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卡谷地空战的启示

1982年6月9日下午，以色列空军出动各型飞机96架，在E－2C“鹰眼”预警机(如图5－1所示)的指挥下，对部署于贝卡谷地的叙利亚军队防空导弹阵地进行突然袭击，一举取得了于6分钟内全部摧毁叙军19个地空导弹营(含“萨姆－2”“萨姆－3”“萨姆－6”导弹营)阵地的辉煌战果。以军的这次突然袭击行动按照三个阶段有序展开:

第一阶段，核实目标。

图5－1　E－2C“鹰眼”预警机

首先，以军让E－2C“鹰眼”预警机和“波音707”电子战飞机于空袭发起前数小时起飞，先期抵达地中海海域上空，在7000～10000米高度的空中，对贝卡谷地进行俯视和观察，搞清楚整个战区的宏观情况。E－2C“鹰眼”预警机是美国格鲁门公司为美国海军研制的。一架E－2C“鹰眼”预警机能同时跟踪250个以上的目标和指挥攻击30个目标。其探测范围很大，有水上和陆上双重监视能力。在通常情况下，它能够探测到运动速度从高速到近于静止状态的各种目标。有资料称:E－2C“鹰眼”预警机对巡航导弹一类的小目标，探测距离为185千米;对大型飞机类目标，探测距离可达465千米。在经以色列改进后，该预警机的探测距离可达960千米。此飞机由5名机组人员操控，分别是正副驾驶员、作战情报中心军官、飞机引导军官和雷达操纵员。在飞机的后机身上方装有一个直径7．3米、厚度0．79米的圆盘天线，里面装有旋转式雷达和敌我识别天线。E－2C不仅具有警戒、侦察和目标识别能力，而且还具有指挥己方飞机袭击敌方各种目标的能力。它可与美国国家指挥中心、地面雷达站、空中战斗机、无人机等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能汇总各方面情报并显示在机载屏幕上。从机载屏幕上，可以看到敌我双方飞机的位置、机型、航线、速度和高度以及己方飞机的油量。该机上的计算机系统直接和空中己方战斗机的计算机进行联系，根据己方战斗机上计算机提供的数据，空中指挥官不但可以迅速为己方战斗机选定最佳攻击点，而且只要用光笔指点屏幕上双方飞机的标志，指令就会自动传送到己方战斗机上，准确地告诉己方战斗机最佳的攻击路线和角度。

“波音707”电子战飞机由大型民航客机“波音707”飞机改装而成。该机上装配有高性能的雷达和通信侦察机、干扰机，有0．5千～18千兆赫的电子侦察接收机、1．5～500兆赫的通信侦察机和26部大功率干扰机，可以对包括“萨姆－6”导弹系统在内的20多种苏联制雷达和通信指挥设备的信号进行截获、分析、定位，并对其实施有源和无源多种样式的干扰，能够执行远距离电子干扰支援任务，干扰敌军的指挥控制系统、通信系统、导弹跟踪制导雷达和机载截击雷达等。

其次，以军用由不反射雷达波的玻璃纤维制成、外形尺寸很小(翼展3．6米，高0．94米)、叙军雷达几乎不能发现的“侦察兵”式无人机，携带电视摄像机和电子侦察器材，深入叙军防空阵地上空进行侦察。在侦察过程中，无人机不断把电视图像和接收到的有关电子信号实时地传输给位于地中海上空的E－2C“鹰眼”预警机，用以证实叙军防空导弹阵地的部署情况和以军已掌握的情况有无变化。

最后，在“侦察兵”式无人机继续侦察的情况下，以军再以机头上加装了有增强雷达波反射作用圆锥体的“猎犬”式无人机(其在雷达屏幕上的回波同一架战斗机的回波相似)飞临叙军导弹阵地上空，引诱叙军的雷达开机。通过这一行动，以军既希望在叙军导弹阵地雷达开机的情况下，进一步查清前述电视图像中的导弹阵地是否真的是雷达控制的导弹阵地，同时还能给部署于空中和地面的以军反辐射武器提供叙军雷达的技术参数与准确位置。

第二阶段，摧毁叙军制导雷达。

正当叙军为用导弹击落了几架以军假冒战斗机的“猎犬”式无人机而欢呼雀跃时，进抵贝卡谷地附近的以军地面部队首先开火了!他们先派出一支突击队袭击并摧毁了叙军设在叙、黎边境上的一个指挥所，使叙军失去最前沿指挥。然后，他们大量使用一种由普通火箭弹加装反辐射装置制成的“狼”式反雷达火箭弹，来专门打击叙军防空阵地上的雷达。一时间，那些跟踪以军无人机还没有来得及关机的叙军雷达阵地上火光迸射、硝烟四起。

