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人用人是一张“王牌”

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在半空中飘着。伴随改革进入最艰难的实施阶段，顶层设计能否落地，尚需一个关键性的支撑：人事。

政治学者郑永年认为，虽然有经济、政治权力的下放，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始终在维持集权化的政治结构。启动改革之后，地方官员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他们仍然只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中央对他们有相当的控制力，尤其是在人事的选拔和任命上。中央一直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强调党对干部任命的绝对控制。党对干部的日常管理相当集权，每一级干部的考核、任免、调动都必须由上一级党委和组织部决定和执行。人事权是中央控制地方的最后的王牌，是对地方官员的最根本的制约^[5]。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中央深改组成立以来，不断夯基垒台，推出改革举措，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但是，值得警惕的是，现在仍有一些干部谈“改”色变。基层普遍反映，这一轮改革的难点集中在“自上而下的公权力改革”，这意味着改革的执行者同时也是被改革者。

2015年，新华社《半月谈》记者在中部某省采访“改革政令落地梗阻”时，不少地方干部婉言拒绝，一位当地干部坦言，改革难免触动利益，一些干部害怕“枪打出头鸟”。除了“不敢改”的心态，认为“改了没什么好处，不改也没什么坏处”的心态在基层并不少见。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只听说谁腐败下台了，很少听说谁改革提拔了，更少听说谁不改革下台了”。这充分说明，让以改革论英雄的氛围尚未真正形成，改革指挥棒发挥作用乏力。

郑永年也发现，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各级官员中，GDP主义普遍回潮。相当一部分官员很少谈改革，甚至不谈改革，但大谈特谈GDP增长。因为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不少官员避重就轻，转而选择做政府动员式的经济发展。个别官员甚至根据自己偏好来解读高层的意图。例如，李克强总理明明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但有人将此解读为“发展是最大的红利”。他们没有可持续发展观，有的不过是“任期发展观”。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访谈数十名公务员基础上，就“争当一名改革促进派，难在哪”这一问题展开调查。在8243份有效样本中，62.6%的受访者认为争当改革促进派难在“‘枪打出头鸟’，‘能官’不一定有好下场”。一位基层干部坦言，“改革利益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所触及的深层次矛盾越来越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一旦出现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当就会受到行政问责，搞不好连乌纱帽也没了”。调查数据还显示：71.1%的受访者认为，“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比例低于40%。此外，逾六成受访者对“改革干部正遭遇断层现象”持认同态度。

2015年，湖北省委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王增康投书媒体，疾呼“政坛改革者断层现象亟待关注”。他以宋亚平主导的“咸安政改”为例，直言改革越动真格，风险就越大。一旦稍有不慎惹出点事来，改革者极易成为“谢罪天下”的祭品。遥想当年，“咸安政改”的成功，让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小咸安，成为震动全国的改革“名胜”。不过，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与铺天盖地的鲜花、掌声和赞美同步而至的，还有不绝于耳的怀疑、猜忌和指桑骂槐的弦外之音。无论在咸宁市还是在省直单位，很多人听不开心、看不顺眼、接受不了“咸安政改”给自己带来的冲击，纷纷打着“为民做主、维护正义”的旗号讨伐宋亚平。回过头看，咸安当年的很多改革举措，不仅逐渐为社会实践所成功检验，而且被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高度肯定。

由此，王增康感慨道：“这无疑是个值得认真反思的教训。我觉得现在的改革评价体系应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干部管理体制则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鼓励和保护改革者，让干事儿的人放开手脚去创新，这个社会才会有活力，各种矛盾与困难才能被突破。”

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五次会议，提出“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可谓切中肯綮。“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把改革指挥棒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真正让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引导干部做促进派和实干家，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改革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推动改革举措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