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制度衔接

改革现行考试招生制度是畅通中高职生源衔接渠道的关键。不断建立健全相对独立和日益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为改变中职教育的“终结性命运”，开辟和畅通职校生逐级对口向上升学深造的直通道奠定坚实的体系框架。在打开并畅通中高职生源衔接直通道的进程上，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是一个绕不开的亟待攻克的重要关隘。长期以来，我国以普通高考为指挥棒的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在发挥人才选拔的主体功能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出种种问题和弊端，人才选拔的功能不断被异化以至于日益被社会有识之士和普罗大众所诟病。“以本科院校为主要对象的统一高考，一份考卷从清华、北大考到地方院校，考到高职高专、民办高校，一份考卷能体现不同类型高校和不同类型专业对考生的要求吗？能选出适合不同学校的生源吗？”伴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和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迈进，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已被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域。“在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往为选拔少数精英的高考模式必然要发生变化，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必将促进高校招生考试的内容、形式、录取办法等方方面面的调整”。

唯普通高考马首是瞻的考试招生体制，自然强化了普通教育体系的正统而独尊的地位，相应弱化了职业教育体系本应拥有的平起平坐的地位，职业教育学校体系被矮化到最高不超过专科层次，职业学校毕业生通过努力争取对口升学深造的通道被限制，想归依普通高校的门基本被掩住，唯有就业市场的大门向他们敞开着。作为目前职业教育体系最高层次的高职教育从体系内考试招生的渠道被钳制着，只能从普通高考的考场上捡些“残羹冷炙”。在现行的考试招生制度下，职业教育体系的成长发展处于一个被动、不利的困境中，一方面，有志升学的中职学校和高职院校毕业生的上升通道被牢牢控制着，大大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严重影响着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另一方面，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职院校在对口招收中职学校毕业生数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只有也只能大量招收普遍缺乏职业知识和技能基础的普通高中毕业生，这大批量从本科线上被淘汰下来的高职生源，普遍带有被淘汰的失败者的消极心态。对这一大批既缺乏职业准备教育基础又带有消极心态的主体生源实施高职教育，无疑给高职教育的改革发展平添了许多难题，不可避免地影响着高职教育的内涵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因此，要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不仅要克服普通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而且要改变普通高考一考包天下的缺陷，建立和完善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多元化考试招生制度是必要的举措，也是必然的选择。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明确提出：“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通道。”那么，怎样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构建有利于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健全发展的考试招生之路又该如何走？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现状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高层次部分，同时也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特色部分。目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没有完全形成独立的体系，高职院校的生源入学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高考的选拔，即选拔普通中学的毕业生进入高职院校继续学习；二是职业教育体系内的“对口单招”，即高职院校面向中职学校学生的招生考试，是实现中高职教育衔接的一种有效手段。2007年以后，国家又试行高等职业教育单独招生考试，拓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多元化选拔机制。就目前的现状来看，高考的选拔仍然是高职院校招生的主要手段。然而，现行的高考制度偏重对理论知识的考查，忽视对学生实践能力和技能的考核，这恰恰与高职院校要培养实践型技能人才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社会和职业教育研究者都呼吁改革现行的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模式，寻求和探索适合职业教育特点的选拔方式，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诉求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端技能型人才，高职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但是自2009年起，全国高中毕业生人数开始逐年下降，高职院校面临严峻的生源危机。生源急剧下降无疑会阻滞高职院校的良性发展，高职招生制度改革已成当务之急。同时，中职院校招生规模已和普通高中持平，因此思考中职学校生源进入高职继续学习，开展中高职贯通衔接研究是解决这一危机的必经之路。

中高职贯通衔接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招生制度的改革，如何对现行招生录取方式进行改革与创新，是高职院校理性应对生源危机，同时提高自身吸引力，增强高等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能力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全国各省（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中高职教育衔接创新尝试，主要以对口单招、自主招生和注册入学三种方式为主。

对口单招指普通高等院校面向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进行的专业对口的单独考试招生。江苏省自1987年来，开展对口单招工作，经过试行和初步发展、迅速发展、优化发展和“3＋X＋Y”模式重大调整的四个发展阶段，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3＋2”模式考试中部分中等职业学校存在的“为考而教”的不正常现象，但是依然没有真正脱离应试教育模式。

自主招生是一种“文化测试＋技能考核或面试”的招生模式。在此种模式中，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上海市和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广东省、四川省等省市在自主招生中，加入对学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参照，探索建立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和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逐步实行以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主要依据的开放性入学。

“注册入学”是一种“宽进严出”的招生方式。此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已很成熟，它能提高公民教育的公平性、公正性，普及大学教育，让学生发挥特长、潜力，从而提高国民素质。“注册入学”在我国发展的出发点是致力于解决招生困境，暂时扩大生源，在客观上促进教育公平的实施。

