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中的加尔文

16世纪和17世纪是宗教大辩论的时代。

时下，如果你留心观察，便会发现几乎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不停地谈论着“经济”方面的问题，讨论工资高低、工时长短、工人罢工等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

然而，生活在1600年或是1650年的孩子们却比较不幸。他们听到的东西，除了“宗教”还是“宗教”。脑袋里装满了上百个如“宿命论”、“化体论”、“自由意志”之类的古怪名词。这些名词所表达的关于天主教或是新教的“真正信仰”问题，让孩子们无法理解。他们被洗礼成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加尔文派教徒、茨温利派教徒或再洗礼派教徒，但这一切都是由父母的意愿决定的。他们有的学习路德编写的《奥古斯堡教理问答》，有的阅读加尔文撰写的《基督教规》，还有的念叨着英国版《公众祈祷书》中的《信仰三十九条》，并且被告知只有这3本书才代表着“真正的信仰”。

他们都听说过亨利八世的故事。这位有过多次婚姻的英格兰君主曾窃取教会的财产，并自封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占有了自古以来由教皇任命主教与教士的权力。一旦有人提及宗教法庭和它的地牢与刑具，孩子们肯定晚上会做噩梦。而类似的恐怖故事还有许多，例如有十几个手无寸铁的老教士怎么被愤怒的荷兰新教徒暴民活捉，为了发泄杀死异教徒的快感，暴民又是如何把老教士们统统吊死的故事。不幸的是，敌对的双方——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实力相当，否则的话，冲突很快就能分出胜负。而事实上，它整整延续了2个世纪，消耗了近八代人的精力与生命。由于冲突的细节非常复杂，我只能挑重要的内容来进行叙述。如果想要了解详情，可以随便找本写宗教改革历史的书看，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多得很。

浩大的新教徒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随之而来的，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彻底改革。过去，教皇们曾一度是业余的人文主义者，并充当半个经营希腊和罗马古董的商贩。改革之后，以前那种不务正业的教皇不见了。新的教皇们相当严肃认真，每天工作20个小时，孜孜不倦地处理手上的神圣职责。

修道院内，僧侣们曾一度过着寻欢作乐的生活，而如今，那样的日子也宣告结束。教士和修女们不得不日出而作，一大早便爬起来学习天主的教规，照顾病人，以及安慰垂死者。宗教法庭不分昼夜地加紧监视，以防危险的教义通过印刷品流传开来。说到这里，我们通常都会提起可怜的伽利略。他还是不够谨慎，想凭借那小小的望远镜来解释宇宙的奥妙，而且他还咕哝出某些彻底违背教会正统观念的行星运动规律，因此他被锁进了牢房。不过出于公平起见，我必须在此指出的是，不光是教皇、主教及宗教法庭将科学和医学视为危险的敌人，新教徒们也是如此。他们愚昧无知、缺乏容忍，把自主观察事物的人们看成人类最可怕的敌人，在这一点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们半斤八两。

伟大的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是日内瓦地区的专制统治者（不光在政治上还是精神上）。当法国当局想要绞死迈克尔·塞维图斯（西班牙神学家与外科医生，曾是首位伟大的解剖学家贝塞留斯的助手，为此而一举成名）时，加尔文不仅全力协助当局政府，而且当塞维图斯成功越狱，逃至日内瓦避难时，加尔文还将这位杰出的外科医生送进了监狱。在漫长的审讯工作后，加尔文竟全然无视塞维图斯身为著名科学家的名望，批准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将他烧死在火刑柱上。

宗教之争就这么延续着。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缺乏可靠的资料和数据。但总体来讲，在天主教徒厌倦了战争之前，新教徒就早已对这场无益的纷争感到厌烦。多数诚实善良的男女老少，因为其宗教信仰的不同而被烧死、吊死或砍头，沦为精力过剩且粗暴凶残的罗马教会的牺牲品。

