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皇帝比之前的所有公爵者都顾及人民的感受

欧洲各国上至一国之君、公爵首相、顾命大臣，下至普通的大使、总督、主教，再加上那群时刻尾随在他们身后的秘书、杂役和仆人，曾经所有人的工作日程都因为那个可怕的科西嘉人毫无预兆地重返欧洲大陆（现在，他只能待在圣赫拿岛，在烈日下无所事事地打瞌睡了）而被打乱。现在，他们都重返自己的岗位了。他们举行聚餐、花园酒会和舞会庆祝这个胜利。舞会上，人们跳起了新式“华尔兹”舞，让人吃惊的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小步舞时代的无限回忆，人群中不断发出阵阵非议声。

这些人在过去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都将自己藏匿起来，当危险过去之后，再谈起革命期间曾经历过的种种辛酸与磨难。那群可恶的雅各宾党人从他们身上榨走了不少钱财，他们希望能拿回全部的损失。他们竟然胆敢将上帝亲授的国王陛下处死，甚至还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便擅自做主，将假发废除，取缔他们凡尔赛宫廷式样的优雅短裤，改穿贫民们的低俗马裤。

也许你们会觉得提到这些琐碎的事情很滑稽。不过，举世闻名的维也纳会议由始至终都是在讨论这些荒唐可笑的事情。比起萨克森或班牙问题，代表们对“短裤与长裤”这个议题更感兴趣。普鲁士国王甚至在会议前特意定做了一条宫廷式短裤，以便向众人传达他对所有革命事物的鄙夷和蔑视。

另一位德国君主在表现对革命的仇恨与厌恶方面也不甘示弱。他正式颁布了一条法令：凡向那个叛逆者缴纳过税款的国民，必须向本国的合法统治者重新缴纳相同数额的税款。因为当他们服从那个科西嘉暴君的时候，他们的国王正在遥远的地方关心着他们。于是，荒唐事接踵而至。终于有人大声问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什么人民不进行抗议呢？”他说得很对，为什么不呢？因为人民已经精疲力竭、彻底绝望了。只要和平，他们不关心之后会发生什么，或是由谁来统治。战争、革命、改革将他们的精力全部耗尽了，此时他们早已心力交瘁、疲软厌倦了。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人都为自由的到来而欢欣雀跃。贵族王公们和他们的厨子拥抱，公爵夫人们和她们的仆役跳卡马尼奥拉舞。他们以一颗诚挚的心相信，平等和博爱已经降临人世。然而随着新纪元到来的，却是一群革命代表和他们身后跟着的十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士兵。他们来到了他们的客厅。偷拿走屋主家传的餐具，返回巴黎并向政府汇报，这个“被解放的国家”的人民是怎样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又是如何欣然接受法国人民赋予他们——这些友好邻邦一部维护自由的宪法。

后来他们得到消息说一个名叫“波拿巴”或是“邦拿巴”的青年军官在巴黎用枪指着暴民，最终将革命的最后一场动乱镇压下去。此时，他们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牺牲一些自由、平等和博爱也不是不能接受的。然而没有多长时间，这位“波拿巴”或是“邦拿巴”便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三位执政官之一，后来又成了唯一执政官，最后变成了皇帝。由于这位皇帝比之前的所有统治者都更有效率，因此他的臣民们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酷压迫。他强迫所有适龄男孩加入军队，漂亮的女孩则嫁给他的手下和将军。他将他们的油画和古董据为己有，扩充自己的私藏。他还让整个欧洲成为他的军营，甚至不惜牺牲整代青年人的生命。

如今，他终于走了。人们（除了少数的职业军人以外）只有一个愿望不被干涉。曾经，他们有权利进行自治，通过选举推举市长、市议员和法官。但是事实上，这套体制根本只是空谈，无法实践。新上任的统治者缺乏经验，态度傲慢。人们已经彻底绝望了，于是便转向支持旧制度。他们呼吁道：请像以前那样统治我们吧。明确地告诉我们到底要付你多少钱，其他事情就放过我们吧。我们正忙着从自由时期中恢复。”