紧接着，以空军的第一攻击波次开始了。以军的攻击机群共分为三层:高空层，由远在地中海上空的E－2C“鹰眼”预警机和“波音707”电子战飞机组成，前者负责监视整个战场的作战情况及指挥、引导作战飞机与无人机的飞行，后者负责对叙军的雷达和通信系统进行积极的电子干扰，为作战飞机提供电子掩护;中空层，由美制F－15“鹰式”战斗轰炸机、F－16“飞隼式”战斗轰炸机组成，它们一方面担任空中掩护任务，另一方面则利用其装备的性能优越的能抑制地面、海面杂波及对低空目标有俯视功能的脉冲多普勒机载雷达和电子设备，扫描因地形起伏给E－2C“鹰眼”预警机雷达造成的指挥、控制“盲区”;低空层，由以色列制“幼狮”攻击机、美制F－4“鬼怪式”攻击机、美制A－4“天鹰式”攻击机组成，它们携带有“百舌鸟”“标准”反辐射导弹和电子干扰机、金属箔条、红外诱饵弹等武器装备，主要承担对地攻击任务，摧毁在“狼”式反雷达火箭弹攻击中残存下来的叙军雷达。此外，在攻击机群的前面，还有一队无人机在继续担负着诱骗的任务。在这一攻击波次中，以军集中力量所打击的不是叙军的防空导弹发射车(架)，而是防空导弹的“眼睛”——制导雷达。叙军很快就发现了以军是在使用无人驾驶侦察机侦察他们的雷达信号，然后发射反辐射导弹摧毁他们雷达的真实意图，因而立刻关掉了开机雷达。这使得以军的反辐射导弹一时竟然失去了跟踪的雷达波束。针对这些残存雷达，以军迅速改派带有激光发射源的无人机和装载有激光制导炸弹的战斗机，用激光制导炸弹予以精确攻击。

第三阶段，摧毁叙军防空导弹阵地。

在随之而来的第二攻击波次中，以空军的战斗轰炸机在“波音707”电子战飞机和自身电子设备的双重掩护下，对叙军防空阵地上的导弹、高射炮等设施予以了准确轰炸，仅用6分钟，就彻底地使叙军的19个地空导弹营阵地丧失了防空作战能力(如图5－2所示)。

图5－2　以军袭击贝卡谷地叙军导弹阵地示意图

就在以空军攻击叙军防空导弹阵地时，叙利亚空军接到了来自贝卡谷地的求援。他们立即从国内紧急起飞了64架米格－21和米格－23型战斗机，企图对以军的飞机进行拦截。然而，叙军的这一招早已为以军所预料到!

当叙军支援飞机刚从国内的机场上起飞升空时，它们就被以军位于地中海上空E－2C“鹰眼”预警机上的预警雷达捕捉到了，机种、数量、速度、航线等均被迅速而准确地侦测了出来。以军“波音707”电子战飞机针对叙军飞机的具体方位，立即施放了强烈的电子干扰，使叙军飞机一进入黎巴嫩境内，就与其地面的指挥系统中断了通信联络，连己方的命令也接收不到。

更有甚者，“波音707”电子战飞机还以欺骗通信的方法，把叙军的战斗机引诱到以军战斗机待机空域，使叙军飞机成为以军制空战斗机的“猎物”。

很快，叙军飞机就有29架被击落。剩余的叙军飞机见状只好落荒而逃。

一个多小时后，又有50架叙利亚空军飞机前来截击以色列第二攻击波次的飞机。结果，全部被以军击落。

西方军事界当时对这次作战行动的评价是:“电子战的胜利!”

九年后，同样发生于中东地区的海湾战争，再次以“铁的事实”强化了西方军事界对“电子战的胜利”这一结论的认同。在这次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把“电子战”放在了全部作战行动的核心位置上:

首先，他们在战争准备阶段就已经展开了“电子战”行动。随着多国部队不断地向海湾地区集结，运用于电子侦察的兵力数量在不断增加。到集结结束时，在中、高空，已部署了4架RC－135电子侦察飞机、4架EC－130电子战飞机、30架EA－6B“徘徊者”和24架EF－111A电子战飞机、40架E－3A/B和E－2C空中预警机、U－2合成孔径雷达侦察和照相侦察飞机等;在中、低空，已部署了12架RF－4C战术侦察机、36架F－4G雷达攻击机、多架RV－1D轻型野战雷达对抗侦察机以及EH－60通信电子战直升机。而美国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6只航空母舰也都装备了先进的电子战设备，如AN/WLR－11型高灵敏度瞬时测频接收机和AN/SLQ－25、SLQ－32等电子战侦察系统。有关舰只所搭载的E－2C预警机能从红海、地中海、阿拉伯海等不同地点起飞，同时对伊军实施电子侦察与监视。经过大量情报网的侦察以及对9000多万幅卫星照片的处理，多国部队详细地掌握了伊军的兵力部署、军事设施、电子装备性能等情况。

