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认为，发生于信息时代的信息化战争，其实质就是军队通过使用信息化的新式武器装备，在实时、准确、畅通战场信息的支持下，所进行的比机械化战争效能更高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战斗力是随着战场信息的流动而产生”[15]，部队要战胜敌方，除必须拥有杀伤力强大的硬毁伤性武器外，将更多地依靠信息技术而不是钢铁，只有在对战场信息的掌握方面占有了充分优势，才能在作战行动中居于主动地位，进而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关于信息化战争的基本战法，目前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不好进行简明扼要的归纳。但是，美军在伊拉克战争战场上的一些具体情形，可以让我们隐约地感受到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基本战法。
美联社伊拉克提克里特2004年1月2日电:电脑屏幕上移动的蓝点，是美军的坦克和“悍马”车，红点是美军必须消灭或抓获的敌人。这不是电脑游戏，而是美军最先进的高技术部队在伊拉克作战的方式。
有关资料认为，美军在伊拉克战争的作战行动中存在着如下的一些特殊情形:
美陆军机步第4师专业军士拉什正驾驶着“高机动多用途轮式车辆”(即“悍马”车)在巡逻。他的“悍马”车的前座上安装了一台计算机，该计算机已与高空卫星、空中无人航空器和其他先进设备相连接。他和战友们现在在车上除了可以运用标准的无线电传输外，利用这台计算机，还能进行数字信息收发。该计算机获取的数字地图几乎能显示友军和敌军的实时位置。并且，在车辆运动时，其所连接的无线网络能与地形和其他因素相适应:随着车辆的移动，系统会自动地定位车辆的位置，并将其保持在地图的中央。有了这种车载网络，即使能见度有限，部队也能协同运动。而且，部队可以作进一步展开，覆盖面更大、更均匀。技术人员称，这种系统行使“战术互联网”职能。例如，在战士们输入战场上敌人位置的“现场报告”后，该信息会被马上转发给旅情报官员。与此同时，整个部队的网络屏幕上都会出现一个红色图标，这就是敌人所在的位置。该系统与情报系统连接并与无人航空器密切配合后，部队对战场情况可以做到了如指掌。特别是，该网络还能提高部队传送化学或生物攻击报警等指挥控制信息的能力。
借助于“悍马”车里溅满了泥点的电脑屏幕，美军士兵可以查看电子街道地图，监视敌人的位置，通过卫星影像对单座建筑进行放大观察，并收取指挥官的指令。在后方的军事基地中，美军高级官员可以通过大屏幕看到突袭进行的情况。屏幕上展示了无人驾驶飞机传来的突袭行动实况录像，还有可以移动图标标注地面和空中部队位置的地图。他们的行踪是由全球定位卫星跟踪得到的。
这就是名为“陆军作战指挥系统”的数字化指挥系统，它由20多项子系统构成，通过“战术互联网”联为一体。在伊拉克战争中，美陆军第4机步师的总部设在萨达姆故乡的一座宫邸里，它是唯一配备“陆军作战指挥系统”的部队，这也是该系统第一次被运用于实战。
这套技术起初是为有坦克和直升机参与的野外战争而设计的。但在伊战中被应用于寻找叛乱首领和跟踪街头战斗者。这种技术令指挥官可以在2小时之内策划复杂的突袭行动、调遣作战装备和数以百计的士兵。美军官兵认为，在捕获萨达姆和其他逃犯的过程中，这种速度功不可没。
第4机步师作训军官卢·莫拉莱斯上尉说:“你不再需要派人在地图上插小棍来标注位置了。数字系统为你打理这一切。它令指挥官的行动更迅速，更果断，更有力。”莫拉莱斯还说，在伊拉克的战斗是一场根据情报搜捕隐藏的街头战士及其领导人的斗争。事实证明，这套系统能有效地帮助军事策划者跟踪军队的行动。美军部队的装甲车、坦克和其他军事运输工具都由卫星追踪，在计算机屏幕和后方指挥部的监视器上，表现为一个个移动的蓝色图标。红色图标则表示已知的敌人的位置——叛乱分子设置的埋伏点、逃犯的藏身之处或已探明的路边炸弹等。每个使用触屏式监视器的士兵，都可以在地图上添加图标，图标会在整个系统的所有屏幕上显示出来。
对于第4机步师的士兵们来说，“悍马”车上的领航台可以帮他们找到穿越沙漠或街道的道路，所以地图和指南针就不再需要了。电脑用卫星定位技术，告诉驾驶员他自己的位置和战友们的位置。在基地内，电脑操作员用红色图标，标绘出敌人的位置。曾在伊拉克战争中担任连长的训练教官卢·莫拉莱斯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使我不用看周围的情况，使我也不用盯着地图看。我知道我的直升机、坦克都在什么地方。”领航台有触摸式屏幕和键盘，可以向司令部和其他部队发送即时信息，还有一个装置可以告诉用户如果他转到不同的位置会看到什么。
领航台只是第4机步师数字化装备的一部分。在提克里特一座萨达姆宫殿旁的指挥信息中心里，有三块大的电视屏幕。指挥官雷·奥迪尔诺少将在电脑屏幕上指挥着自己的部队，就像以前的将军在沙盘上移动坦克模型一样。中间屏幕上的地图，既可以反映伊拉克全景又可以对准某一栋房子;左边的屏幕可以显示一大堆数据;右边的屏幕则可以播放遥控飞机拍摄的实况录像。
直接指挥伊拉克战争的(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官弗兰克斯将军对信息网络在战争中的运用推崇备至，他认为:“在历次战争中，还没有一位指挥官得到过如此详细和精确的敌方态势图”。
弗兰克斯将军在其所著的自传体回忆录——《美国一兵》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数字化信息传输网络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使用情况，这为我们研究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基本战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以下是《美国一兵》中部分内容的摘录:
前方指挥所，也就是第217号营房，是“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技术上的神经中枢;有时候，其内部多如牛毛的各种电缆和电线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的大脑一样。在每条过道的两侧，都铺有起保护作用的管道，里面是通往各个掩蔽部的、长达数百英里的电缆和光缆……
由于配备了兆赫级的信道、加密传输的卫星音频和数据链路以及数套保密电视电话会议设施，第217号营房如同任何一个美国大城市一样拥有宽带通信能力。我能在几秒钟之内，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参联会主席迪克·迈尔斯、莱福·德朗，甚至总统，建立保密的音频或视频链接。借助一个红色的通话控制台，我只需按下按钮，就能与各军种主官以及我手下各部队的司令官取得联系。每天在预定的时间，我们都要举行电视电话会议。
