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重课业负担固然是社会学历取向的用人制度向学校、教师、家长，继而向学生不断传导的结果，初中阶段加重课业负担的直接动因固然是学生对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取，但产生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还在于教育的施授者。分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不能简单地用社会因素来掩盖教育本身的缺失，否则，教育改革就只能止于良好的愿望和对社会整体改革的观望。
（一）教学低效
课堂是学习的主阵地和形成基础学力的主渠道，如果课堂教学目标达成度不高，必然会造成学生课外重复学习的负担；如果教师传授的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缺少内在的联系，必然会造成学生对知识理解的负担。通过听课活动，我们记录了以下几则教学效果低下的实例。通过以下实例，不难推断，学生在课业学习中是多么的费劲。
教《我和祖父的园子》，一位老师问学生：“这是一座多么美好的园子！从萧红的文字里我们感受到她的童年生活简直就是一首歌，一首怎样的歌？”但这位老师丝毫不理会孩子们“自由自在的歌”“天真烂漫的歌”“温馨美满的歌”的应答，出示了大量关于萧红悲惨身世的课外资料，让学生思考成年后的萧红又是一个怎样的萧红。颠沛流离、孤独寂寞的萧红为什么把童年写得那么自由，那么快乐，那么幸福。教师的目的只是生拉硬拽地让五年级的学生认同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的评价：“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一位老师教《林则徐虎门销烟》一文中“销烟场景”，对学生进行了连珠炮式的“狂轰滥炸”：林则徐硝烟的经过很伟大，首先要交代什么？“二时许”是什么意思？课文是怎么描写林则徐的？他怎么样？这时候怎么热闹法？接下来呢？虎门销烟开始了，四人的讨论是怎样的经过呢？举手呀！先干什么？再做什么？然后呢？这是一个什么句子？气味怎么样？老百姓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的开心？哪些词语表现激动？老百姓为什么跳？为什么欢呼？我们用什么心情去读？销烟用多少时间？战果大不大？……大小问题竟有30多个，有价值的几乎为零！
学习成功主要取决于学生而不是教师，教师只是学生进行意义建构的帮助者和促进者。“我们越是沉溺于对严苛标准的狂热崇拜，孩子的教室就会变得更枯燥乏味、更肤浅。”（Alfie Kohn，2010：88）现实生活中，充斥着若干貌似热热闹闹、行云流水的教学。一节初二英语课，教师讲解时间长达39分4秒，占86.81%。另一节初三物理课，教师使用“齐问齐答”占比达78.13%，较“指名问答”高56.25个百分点，俨然“一呼百应”。学生回答教师问题，88.00%使用的是字、词，很少使用短语、句子，很少使用判断、推理。指名问答中，简单应答比板演练习低23.80个百分点，学生当堂练习机会严重不足。且不论学生单纯使用字、词回答教师问题，对知识理解的水平究竟如何，也不论学生缺乏当堂练习机会，对知识掌握的水平究竟如何；单论“齐问齐答”的“一呼百应”，就不难想象其中隐藏了多少“南郭先生”。在这样的课堂上，一个或几个优秀学生的对答如流往往成了其他学生的灾难。
（二）违反规律
“在知识的吸收过程中实现的态度、才能和本领的形成比知识本身更重要。”（S·拉塞克，G·维迪努，1996：265）教育实际上是培养学生兴趣的活动，如果通过打压学习兴趣的方式提高学业水平，虽然教育者的主观愿望可以理解，但事与愿违。
某一小学生抱怨道：尽管我这样认真地学习，每天不停地与作业作斗争，可是我的考试成绩还是不好。不管我怎样认真地去考，老师总是给我一个80左右的分数，我的劳动永远没有收获。我害怕考试，尤其是考语文。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还能得到90多分，三年级以后，90多分就与我说再见了。一个初中生也抱怨道：现在学习课程加多了，学习内容加深了，老师对我的要求更严了，表扬越来越少，批评越来越多，我越来越失去学习的兴趣。现在我尤其害怕考试，每一次考试都是对我的一次或大或小的打击。
一位妈妈写道：周末，儿子放学回家，嘴巴翘得老高，将书包重重地摔在书桌上。一问，原来今天又把单词“crayon”默写错了，老师说罚抄20遍。几次被罚抄后，儿子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明显下降了，以前还会冷不丁地炫几个单词，现在无论怎么启发或诱导，他就是不愿开口……口头上，许多教师、家长都会谆谆告诫孩子，学习很快乐；行动上，他们又把“罚抄”“罚背”等“罚学习”的方式，当作孩子犯错时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惩罚手段。以惩罚性的威胁促进学习，使“感受到威胁的人们害怕担心、拒绝冒险，不愿尝试新技巧，不肯尝试自己不太了解的东西，避免试验新方法，绕开对奇特和不常见想法的探索，并拒绝寻找新联系和新意义”（阿瑟·W.库姆斯等，2002：96）。
（三）期待过高
薛祖红和吴宗云两位老师的报告，反映了父母的过高期望以及孩子在这种“温柔”的压力下痛苦的挣扎。
最难过的是周末。每个周末，我看见楼下的弟弟妹妹在快乐地玩着，而我却只能坐在家里做老师的作业，再做妈妈布置的作业。我多希望也能痛快地玩一玩啊！可是，我只能好好地学习。爸爸妈妈是厨师，为了帮人家忙饭，总是起早贪黑地工作，他们对我的期望非常大，我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他们啊！可是，我真的烦透了学习。
——薛祖红：我真想回到小时候
……父母对我的期望值太高了，我大伯家的堂哥今年从海安高级中学考取南京大学，这调动了我父母对我的更大期望，他们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发扬勤奋苦读精神，说：“你要争气，明年争取能够考取海安高级中学，否则，就别指望将来能像你堂哥一样考取名牌大学了。”
为了我的学习、生活，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进入初三后，晚上，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他们不再看电视。为了怕我一个人在家时不自觉，他们不敢参加亲朋好友的聚会，实在没有办法，就留一个人在家陪我。
——吴宗云：做一名初三学生真痛苦
（四）评价负担
事物或现象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关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形成的各种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最终指向了招生考试制度。
我国当前招生考试过分强调选拔与甄别，不是真正以检查学生的学习是否有效为导向，而是以淘汰一部分学生为目的。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教师，“人们热切关注的是评价结果，是排名第几，是归在哪个档次。教学因此就被窒息在一种竞争的氛围里，它的一切似乎都得围绕着‘评价’旋转，而‘评价’则以其无形的霸权，掠走了属于教学的时间和空间”（杨启亮，2012：100）。
问卷调查还证实，学生学习动机折射出较强的“功利性”，他们认为课业负担“较重，勉强可以承受”或“很重，不能承受”的主要原因是“升学、考试排名压力太大”，学习动机首选“考大学”。同时，初中生对数学、语文、英语三门主要学科的评价低于小学生，这三门学科恰恰是中考的主要科目。此外，学生对学习成绩的自我评价随年级增高而下降，对课业负担的总体感受随年级增高而上升，越接近中考，学生课业负担越重。所以，“所谓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说到底不是教学负担，而是评价负担”（杨启亮，2012：100）。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要把教学还给教师，把学习还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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