近年来，人们才开始谈论起“宽容”（你长大之后，请一定记住这种品质），然而所谓“现代社会”的人们，也不过是对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事物显得宽容而已。他们对一个非洲土著表示宽容，不在乎他是佛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可是，如果他们听说身边的某个共和党邻居，本来还支持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现在却加入了美国社会党（1901年成立），还赞成废除所有的关税法律，他们就不再宽容了，而是对这位好邻居进行谴责。他们的行为就像17世纪某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得知自己敬重的好友沦为异端邪说的牺牲品时，对其进行劝说的翻版，甚至连口中所斥责的话语也颇为类似。

“异端邪说”一直被人们视为一种恐怖的疾病，直到不久之前这种概念才逐渐淡化。如今，一旦发现有人不注重自己的清洁卫生，连家里也很邋遢不堪时，我们便会向卫生部门报告，以防自己和孩子们染上伤寒病或其他什么可预防性疾病。接着，卫生局的人员找来警察帮忙，一起将这个威胁着整个社区安全的人挪走。在16世纪与17世纪，一个公开质疑天主教或新教基本教条的异端分子，往往被人当成比伤寒病更可怕的威胁。在他们看来，伤寒可能（而且非常可能）摧毁人的肉体，但异端邪说却能毁掉人们不朽的灵魂。因此，提醒警察留心异端分子，以防他们扰乱现存秩序，是所有善良而理性的人们义不容辞的职责。那些发现异端邪说却没有及时禀报当局的人，就像现代人发现自己的房客染上了霍乱或天花，却没有打电话向最近的医生通知一样，都是有罪的表现。

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会听到许多关于预防性药物的消息。简单来讲，预防性药物就是在人们得病之前，医生就抢先一步，开始着手对人们进行治疗。与传统的有病来就医相反，医生们研究人们健康情况良好时的身体状况，包括他们饮食起居的环境，垃圾的清理工作，并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应避免哪些不良习惯，以及教给他们保持个人卫生的种种方法，从而排除可能引发疾病的所有潜在因素。对于以上这些做法，医生们并不感到满足。他们还到学校去教孩子们正确使用牙刷，如何预防感冒，等等。

然而，在16世纪，人们认为威胁灵魂的疾病比肉体的疾病更可怕（我一直试图让你们看清这一点）。因此他们组成了一套严密的体系，来预防精神疾病。一旦孩子们到了读书识字的年纪，他们就会被灌输关于“真正信仰”（并且是“唯一真正的信仰”）的若干原则。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也是有好处的，它对欧洲人的普遍进步，起到了间接的促进作用。信仰新教的地区，很快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学校。虽然这些学校在反复阐释“教理问答”上，花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但它们也传授除了神学以外的知识，并且鼓励人们阅读书籍，同时也促进了印刷业的蓬勃发展。

然而，天主教徒也不甘示弱，同样在教育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这件事情上，罗马天主教会在耶稣会中，发现了一位非常宝贵的朋友兼同盟者。这个卓越组织——耶稣会的创立者，是一名经历过长期冒险生涯和不洁生活的西班牙士兵。正如许多从前的罪人，他们被救世军感化，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种种罪孽，决定将余生奉献给帮助与安慰那些更不幸的人们，这名西班牙士兵后来皈依了天主教，认为自己担负着为教会服务的责任。

这个西班牙人名叫伊格纳提斯·德·洛约拉，于发现美洲大陆的前一年出生。由于在战争中腿部受过伤，洛约拉成了瘸子。而当年他在医院接受治疗时，看见了圣母和圣子向自己显灵，嘱咐他放弃从前罪恶的生活。于是，他决定前往圣地，去完成十字军的使命。可惜，耶路撒冷之行让他明白了，那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他便回到欧洲，帮助天主教徒们抵抗异端路德派。

洛约拉曾于1534年在巴黎大学的索邦神学院就读，并与其他7名学生一同成立了兄弟会。他们8人相互立下誓言：他们将永远过圣洁的生活，绝不贪图荣华富贵，坚持追求正义，并且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献身于教会的服务事业。几年之后，这个小型的兄弟会发展成了正规军，并且教皇保罗三世将其封为“耶稣会”。