其次，本场战争的序幕战是“电子战”，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火力战”。1991年1月16日22时，在代号为“沙漠风暴”的空袭行动开始前5小时，多国部队发动了代号为“白雪”的电子战行动。“白雪”行动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以陆空联合方式对伊拉克军队的雷达、侦察和通信系统进行猛烈的电子干扰与压制，使其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发现多国部队的空袭意图。其基本做法是:在地面上使用电子干扰车和一次性使用的干扰器材，在空中运用EA－6B、EC－130H电子战飞机，分别在距离目标区48、130、160千米的地(空)域，对伊军的防空雷达、通信系统进行压制性大功率干扰，使伊军处于雷达迷盲、通信中断、制导失灵、无法指挥的混乱之中;同时，为欺骗伊军防空系统，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出动战术飞机，发射ADM－R11“战术空射诱饵”，引诱伊军防空雷达开启并发射地空导弹，暴露其防空雷达和导弹阵地的位置，而多国部队则出动大批F－4G“野鼬鼠”飞机(图5－3)，发射AGM－88A“哈姆”反辐射导弹(图5－4)，摧毁伊军正在工作的雷达或迫使其关机，为联军部队的空袭行动提供掩护;另外，为了摧毁位于伊拉克南部的两个预警雷达站，美军还派出了隶属于第1特种作战联队的3架空军MH－53J特种作战直升机引导9架陆军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经长时间贴地飞行到达目标附近，在“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前约22分钟，AH－64攻击直升机用“地狱火”导弹一举摧毁了这两个雷达站，剥夺了伊军在最前沿的预警能力。

图5－3　美军F－4G“野鼬鼠”电子战飞机

在空袭正式发起前的15分钟内，多国部队又派出了EA－6B、EF－111A、F－4G“野鼬鼠”、EC－130H等专用电子战飞机，对伊拉克和科威特方向的地面雷达站以及通信指挥系统进行了强烈的电子干扰。巴格达时间1月17日凌晨2时30分，美军两架F－117A隐形战斗机飞临巴格达上空，开始了对伊拉克的空袭:其中一架向伊军的通信中心投下了海湾战争中第一枚激光制导炸弹GBU－15，准确命中了目标;另一架所投下的GBU－15炸弹，也击中了伊拉克军队防空司令部大楼。“沙漠风暴”行动在此时正式开始了!

图5－4　美军AGM－88A“哈姆”反辐射导弹

“白雪”电子战行动取得了圆满的效果:伊拉克的防空系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地空导弹难以发射、对空火力只有地面高炮的盲目射击。在伊军雷达开机量最大的1月17日，由于受到了多国部队极为强烈的电子干扰，这些雷达不但不能够引导导弹给多国部队的飞机造成威胁，反而成为了多国部队反辐射导弹的“靶子”。17日夜，多国部队共出动了700架次各型战斗机、轰炸机和电子战飞机，突入伊拉克领空实施空袭行动。18日午夜，12架F－117A隐形战斗机轰炸了伊拉克的C3 I系统、领导指挥机构和战略防空系统的主要设施，其中包括伊拉克国防部、情报部和内务部。不久，F－111飞机低空突入伊拉克领空，成功地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北部的4个预警雷达站。19日凌晨3时，10架F－117A飞机再次袭击了位于巴格达和塔吉周围属于C3 I系统、防空系统和领导指挥机构的17个目标。就是因为有电子战行动的掩护，在如此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中，多国部队才仅仅损失了一架从“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F/A－18“大黄蜂”战斗轰炸机。

再次，“电子战”行动贯穿了本场战争的全过程。自海湾危机发生，美军就开始加强了对整个海湾地区的电子侦察，获取了大量的电子侦察数据，这为多国部队后来能够有效制定电子进攻计划提供了可靠依据。为达到战役上的突然性，美军于1月16日17时开始加强对伊拉克的无线电干扰，于21时30分开始启动地面干扰设备，并同时派出至少两个中队的电子战飞机，对伊军实施阻塞式电子干扰，压制伊军的通信和地面雷达网。不仅如此，在“沙漠风暴”行动正式开始时，这些电子战飞机还采取伴随干扰方式，随空袭编队不断投放了大量的干扰箔条，在战区的上空布设了多条干扰走廊。正是这些措施的采取，使巴格达在遭受到首枚炸弹空袭40分钟后才实行灯火管制，确保了多国部队首次空袭的突然与成功。