维也纳会议的操纵者们当然会答应尽量满足人们渴望和平与安宁的要求。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神圣同盟使警察机构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只要有人胆敢置疑国家的政策，或是发出任何批评性言论，他们都将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惩罚他。

欧洲恢复了和平，只是这份和平如墓地般死气沉沉。

维也纳会议上有3位重要人物，他们分别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代表梅特涅首相以及前奥顿地区的主教塔莱朗。在过去法国政府所经历的几次动荡中，塔莱朗凭借着自己精明的头脑和老奸巨猾在一片危机中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现在他来到奥地利首都，就是要尽可能地挽救法国，因为在拿破仑的残暴统治下，法国已经千疮百孔。塔莱朗就如同打油诗里所描写的那样，快乐的青年永远感觉不到旁人的不屑和鄙夷。这位没收到邀请的不速之客擅自闯入宴会，尽情地享用美味，仿佛他被邀请了一样。不久他便堂而皇之地坐上了宴会的主宾席，还给在场的嘉宾们讲些诙谐幽默的故事以助兴，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位风度翩翩的主教产生了好感。

在他还没有抵达维也纳之前，他得到消息是盟国已经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方是企图占领波兰的俄国以及想要占领萨克森地区的普鲁士；另一方则是想要阻止大国兼并土地的奥地利和英国。因为无论取得欧洲霸主地位的是普鲁士还是俄国，英奥两国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塔莱朗凭借着他灵活多变的外交手腕游走于两大阵营之间。通过他不懈的努力，最终法国人民无须像其他欧洲人那样接受王室长达10年的统治与压迫。在会议上，他据理力争，法国人民受到那个“科西嘉魔头”的逼迫，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如今篡位者已经被流放，如今的国王是路易十八。塔莱朗恳求道：“请给他一次机会吧！”而这正是盟国乐于看到的，它们当然希望一个经历过变革的国家最终由一位合法君王统治，于是他们慷慨地作出了让步。波旁王朝抓住了这次机会，并在日后大肆利用，只可惜，利用得过于充分，仅仅在位了15年便又一次被赶下台。

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是维也纳会议三巨头中的另外一位，他的全名是文策尔·洛塔尔·梅特涅，也就是温斯堡亲王，哈布斯堡的全部外交政策都由他制定。正如他的名字所表现出来的，他既是一位家财万贯的大庄园主，也是一个英俊潇洒、能力超群的绅士。但是，他始终和生活在城市与农庄里的劳苦大众们相距甚远，他生活在离平民百姓有1000英里之隔的那个封闭的社会中。在他学生时代，曾经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那时恰好法国大革命刚刚爆发。斯特拉斯堡是雅各宾党人们的聚集地，也是他们的活动中心，著名的《马赛曲》就是由这里诞生的。梅特涅对青年时代的记忆只有忧伤。革命将轻松愉快的社交生活突然打断，一群没有什么才干的普通市民突然被要求去做他们能力无法胜任的工作，叛乱的暴民们为了即将到来的新自由而通宵狂欢，却不顾那些被谋杀的无辜生命。所有的一切在梅特涅眼中，都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辉煌。他没有看到普通民众发自真心的热情，也没由看到当国民自卫军经过城市赶赴前线、妇女和小孩给他们送上干粮和水的时候，人们眼中闪烁出的信念和希望。尽管这些自卫军即将为了法兰西的国家荣誉而献身。