洛约拉曾是名军人，因此他对组织纪律和上级命令绝对地服从，而这则成为了耶稣会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耶稣会很擅长教育，它们的老师必须先接受极其完备的培训，才可以和学生单独谈话。老师与学生共同吃住，并参加学生们的各种游戏活动，对他们进行细致入微的照料。通过这种方式，耶稣会培养出了新一代天主教徒。这些教徒们忠心耿耿，对待信仰和职责像中世纪早期的人们一样严肃认真。

不过，精明的耶稣会并没有花费全部的精力去教育穷人。他们踏人权贵们的宫殿，担任起了未来皇帝和国王们的家庭教师。等到我给你讲三十年战争时，你就会明白耶稣会为什么要这么做了。不过，在可怕的宗教狂热爆发前夕，还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

查理五世死后，他的兄弟费迪南德掌控了德国和奥地利；而包括西班牙、荷兰、印度群岛及美洲在内的其他领地，则由他的儿子菲利普全权接手。菲利普是查理五世和其表妹——一位葡萄牙公主所生。通常，近亲结婚产下的孩子会显得十分怪异。而菲利普的儿子——不幸的唐·卡洛斯（后来菲利普下令将其谋杀了）就是一个疯子。菲利普倒是不怎么疯癫，但他对教会却有着一种近乎疯狂的热情。他坚信，上帝指派自己为人类的一位救世主。因此，若有人固执己见，不同意他在宗教方面的宏伟观点，他就会将那人宣判为人类的敌人并将其除去，以免给虔诚的邻居们树立坏榜样，腐化他们的灵魂。

当然，那时候西班牙非常的富有。新世界产出的金银财宝，统统流入了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的国库。但是，西班牙却受一种奇怪的经济病困扰。当地的农民们很勤劳，妇女们甚至比丈夫们更爱劳动。但是，西班牙的上层阶级却轻视任何一种劳动形式，他们只肯加入陆海军或担任政府公职。而兢兢业业得摩尔人，向来是工作勤奋的手工艺者，但他们早就被全体驱逐出境。这种经济病带来的后果就是，西班牙人不屑于自己生产小麦及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他们必须把所有的钱拿到海外去交换物品，因此西班牙虽看似是个世界的金银库，而其实却是个相当贫困的国家。

16世纪最强大的统治者菲利普，其财政来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荷兰这个商业聚集地的税收。可是，这些佛兰芒人与荷兰人是路德教义与加尔文教义的忠实信徒。他们不仅将当地教堂的所有圣像画清洗干净，还通知教皇他们不会再听命于他。日后，他们将把新译《圣经》作为唯一的指导，依据其教诲和自己的良心办事。

这使得菲利普国王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他无法容忍荷兰子民的异端行为；另一方面，他又很需要他们的钱。如果他纵容荷兰人当新教徒，而不想办法去拯救他们的灵魂，那么在上帝面前，他就是失职的。可是，如果他把宗教法庭派到荷兰，把制造异端的子民烧死在火刑柱上，那么他将失去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来源。

菲利普本是个遇事拿不定主意的人，在处理荷兰人这件事上，他更是犹豫了很久。他尝试过各种手段，时而好心时而严肃，又是承诺又是威胁，可谓是软硬兼施了。可是，荷兰人还是固执己见，继续唱着自己的诗篇，聆听着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牧师的布道。于是，菲利普拿出了撒手锏，他将“铁人”阿尔巴公爵派往荷兰，去让那些顽固的罪人们改邪归正。阿尔巴到了荷兰后，便拿宗教领袖开刀，将他们一一砍头。那些人不够明智，没能在阿尔巴到达之前离开。在1572年（同年，法国新教领袖们在恐怖的巴瑟洛缪之夜遭到大屠杀），阿尔巴在荷兰袭击了多座城市，将城中的居民全部残忍杀害，以示警戒。第二年，他又带兵围困了荷兰的制造业中心——莱顿城。

