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合作的契约模式

1.两地政府就基础教育学校开展合作签订协议

这种签约具有一定持续性，而且由专门的下属机构负责推动。这种模式完全由两地政府之间通过协商，指派或者在征求学校意见的基础上安排本地学校与对方学校开展合作。当然这并不完全是一种行政安排，两地学校之间也有较强的愿望去相互学习，而且两地政府也会给予相互合作的学校一定的资助。

有专家举例说，广东和香港之间的互动完全是属于契约模式，两地政府都有合作的需求。一是香港政府希望与内地交流，用他们的方式和内地学校建立关系。对于内地而言，这是一种政治任务，也确实希望从香港的中小学学到不同于内地的东西。因为两地之间是有差异的，而有差异就有需求。比如香港的测量评价标准、国际化程度相对而言比广州、深圳高一些，香港的学校也希望到内地看看大好河山。另外，广州的中小学教学方法、教学水平，在有些方面也是跟香港不一样的，他们也是希望学习的。二是两地政府也有推动力，其间中联办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香港政府对和内地结姊妹学校给予资助，广东省也给予资助。三是在具体操作上，有政府层面的广东省教育厅和香港教育局每年一次的联席会议提供方案，就需求、问题、规划、解决手段等达成协议。由两个政府签订框架协议，之后由职能部门落实，这种形式可以逐步推进，而且事实也证明了在这个层面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强。

2016年1月，天津市北辰区与北京市大兴区、河北省廊坊市共同签署了京（大兴）津（北辰）冀（廊坊）三区市教育联盟合作协议。区市教育联盟的组建将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战略，促进三地教育资源共享，助推三地教育改革发展。三方将在课题与政策研究、干部教师培训、教育教学研究与课堂教学改进、校际间均衡发展、体育艺术科技教育等五个方面推进区域合作，促进北京大兴、天津北辰、河北廊坊三区市教育事业资源共享、学校共建、研训协同、师生交流，助推三区市在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方面研究解决共性问题、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发展提高。联盟实行轮值主席制度，轮值主席由三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任期一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委员李奕表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将从项目运作、行政协调、专家资源、资金支持等对联盟给予更多支持。该联盟将与中国教育学会共同实施“一、十、百、千、万”工程。“一”即打造一个教育合作与发展论坛活动品牌，每年研究一个共性问题、召开一次主席团会议、举行一次校长论坛、举办一次教师论坛、举办一次校外教育论坛、举办一次教育党建论坛。“十”即搭建十所学校间协同发展共同体，合力推出三地优质教育品牌。“百”即合作培养百名教育领军人才，包括100名左右骨干校长（园长）和100位左右名师。“千”即借助教育信息化平台，推出1000节优质示范课。“万”即通过轮流举办学生艺术节、科技节、体育节、校园足球节等赛事，或通过学校间结对、组织学生游学互访等，促进三地学生交流达到1万人次。^[60]

政府间合作对于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具有更大的推动力，有助于在更多的领域开展合作，资金支持也会更为充足，动用的人员力量也更为强大。

2.三省市区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牵头、企业和学校参与成立职业教育集团

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牵涉组织和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是政府、企业和学校共同参与形成的职业教育集团。2016年1月成立的京津冀“互联网+”职业教育集团即是这样的集团形式，它是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河北省阜平县政府等十多个政府单位牵头，联合京津冀区域内职业院校、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实行跨区域协作、产学研结合的职业教育集团，以期能够资源共建共享。

3.政府引导校际师资交流

在三省市师资交流方面，政府的引导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一种针对全省市的制度，政府引导往往采用达成协议的方式进行。例如，2009年3月《河北省与京津两市教育行政部门洽谈就区域教育合作内容达成初步协议》提出建立高校干部交流挂职制度，每年双方从本地高校择优选拔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到对方重点高校进行挂职锻炼，半学年或1学年为1期，连续选派3年。2011年京津冀签署了《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框架协议书》，在加强人才培养、人才流动和人才资源共享等方面紧密联系与合作。

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京津冀教师的协同发展是多数校长的呼声。有的校长认为，这个专门的机构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民间的，目的是使交流和学习成为常态，以避免现场讨论呼声很高、散会之后交流惨淡的情况。但也有校长提出，这样的机构应该是非营利的公益性学术研究机构，这样才能更灵活机动地做好三省市的教师学术交流。有的校长还呼吁成立中国教育学会高专委京津冀分会，或者成立京津冀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也可称之为京津冀教师发展学术联盟），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专门学术研究机构。^[61]的确，教师是教育质量提高的中坚力量，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三地教师的协同发展必将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