在地面进攻发起前的持续轰炸阶段，多国部队始终将电子战作为实施空袭和空战的先导。大量使用反辐射导弹，摧毁伊军包括搜索、跟踪、制导、炮瞄等雷达在内的各种电磁辐射源;使用电子战飞机，重点压制伊军C3 I系统，牢牢掌握着作战过程中的制电磁权。通过空袭，多国部队摧毁了伊军75%的由微波站和多路电台建立起的战场通信网络。

地面进攻行动开始后，多国部队继续运用多种电子战手段中断伊军的通信联络，使其指挥控制体系完全处于瘫痪、瓦解状态，始终无法组织力量对多国部队空地一体的“闪电式”进攻作出有效的抵抗和反击。在停火后的第三天，即1991年的3月3日，伊军副参谋长艾哈迈德中将与美军中央总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上将举行谈判，当他被告知伊军有超过5．8万人被俘时，他竟然毫不知情。更有甚者，当美方在地图上提出双方停火线的建议时，他还为美方将停火线确定在伊军的后方而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美军先头部队到达的位置。

总之，在整个海湾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所投入电子战的兵力规模之大、兵器的种类之多、技术水平之高、作战范围之广和综合协同性之强，在现代战争史上是空前的!

有资料统计:仅美军参战的电子战兵力就有8个空中电子战飞机中队、7个海军电子战飞机中队、陆军军事情报与电子战部队3个旅又3个连，总计11500余人;电子战飞机的数量在整个海湾战争作战飞机总数中占到了10%以上;特别地，在实施空袭作战所出动飞机的飞行架次中，执行电子战任务飞机的架次数量约占总数的20%，而且就是这些电子战行动的实施，使在38天内约11万架次的总出动量中，飞机的损失率降低到了0．04%以下。

因此，西方军事家们的结论比九年前更加明确:“电子战”行动是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能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决定因素!

经过海湾战争的亲身实践，美军深深地认识到:在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系统应用日趋广泛的今天，军队战斗力将随着战场信息的流动而产生，信息已对军队各种武器装备作战效能的发挥具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已成为了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是现代作战中制胜的关键、本钱和“王牌”。回顾自己在海湾战争期间的经历，美陆军(前)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小弗兰克斯上将在其当任时，就强调指出:“沙漠风暴”行动既有工业时代战争的陈迹，又有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时代战争的先兆。^[1]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指挥与控制政策局局长的美空军退役上校艾伦·坎彭，在由他主编的长篇理论专著《第一场信息战争》一书中，也明确写道:“海湾战争是一场电脑中一盎司硅片比一吨铀还要有作用的战争。”

稍后，基于以上述两场局部战争为代表的一系列作战行动的实践，“信息化战争”概念很快在世界范围内被提了出来。

从“信息化战争”概念提出与确立的情况看，信息科学与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军队提供了新式武器装备是基础，现代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中日益广泛的应用直接导致了当前军队作战方式的真实变革，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因此，要探究清楚“信息化战争”概念的由来，首先必须从信息科学和技术的产生与发展说起。

所谓信息，是指一切客观事物通过物质载体产生出的消息、情报、指令、数据、信号等具体形式中所包含的可进行传递、交换的意识性内容，它的表现形式多为符号(如文字、图像等)或代码(如语言、有某种含义的手势动作、电磁波信号等)。从本质上看，信息是对客观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情况的表述。“信息”的概念是随着信息论的形成才得以正式确立的。

在20世纪40年代，由于雷达、无线电通讯、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等技术的相继出现和发展，以及军队防空作战的客观要求，一大批科技工作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对信息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当时在美国贝尔电话公司工作的信息论的奠基人申农(C．E．Shannon)，为了提高通信系统的效率和可靠性、解决通信过程中信息的编码问题，在研究中对当时的信息概念进行了抽象(舍弃了信息的语义)，并在此基础之上应用物理学中的数学统计方法，对信息概念予以量化处理，于1948年和1949年，分别发表了著名的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与《在噪声中的通信》。这两篇论文是现代信息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后，通信科学就由定性研究阶段步入了定量研究阶段，信息论也随之逐渐地发展成为了一门独立的边缘科学。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申农的信息论被许多学者推广、应用于一些非通信领域的其他学科(如生物学、医学、仿生学、语言学、经济管理科学等)之中，在当时科学体系的总体构成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信息”概念就是在此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运用，并被作为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来看待的。