与此同时，北尼德兰的七个小省份共同建立了一个防御联盟，即乌德勒支同盟。曾任查理五世皇帝私人秘书的德国王子——奥兰治的威廉，被联盟一致推选为军事领袖，并兼任有“海上乞丐”之称的海盗水手们的总司令。为了拯救莱顿城，威廉挖开堤坝，人工创造了一小片内陆浅海。然后，在一支由敞口驳船、平底货船组成的奇怪海军的帮助下，他们边划边推边拉地穿过泥沼，终于来到城墙下，支援了莱顿城并将西班牙人击退。

这是有史以来，所向无敌的西班牙国王受到的第一次耻辱性败仗。整个世界都为此大吃一惊，正如日俄战争中，日军在沈阳大胜俄军一样，我们这代人也着实吃了一惊。莱顿城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新教徒的士气，他们重新点燃了对抗西班牙国王的勇气。为了征服反叛的子民，菲利普只好另谋他策。他雇用了一个半疯癫的宗教狂热分子，让他去杀害奥兰治的威廉。然而，北尼德兰七省的人民，并没有因领袖之死而向菲利普屈服，他们反而更加义愤填膺。1581年，“地区首领议会”（七省的代表们参与并召开的会议）在海牙召开，会议庄严地宣布废黜“邪恶的国王菲利普”，并且自此以后，他们将自己掌握统治权，尽管从古至今这个权力只授予“上帝恩准的国王”。

在人民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史上，它书写了划时代的篇章。比起英国贵族发动宫廷政变、逼迫国王签署《大宪章》而言，这次的事件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些善良的人民认为，“国王与子民的关系建立于彼此的默契之上，双方都需履行相应的义务，并遵守特定的职责。一旦一方违背了合约，另一方就有终止执行和约的权利。”同样，在1776年，英王乔治三世的北美属民也总结出了类似的结论。不过北美属民和英王之间，到底还隔着3000英里的海洋，然而，七省联盟议会尽管还怀着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恐惧之情，且西班牙军队的枪声还在他们身边响起，他们还是毅然作出了这一庄严的决定（这意味着他们一旦战败，即将面对缓慢而痛苦的死亡）。

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神秘故事，说有一支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将去征服荷兰和英国。到了新教徒女王伊丽莎白取代天主教的“血腥玛丽”成为英国国王时，这个传言已成为旧话了。然而，码头的水手多年以来都在谈论着它。到16世纪80年代，这个谣传变成了现实。听曾去过里斯本的水手所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所有船坞都在兴建战舰。在尼德兰南部（位于比利时境内），帕尔玛公爵正在募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只要西班牙舰队一到，就会把军队立即送往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1586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出发向北航行。可是，荷兰舰队已将佛兰芒海岸的港口重重封锁，英国舰队也严密监控了英吉利海峡。而西班牙人习惯了南方较为平静的海水，并不清楚在北方风暴恶劣的气候下该如何作战。至于无敌舰队先被敌舰攻击，后又遭遇风暴吹袭的情形，我也不必在这里一一叙述了。总之，除了几艘船只绕道爱尔兰，得以侥幸存活，逃回西班牙向人讲述他们是如何遭遇可怕的败仗，其他战船全部丧生，躺在了北海的最深处。

战局发生逆转是很公平的。终于轮到英国和荷兰的新教徒，把仗打到敌人的领土上去了。16世纪末，在林斯柯顿（一名曾在葡萄牙服役的荷兰人）所著的一本小册子的帮助下，霍特曼发现了通往印度群岛的航线。结果，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了。于是，一场战争便胶着地展开了，谁都想争夺西班牙与葡萄牙所属的亚非殖民地。