在这个“以网络为中心”的指挥所中，最为精华的是“蓝军红军追踪系统”。在每一个重要的掩蔽部内，都安装有等离子显示屏，参谋人员在上面随时标记出所有“蓝军”——也就是联军部队的位置。大到一个兵团，小到一辆坦克连或一架飞机，都在显示屏上一目了然。实际上，联军的每一辆坦克、车辆以及每一架飞机都装有GPS应答器，它们的坐标、方向和速度等加密数据因而都能够通过卫星传输到各部队的指挥所、开设在坦帕的中央司令部总部、五角大楼以及我们在卡塔尔的前方指挥所。
在蓝军显示屏上，联军的位置都用一个个明亮的蓝色小方块表示出来。该系统的地面部队部分——21世纪部队旅及旅以下战斗指挥系统(FBCB2)——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路易斯安娜部队机动特别工作组”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大显示屏上，那些于发起进攻前在集结地域待命的部队是一个个蓝色区块。不过，我只要点击几下屏幕上的放大栏就能看到各级部队的具体位置，从军到师到旅，一直到某个配备了“布雷德利”战车的装甲骑兵侦察连。
在红军显示屏上，一个个红色的小方块代表着伊军部队的位置。当然，我们不可能给伊拉克飞机，或者共和国卫队“麦地那”师所属装甲旅的坦克装上GPS应答器。但是，我们自有办法确定敌军的位置和战斗序列。我们的电子侦察能力能够覆盖很大范围的电磁频谱。我们的无人驾驶飞机和中、高空侦察机能够提供现场视频图像和数字照片。此外，我们的卫星还能从太空进行拍摄。这些侦察平台上的探测装置不仅能够提供白昼时的照片，而且还具有红外探测能力，能够分辨出车辆引擎，甚至人体散发出的热量。安装在飞机和卫星上的合成孔径雷达能够探测出装甲车、卡车或火炮的外形。而配备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的侦察机能够在任何天气或光照条件下跟踪、监视运动中的车辆。
另外，在各种电子探测器布下的天罗地网中，敌方的无线电和雷达信号、蜂窝式无线电话和卫星电话信号、地面通信线和数据传输信号，甚至连伊拉克的军用电子邮件系统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中。
……在历次战争中，还没有一位指挥官得到过如此详细和精确的敌方态势图——但是，进行分析和追踪也需要花上一定的时间。举个例子来说，如果驻扎在巴士拉附近的伊军第51师的一个炮兵营趁着夜色移动了数千米，并化整为零地分散部署在该地区典型的高墙深院中。我们的情报机构将要花费数小时时间重新确定该部的位置，然后，再把这一新情况反映在显示屏上。我注视着面前的红军动态显示屏，心里十分清楚:现在我所看到的敌情，也许在不久之前还是准确的，但此时此刻已经发生了变化。
虽然从技术上讲，完全可以把红、蓝两军的态势在一个显示屏上反映出来，但我更喜欢在两块并排放置的屏幕上分开来观看，时刻谨记有关联军的信息是实时而且准确的、而有关敌军的信息则多少有点过时。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作为指挥官，应该永远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对于战役级的部队部署，蓝军红军追踪系统为我提供了一幅准确的、不断发展着的、近实时的态势图，让我能够及时掌握联军各旅、各营、各连的推进情况——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也不管在任何天气条件下。
这种前所未有的战场感知程度，使得我们有信心实施更大程度的灵活作战。在联军即将对普迈拉油田提前发起进攻时，我判断:伊拉克军队将会被我们打得措手不及，这么想绝对不是在逞英雄。我会同吉恩·雷努阿特和杰夫·基蒙斯一起，研究驻扎在伊科边界附近的敌军主要部队的机动能力。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由于在机动和火力方面的优势，我们的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抵达油田地区，而驻扎在伊拉克南部的伊军部队则根本来不及实施拦截行动。
【注释】
[1]参见薛福文，等．战场数字化与未来作战［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12．
[2]转引自王保存，刘玉建．外军信息战研究概览［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18．
[3]转引自程秀龙，等．现代作战形式集萃［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33～34．
[4]转引自薛福文，等．战场数字化与未来作战［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142．
[5]转引自薛福文，等．战场数字化与未来作战［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6．
[6]同上．
[7]转引自薛福文，等．战场数字化与未来作战［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9．
[8]转引自薛福文，等．战场数字化与未来作战［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6．
[9]转引自薛福文，等．战场数字化与未来作战［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9．
[10]转引自薛福文，等．战场数字化与未来作战［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4．
[11]转引自薛福文，等．战场数字化与未来作战［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30．
[12]转引自张新征，等．美国陆军数字化师武器装备体系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 13．
[13]转引自张新征，等．美国陆军数字化师武器装备体系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 15．
[14]转引自薛福文，等．战场数字化与未来作战［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35～36．
[15]转引自薛福文，等．战场数字化与未来作战［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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