在这位年轻的奥地利贵族心中，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厌恶。因为这场革命野蛮而不文明。就算法国真的需要通过一场战斗来解决问题，那么至少让那些穿着整齐划一的年轻军人，骑上配有精致马鞍的战马。而这种一夜之间就把整个国家当成一个大兵营，让那些衣衫不整、浑身恶臭的流浪汉成为大将军的做法既邪恶又冷酷。数不清的奥地利大小公爵们常常举行各种晚宴，轮流邀请他。而每当他在宴会遇到法国的外交官时，他便会说：看吧，这就是你们那些先进的思想所带来的结果！你们整天喊着要自由、平等和博爱，可你们却得到了拿破仑。如果你们对现行制度懂得知足该多好啊！”之后他会阐述自己那套“维持现状”的理论。他大肆宣扬要求恢复大革命前的旧制度，让一切都恢复正常，回到原来的状态。在以前，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幸福，更没有人喊着什么“天赋人权或是人人生而平等”的疯话。他态度极为真诚。因为他有着坚韧的意志、超凡的才能，又善于劝服别人，所以也是法国所有革命思想最有力的威胁。梅特涅直到1859年才去世，因此他亲眼目睹了1848年爆发的欧洲革命是如何让自己多年以来宣扬的政策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最终彻底失败。几乎一夜之间，他发现自己是整个欧洲最令人讨厌的人，几乎人人都想将他杀掉。有好几次他都险些被一群愤怒的市民捉住并处以私刑。然而尽管如此，直到他去世，他仍然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没有错，是绝对正确的。

他始终相信，和自由相比，人们更愿意得到和平。于是他便尽量赐予他们最符合其利益的东西。公平地说，我们必须承认他努力构建的世界和平还是相当成功的。在40年的时间里，欧洲列强们没有再时刻掐着对方的喉咙过日子。直到1854年之后，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克里米亚的大战，和平局面到此终于被打破。在欧洲大陆上，如此长的和平时期还是很少见的。

在这次“华尔兹”会议上，第三位巨头就是亚历山大皇帝。他的祖母是著名的凯瑟琳女王，他在祖母的宫中长大。这位精明的老妇人常常教导他要将维护俄罗斯的荣耀当做生命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来看待，除此之外，他的瑞士籍的私人教师疯狂地崇拜伏尔泰和卢梭。因此，他的老师便极力向他灌输热爱全人类的博爱思想。亚历山大成为了一个自私残暴的封建君主与感伤的革命家的混合体。当他疯狂的父亲保罗一世统治俄罗斯的时候，亚历山大受尽了屈辱。他被迫亲眼目睹了战场上拿破仑对俄军冷酷无情的屠杀。不过形势发生了转变，让他的军队取得了胜利。俄罗斯成为整个欧洲的救世主。这个伟大民族的沙皇被人们奉为能驱除世间一切疾苦与创伤的半个神明。

然而，亚历山大本人却不够精明。与塔莱朗和梅特涅不同，他不懂得如何抓住人心，也不懂得如何玩转外交这个游戏。他爱慕虚荣（从某个特定的情况来看，有谁不喜欢呢），喜欢享受民众的掌声与欢呼声。不久，他就成为维也纳会议的“焦点”，而梅特涅、塔莱朗和卡斯雷尔（英国代表，为人精明强干）则无声无息地躲到一边，围着桌子坐下来，品尝着匈牙利甜酒，决定接下来该做的具体事情。此时，俄国对他们有帮助，因此他们对亚历山大表现得恭敬有礼。不过他们还是更愿意看到亚历山大本人在有实质性的工作上少参与一些。他们甚至支持亚历山大提出组成一个“神圣同盟”的计划，目的就是让他忙起来，而这些人就可以安心处理那些更紧急的事情。

亚历山大很喜欢参加社交活动，他常常出席各类晚会，在晚会上与各种身份的人打交道。在这样的场合里，沙皇总会表现得轻松自在。然而在他的性格中还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一面。一直以来，他都试着让自己忘掉一些难以在脑海中抹去的事情。1801年3月23日的晚上，在彼得堡圣米歇尔宫的一间房间里，亚历山大焦急地等待着他父亲退位的消息。然而，他的父亲保罗拒绝签署退位文件，那些官员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他们一怒之下，抓起一条围巾缠在老沙皇的脖子上，将他活活勒死。紧接着他们跑到楼下通知亚历山大，现在他是俄罗斯帝国的新皇帝了。