在攻取海外殖民地的早期，一桩挺有意思的诉讼案被告到了荷兰法庭。17世纪初，荷兰船长范·希姆斯克尔克在马六甲海峡俘获了一艘葡萄牙船只。范·希姆斯克尔克曾因一次远征而出名。当时，他带领着一支搜索队，寻找通往印度群岛的东北航线，结果整个冬天都被围困在了新泽勃拉岛冰冻的海岸。教皇曾经将世界均等地一分为二，一半给西班牙人，一半给葡萄牙人，对这些你应该还都有印象吧。很自然地，葡萄牙人就将环绕其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水域视为自己的财产。而当时，葡萄牙与尼德兰七省联盟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他们认为希姆斯克尔克带领的私有贸易公司的船只，无权擅自闯入葡萄牙所属海域并偷走其船只。葡萄牙人要为此提出诉讼！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聘请了杰出青年律师德·格鲁特（或格鲁西斯）为其辩护。在法庭上，格鲁特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理论——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海洋。他指出，“在陆上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外的海域就是（根据格鲁西斯本人的理论），也应当是所有国家的所有船只都可以自由出入的公海”。在法庭上，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公然提出这么令人震惊的理论。它一经提出，就立即受到所有航海界人士的反对。英国人约翰·塞尔登还特地写了篇著名的论文，来反击格鲁西斯著名的“公海说”或“开放海洋说”。该论文内容是关于“领海”或“封闭海洋”的，它指出一个国家拥有环绕其国家的海洋，并且该海洋是这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天然组成部分。我在此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还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复杂难题。

我们再回过来讲西班牙人与荷兰人、英国人的战争。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那些最有价值的西班牙殖民地：印度群岛、好望角、锡兰、中国沿岸某些岛屿甚至包括日本，都统统落到了新教徒手里。1621年，西印度公司成立。它将巴西征服，并在北美哈德逊河口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要塞（1609年，亨利·哈德逊第一个发现了该地）。

这些新殖民地使英格兰和荷兰变得富裕起来。他们已能够雇佣外国士兵去打仗，而自己则全力发展经济贸易。对他们而言，新教徒起义意味着独立与追求平等。可是，对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来说，起义却带给了他们接连不断的恐慌。甚至，他们认为相比之下，上次争战不过是来自周日学校的亲切男孩们，所进行一次小小的远足旅行。

三十年战争于1618年爆发，并以1648年签署的著名《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告终。一个世纪以来，人们积累下了深厚的宗教仇恨，这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正如我们之前所说，那是场恐怖而充满血腥的战争。每个人都在拼命厮杀对方，不到彼此都彻底精疲力竭，战争就永不会休止。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战争已将大片的中欧地区变成了蛮荒之地。饥饿的农民为了拿死马的尸体充饥，不得不与更加饥饿难耐的野狼相互撕咬。几乎德国全部的城镇和村庄，都在战火中毁于一旦。西德地区的帕拉丁奈特，更是被人反复纵火劫掠高达28次之多。经过这次战争，德国人口从1800万骤降至400万。

自从哈布斯堡王朝的费迪南德二世当选上德意志皇帝后，仇恨就迅速升温。费迪南德是耶稣会悉心照料下的产物。他是天主教教会最虔诚、最顺从的支持者。年轻时，他就发誓要铲除自己领土上的所有异端分子和异端教派。等他掌权后，费迪南德竭尽全力去实现自己的诺言。就在他做上皇帝的前两天，其主要对手帕拉丁奈特的新教徒选帝侯及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弗雷德里克，成为了波西米亚国王。这是费迪南德极不乐意看到的。

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军随即开进波西米亚。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年轻的弗雷德里克国王赶忙向英国与荷兰求援。可惜，他只能望眼欲穿地等着援兵的到来。荷兰共和国倒是很愿意帮忙，可是当时它自己的队伍也在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的另一支队伍交战，实在是抽不开身。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则对如何增强其在国内的绝对权力更为关心，不愿为远在波西米亚的一场无望战争耗费金钱和士卒。帕拉丁奈特选帝侯在苦苦挣扎了几个月后，最终被逐出波西米亚。他的领地则被封给了巴伐利亚信奉天主教的王族。而这一切仅仅是三十年战争的开端。

紧接着，在蒂利及沃伦斯坦将军的带领下，哈布斯堡的军队横扫了德国新教徒聚居区，并一直打到波罗的海边上。伴有一个强大的天主教邻居，对丹麦的新教徒国王来说，无疑是个严重的威胁。于是，克里斯廷二世为了保全自己，在敌人尚未变得过于强大之前，先对其发动了攻击。丹麦军队开进了德国，却遭遇了败仗。沃伦斯坦乘胜追击，迫使丹麦求和。最后，波罗的海地区唯一一个还控制在新教徒手中的地区，就剩下施特拉尔松了。

