰，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成其事，争当改革促进派和实干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