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人民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根本力量在于民众，办法来自基层”。无论是“大包干”还是股份制改革，无论是农业规模经营还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正是基层和民众的探索实践、创新创造，推动着中国改革的车轮滚滚前行。激励机制设计理论认为，任何一项改革或制度安排的顺利推进，都要满足两个基本约束条件：一是参与性约束条件；二是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前者要求改革能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尽可能让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从中获益，至少是不受损；后者要求改革举措能极大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并在个体逐利达到均衡之后也能实现改革者的目标。

正因如此，高层一再突出强调“群众的获得感”。例如，2015年8月21日，习近平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提出，“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2016年4月28日，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三次会议明确要求：其一，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其二，关注群众多方面、多层次需求，创新方式方法，多用善用会用多予少取、放活普惠的办法推进改革，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其三，认真分析归纳民生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列出清单，拿出措施，每年办成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其四，坚定不移把改革总体设计中有关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改革要求落到实处。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表示，公平正义问题已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基本症结。比如，经济缺乏活力是由于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社会矛盾突出是由于老百姓没有说理的地方；体制脆弱是由于无法提供公平正义。他据此认为，过去30年，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今后30年，要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个理念至少包含以下特点：有明确的价值目标，而且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个理念有建设性，极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实质性问题，又能避免大的社会动荡；有巨大的潜力，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社会达成广泛共识，能避免分歧和分裂，将阻力缩减到最低限度^[10]。他进一步指出，“将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变革的基本取向，可以使变革者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使反对者在道义上处于被动地位”。

经济学者华生、政治学者郑永年等不约而同地提出，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是以经济改革带动整体改革，但也留下了城乡两极分化、社会严重短腿等遗留问题。眼下到了以社会改革带动整体改革，突破发展瓶颈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时代。社会改革以公民权利的平等为旗帜，其主攻方向是打破对人口主体农民的身份歧视，提供和保障在财产、权力等资源分配很不均等的市场经济中民众参与竞争的机会平等，实现公民在从业、迁移、教育、医疗、居住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权利均等化，实现效率与公平、劳动与资本、公众与权力之间的制衡，实现不断拓展和更加可持续的发展^[11]。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从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到政治改革的“接力跑”，最终在21世纪中叶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