面对信息论不仅研究客观现实的一切领域，而且还涉及人类思维领域的状况，有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信息科学问题。今天，人们对信息科学已经达成了共识，即:信息科学是以信息论为基础，并与电子学、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及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等科学相联系而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科学;信息科学的任务是研究信息的性质，研究机器、生物和人类对于各种信息的获取、变换、传输、处理、利用与控制的一般规律，设计和研制各种机器，尽可能地把人脑从自然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进一步地提高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信息科学作为人类“第四次产业革命”(也有人称之为“第三次浪潮”)的领头科学，正在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由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迈进。在当今的世界里，信息已成为了科技发展日益重要的资源，信息业作为现代经济领域中的一大新兴产业，不但已登上了时代的舞台，而且正处于飞速发展的进程之中。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信息科学所带来的强劲冲击，信息化的程度正在日渐提高。

“信息化战争”概念能在20世纪末得以确立，是因为它既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也具备了基本的理论前提。

一方面，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就在军事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抽象地讲，信息技术是指为了实现获取、交换、处理、运用信息等功能的所有技术的总和。在当今时代，当我们讲信息技术时，主要指的是以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核心，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控制技术于一体的总体综合技术。它主要包括通讯、光电子、光导、自动控制、遥感、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和过去相比，战争已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以C4 I系统(即通信、指挥、控制、情报和计算机系统)为主体的军事信息系统已逐渐成为了军队的“神经”和“大脑”，统率着军队的一切活动;各类精确制导武器被不断地运用于战场，已开始成为了交战过程中火力打击系统的核心，承担着火力摧毁的主要任务;电子对抗技术获得了空前发展，信息的准确获取、充分控制与有效使用已成为了作战行动中的关键环节，信息资源已变成了物质暴力手段使用的基本前提，变成了最重要的战斗力因素，电磁领域已成为了制约作战胜败的“看不见”的无形战场。

另一方面，社会学的研究在20世纪末已深刻地揭示出了信息时代的来临。

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著名的社会预测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发表了其名著《第三次浪潮》。在该书中，托夫勒着重从人们能直接观察到的生活变革情况入手，分析了人类社会正由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立足于这一前提，他提出了信息社会完全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该书的出版，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它既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信息”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同时还启迪了一些国家的军事人员的思维。

1990年11月，托夫勒出版了他的另一本专著——《权力的转移》。在这本书中，他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提出了“信息战”概念。

海湾战争结束后，托夫勒明确宣称:多国部队的胜利是信息时代战争对工业时代战争的胜利。今天看来，的确如此。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所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侦察卫星、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电子计算机、全球定位系统和传感器等多种信息系统与打击手段，不仅在战争一开始时就迅速地瘫痪了伊军的指挥控制系统，而且对尔后所实施空中与地面作战行动的结果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拥有百万之众、号称中东地区“头号军事强国”的伊拉克军队如此不堪一击，原因尽管有多方面，但是其部队获取、传递、处理、运用信息的能力弱这一点，却是不能不指出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在对海湾战争经验与教训作更深入的研讨时，一些接受了托夫勒的观点、对“信息战”概念比较敏感的美军高层领导人士竟公开宣称，海湾战争是信息化战争在20世纪的一次正式预演。他们的这种行为十分清楚地表明，从海湾战争结束时起，“信息战”概念已经引起了世界军事界，特别是美军高层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也有资料说，在军事领域中，“信息战”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空军于1985年提出来的。不过，这一提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美军最高当局的重视。

1992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提出了“指挥控制战”的说法，并认为“指挥控制战就是信息战”;1993年下半年，美国政府首次提出了建设国家的“信息高速公路”设想，美陆、海、空三军在其各自出版的有关作战条令中，都分别阐述了信息战的问题;同期(1993年10月)，美空军还率先成立了“空军信息战中心”(美“海军信息战中心”和“陆军信息战中心”分别成立于1994年8月、1995年5月);1994年1月，美国防部长佩里下令成立“军事革命指导委员会”，指导各军种部队深入研究信息战的主要特征、战场信息环境及基本作战原则等，并论证试编“联合信息军”问题;同年，美陆军专门颁发了信息战条令——《FM 100－6野战条令——信息战》;1995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公布美军新确立的“灵活而有选择的参与”战略时，明确地把实施信息战的举措列为“打赢未来战争的四大要素之首”。

总之，局部战争在20世纪末的发展形势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信息战手段是高技术战争的“制高点”所在，“信息化战争”将代表着高技术战争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时至今日，对信息战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已经风靡于美军和其他世界主要国家的军队，“信息化战争”这一全新战争形态在当今的世界上已经呈现出了“山雨欲来”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