1630年夏初，瑞典国王——瓦萨王朝的古斯塔夫·阿道尔丰斯，登陆于新教徒的最后一个桥头堡施特拉尔松。古斯塔夫曾因成功带领瑞典人民击退俄军而一举成名。他是一位新教徒，一直野心勃勃地想把瑞典变成伟大的北方帝国的中心。欧洲的新教徒王公们非常欢迎他，认为他是路德事业的拯救者。古斯塔夫击败了刚刚对马格德堡新教徒居民进行屠杀的蒂利。接着，他的军队试图穿过德国中心地带，袭击意大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属地。由于后方受到天主教军队的威胁，古斯塔夫突然掉转马头，打击了哈布斯堡的主力部队，并获得了吕茨恩战役的胜利。然而，不幸的是，当他与军队走散时，这位瑞典国王被杀了。但是，哈布斯堡的势力已遭受了重创。

费迪南德这个人疑心很重。他一看战局不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怀疑自己的手下。于是，他便暗下指令，派人将军队的总司令沃伦斯坦暗杀了。法国波旁王朝，虽同样信奉天主教，却与哈布斯堡王朝怀有宿怨。听到这一消息，他们便与新教徒的瑞典结为同盟。路易十三的军队侵入了德国东部，而瑞典将军巴纳与威尔玛的军队与法国的图伦和康代将军的军队联合作战。他们大肆杀戮、掠夺、焚毁哈布斯堡王族的财产。瑞典人因此名声大振，发了一笔横财，也招来了邻居丹麦人的妒忌。于是同为新教徒的丹麦向瑞典宣战。其原因是，法国的政治领袖，红衣主教黎塞留不久前剥夺了1598年南特敕令向胡格诺教徒（法国的新教徒）确保的权利，而瑞典人竟和这样的天主教法国合作。

战争接二连三地爆发，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直到1648年，参战国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宣告战争结束。天主教国家依然信奉天主教，新教国家仍旧忠实于马丁·路德、加尔文、茨温利等人的教义。瑞士和荷兰的新教徒建立了各自独立的共和国。法国保留了部分尔萨斯，以及梅茨、图尔、凡尔登等城市。神圣的罗马帝国却变得名存实亡，既无人力又缺财力，整个国家也没了希望和勇气。

三十年战争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它从反面教育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使得他们再也不想打仗了。既然战争不管用，他们也只好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世界上没有了宗教狂热与不同信仰间的仇恨。天主教和新教间的战争刚刚告一段落，新教内部又展开了不同派别间的纷争。在荷兰，人们围绕“宿命论”的实质（这是个很模糊的神学概念，可在你们的曾祖辈眼里，却认为它极为重要）究竟是什么出现了分歧，而导致两派之间的剧烈争吵，最终以奥登巴维尔特的约翰人头落地而告终。约翰是一名荷兰政客，在共和国独立的头20年，曾立下过汗马功劳，并且他在东印度公司的发展上也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干。在英国，争吵引发了一场内战。

这场冲突，导致了第一次依法律程序，将欧洲君主处以死刑。不过在我讲述之前，我必须告诉你此前英国的一些历史。在这本书中，我所讲述的只是那些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今格局的历史事件。我并没有依据个人偏好，而对书中提及的国家进行筛选。我很想给你们讲讲在挪威、瑞士、塞尔维亚或是中国发生的事情，它们也一样精彩异常。可惜，对于16、17世纪欧洲的发展而言，这些国家并没有对其产生重大影响。我只能和这些国家擦肩而过，并满怀敬意地鞠上一躬了。然而，英国就另当别论了。在过去500年间，这个岛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其影响遍及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如果对英国的历史背景缺乏了解，你就无法理解当今报纸上登载的重大事件。你必须知道，当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仍然受君主的绝对统治时，英国又是怎样独自发展出议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