沙皇的性格极为敏感，因此始终无法忘记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生的事情。他曾经接受过法国哲学家们伟大思想的教育，他们都不相信上帝相信人的理性。但是，沙皇的困扰不是光靠理性就可以解决的。他开始产生幻听和幻觉。他试图找到一种能让自己的良心平静下来的方法。于是他开始对神秘主义产生兴趣，且变得越发虔诚。所谓神秘主义，就是指对那些神秘或人类未知世界的强烈崇拜和热爱，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底比斯和巴比伦神庙开始出现的时代。

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情绪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性格。人们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都生活在恐惧与焦虑中，于是变得神经兮兮的。只要听到门铃的声音，他们就会吓得跳起来。因为这声门铃极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噩耗：自己唯一的儿子在战争中“光荣牺牲”了。革命者们大肆宣扬的“博爱”、“平等”和“自由”等观念，在社会底层受尽煎熬和苦难的农民们看来，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几句空洞的口号。他们更需要的是能够将他们带离苦海摆脱磨难的救命稻草，需要的是能够重新给予他们面对生活的勇气。因为痛苦和悲伤，他们轻信了骗子们的谎言。这些人用美好的未来图景将自己伪装成先知的样子，从《启示录》里挑出某些艰涩难懂的章节和教义加以修改，便到处宣扬。

亚历山大已经多次求神问卜，1814年，他听说了关于一件女先知的事情。据说她可以预见世界末日已经不远，还劝导人们要看透一切，及时悔悟。这个女先知就是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她的丈夫是保罗沙皇时期的一名外交官。人们对于她的年龄和过往有诸多猜测。听说她将丈夫的财产挥霍一空，后来因为绯闻不断，让她丈夫丢尽脸面。她终日过着放浪糜烂的生活，终于有一天支撑不住，有段时间她的精神处于失常状态。后来，她亲眼目睹了一位朋友的突然离世，从那之后大彻大悟，毅然决然地成为虔诚的信徒，并从此变得极端厌世，舍弃了生活中所有快乐。她向一个鞋匠忏悔，一一述说自己过去犯下的罪恶。而这个鞋匠不仅是一位摩拉维亚兄弟会的忠诚拥护者，还是老宗教改革家胡斯的信徒，不过胡斯在1415年时被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判处了火刑。

之后的10年里，克吕德纳在德国各地劝说王公贵族们“皈依”宗教。而她最大的心愿便是能够感化欧洲的救世主亚历山大皇帝，让他意识到自己曾经犯过多少错误，并诚心诚意地忏悔。另一方面，亚历山大正被忧伤所困扰，无论是谁只要能够给他带来希望，他都非常愿意与他们见面。就这样，两人的会面很快便被安排妥当。1815年6月4日傍晚，男爵夫人来到了沙皇住的营帐。当她进来的时候，亚历山大正在读《圣经》。我们不知道她与亚历山大的谈话内容。但是当三小时过去，她离开时，伟大的沙皇陛下已经泪流满面，发誓说“自己的灵魂终于能够得到安宁了”。在那天之后，男爵夫人就成为沙皇诚挚的伙伴和精神导师。她陪着亚历山大到了巴黎，又来到维也纳。亚历山大没有舞会的应酬时，就会去参加克吕德纳夫人举行的祈祷会。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我会花这么多篇幅给你们讲这个故事。难道在19世纪的社会变革还比不上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人吗？何不就此将她的事情忘掉呢？这么说当然很有道理。不过，已经有太多的历史书会向你们详细且精准地讲述那些著名的历史事件。但是我个人则希望你们能够从历史中多了解一些东西，不仅仅只是知道一些史实。我想让你们能够以一颗公正的心去看待历史、感受历史，而不是对历史抱有偏见，或仅仅满足于了解“某时某地曾经发生过什么”这样简单的事实陈列。如果你能认真思考、细心观察，你会发现每个行为的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动机，这样你才能对整个世界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也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帮助别人。说到底，这才是唯一一个能够让人发自真心喜欢的生活方式。

