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学生测验成绩作为衡量教育效率的决定性指标的想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一些人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注意学生的测验表现，但是直到80年代，这种对学生测验表现的关注才变得普遍起来。当时之所以把视线聚焦到学生的成绩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民对公共教育是否称职产生怀疑。纳税人以及他们的代表怀疑，教育税收经费是否得到了恰当使用。基于这种怀疑，80年代成为教育问责制（educational accountability）的时代。几个州相继颁布法案，要求学生每年都要参加成就测验。学生在该测验上的表现不仅被用来判断全州范围内的教育水平，而且被用来对照各学区和学校的教育质量（因为各地报纸普遍都会刊登测验的分数）。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这种法定的成就测验是一种高风险测验（high-stakes tests）。因为测验的结果与教师和学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学生而言，测验的分数往往关系到中学毕业或者升学。对教师而言，由于测验结果会被当地媒体报道，因此高分数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有效指导与管理的凭证，而低分数则与此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关联性，教师和管理人员都想提高学生的测验分数。坦率的教师会承认，提高学生测验成绩的压力仍然广泛存在。
当布什总统于2002年1月8日签署《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时，高风险测验在美国就成为法律上的要求。自然，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对采用委托问责制（mandated accountability）的法案既怕又恨。一些示威游行者喊出各种各样反对该种测验的口号。我最喜欢的一句是：“高风险让教师变成西红柿！（High stakes are for tomatoes！）”但游行示威的人们并没有站住脚，法案的施行把我们的测验风险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跟老师就备考方式的恰当性进行讨论后，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教师没有认真思考备考方式恰当性的问题。这与教育领域高风险测验的出现有一定联系。但是由于教师们所承担的提高学生测验成绩的压力并没有减轻，所以教师需要认真思考到底何种备考方式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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