我不希望在你看来，“神圣同盟”只是签于1815年，目前被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中早被废弃、无人记得的空头支票。也许人们已经将它遗忘，但是这绝对不代表它对我们如今的生活没有丝毫的影响。神圣同盟的签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了门罗主义的产生，而我们美国人的生活与门罗主义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希望你们能知道这个文件因何而产生，它产生的过程又是怎样的，以及这个不断强调基督教对于责任的奉献意义的宣言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动机。

一个是在心灵上遭受了重大打击，不断寻求各种方式以抚慰自己精神创伤的忧郁男人，另一个是挥霍半生，魅力不再，唯有依靠标榜自己是某个神秘教义的未来先知来满足虚荣心和欲望的女人。“神圣同盟”就在这两个人的诡异组合下产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对不幸男女共同创造出来的作品。我现在说出来的这些细节其实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秘密。卡斯雷尔、梅特涅和塔莱朗是如此头脑清醒而睿智的人物，这位多愁善感的男爵夫人到底有多大能力他们是了如指掌的。梅特涅可以动动手指就让她卷铺盖回到德国，随便给帝国警察局的要员发张便条，那些神通广大的警察们就能立刻解决所有问题。

但是法国、英国和奥地利需要俄罗斯的支持，于是它们不敢轻易招惹亚历山大。他们必须容忍这个老女人所做的一切蠢事。尽管在他们所有人看来，神圣同盟简直就是荒谬至极的歪理，根本不值得为了它浪费纸张。当沙皇在他们面前诵读在《圣经》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人类皆兄弟》的手稿时，这些人也只能耐心地仔细倾听。神圣同盟中约定，凡签署文件的国家必须同意“在管理本国事务，以及处理和别国政府的外交关系时，要将神圣宗教的教义，即基督的公正、仁慈、和平作为决策和行动的唯一指导方针。这个方针不但对个人行动有效，并且直接影响各国议会作出的决定。此外，这个方针还应作为完善人类社会制度，弥补人类社会缺陷的唯一正确方法，要全面反映在各国政府的所有政策与方案中”。以上就是神圣同盟所要达到的目的。之后，所有签署国还作出承诺，将保持彼此间的联合，即“各国要以一种真诚且牢固的兄弟关系，将彼此视为手足同胞，无论发生何种状况，其他国家都应不论时间、地点地施与援助”。等等诸如此类。

最终，奥地利皇帝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签署了这份“神圣同盟”的誓约。法国的波旁王室也在文件上签了字，因为它急需得到昔日拿破仑的敌人们的友谊和支持。普鲁士国王也加入到同盟中来，他的“大普鲁士”计划的实施还需要有亚历山大的支持。当然，其他欧洲小国也都签了字，它们在俄罗斯的强大压力下只能听任摆布。英国的卡斯雷尔拒绝签字，因为他认为那些条款都是空话。教皇也没有签字，他不能容忍任凭一个希腊东正教徒与一个新教徒胡作非为来干涉他的事务。苏丹也没在文件上签名，因为它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不久后，欧洲的普通民众就不得不重视这个条约。因为在神圣同盟中那堆空谈的背后，隐藏着由梅特涅组织发起的五国盟军。这些军队并不是做做样子的。他们是在向整个欧洲发出警告，他们绝不允许任何人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破坏欧洲的和平安定。人们将这些自由主义者视为雅各宾党的残余，他们乔装打扮用尽手段就是为了让欧洲回到大革命的时代，让欧洲再次经历一场动乱和血雨腥风。1812年至1815年间进行的解放战争在欧洲人的心中开始慢慢地冰释，革命的热情也随着对幸福生活的热切期盼而渐渐减退。曾经在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军人成了和平的拥护者，他们真诚地希望和平的到来。

但是，由神圣同盟和巨头会议所赐予的和平不是人们想要的。所有人惊呼被出卖了，但他们又都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生怕自己的抱怨会让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们听到。这场对革命的否定与反对取得了成功。而最初策划这一切反动行为的人也坚定地相信他所做的会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福祉。虽然他处于一个良好的动机，但他的行为同样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它的存在不仅给人民带来一系列不必要的伤害和痛苦，还大大阻碍了欧洲政治改革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