“三二分段”中高职教育衔接培养模式，面向中职在校生，体现了终身学习理念，有利于职业学校学生的多样化成长；为高职院校科学理性应对生源危机带来了转机，同时为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保障，提高了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能力；中高职紧密衔接，促进了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互利共生性发展，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有益探索。

尽管中职生进入高职学习的方式有所增加，但针对中职生的招生考试制度还存在缺陷，普遍忽视学生实践技能的考核，缺乏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高职高专自主招生，采取分组报名联考的形式。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个别高校除了语文、数学、英语文化考试外，还进行技能测试或综合面试。语文、数学、英语三门成绩分别为150分，面试为30分，理化技能操作测试为20分，专业基础理论测试为150分。在650分的总分中，技能操作占3％，专业理论占23％，二者合计仅为26％。可见，专业技能测试在中职进入高职的选拔考试中并不受重视。据调查，许多民办高职院校为招到更多的学生，在自主招生中，对考生的专业技能测试完全是走过场，甚至根本不进行该项测试。三校生（职业高中、中专、技校）考试按文、理大类对口的要求报考相关高等院校。考试由全市统一的文化课考试（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和各招生院校组织的专业技能课考试（二门）两部分组成，即俗称的“3＋2”。每门满分均为100分。这种类型的选拔考试，专业技能测试成绩占40％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专业技能课测试由招生院校自己组织，主要是考查基本功，在学生考前各高职院校会发放考试大纲。

由此可见，影响中职生进入高职院校的关键是文化课成绩，一些准备升学的学生更是专攻语数外等课程，根本不重视技能训练。

二、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面临困境

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由理论文本和法律规定走向具体实践，在目前还面临着诸多的困境，探讨这些现实困境，是有效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一）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

1．“唯学历、文凭至上”主流价值导向的束缚

近些年，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扶持，学生和家长已经开始转变观念，并不一味地盲目追求高学历，而是转向更加注重技能和实用技术的掌握，更加注重以就业为导向的综合素质的培养。但是，“唯学历”的价值导向并没有完全消失，还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高考“一考定终身”的理念促使学生和家长第一选择是普通高校，认为只有在普通高校深造才是成才的“正道”，而报考高职院校多数情况下只是学生面对无学可上时无奈的选择，这种选择也造成了当前学生成绩差才上高职的现状，无形中降低了职业教育的层次。因此，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唯学历、文凭至上”的价值取向导致职业教育处于边缘的地位，职业教育边缘性的地位又导致其服务功能和社会角色的弱化，使得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

2．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本身的不完善

高职院校在师资建设、课程设置、普职融通等方面存在与学生现有能力不适应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不足，而文化课和理论课教师授课注重的是知识的讲解和数理逻辑思维的培养。但是，文化知识和数理逻辑思维正是高职院校学生的薄弱环节，导致学生接受能力和教师教学的不适应。二是高职院校的课程体系几乎和普通高校无异，基本以学科型课程为主，即课程中理论学习占很大比重。虽然近年来一些示范性高职院校致力于开发和研究兼具学科和活动的项目课程，但是项目课程教学活动的实施需要高职院校具备较好的硬件设施和师资条件，因此，项目课程在目前实施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阻力。三是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大教育系统间缺乏有效的融通，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学分不能互认，而职业教育系统几乎没有本科和更高层次院校，高职院校毕业生升学考试所选择的普通高校凸显专业理论知识，弱化实践技能，导致高职院校学生继续深造的通道比较狭窄，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二）单独招生选拔机制运行中的问题

2007年，教育部批准在江苏、浙江、湖南、广东4省份8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进行单独招生试点，试点学校试行自主入学测试，自主确定入学标准，自主确定录取名单。201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2010年部分高等职业院校开展单独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单独招生院校的范围扩大到73所，招生规模也有较大增加。单独招生不同于以往的对口招生，单独招生由高等职业院校在高考前组织命题、考试、评卷、划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确定录取名单，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职学校毕业生。单独招生选拔方式积极探索引导高中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向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合理分流，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是进一步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多元化选拔录取机制的尝试。但是，高职院校单独招生选拔机制的运行在处理“考什么”、“怎么考”这两个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考试内容：理论多于技能

“考什么”是单独招生考试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单独招生方式出台的初衷就是想选拔“合适”的学生进入优质的高职院校学习，培养高素质的技能人才，这个“合适”的标准更多是强调在入学考核时适应高职院校的特色，突出技能考核的重要性，为培养具备高水平的技能和较强专业能力的人才奠定基础。在现实的运行中，单独考试采取的是“3＋1模式”，即语文、数学和英语三门文化课，外加一门专业基础知识。文化课考试内容与普通高考区别不大，着重测试学生对文化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忽视对学生职业素养的考查。

2．考试方式：形式大于内容

“怎么考”是必须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单独招生考试的方式一般分笔试和专业面试两部分，笔试如上所述重点考查的是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面试着重考查的是学生报考专业的基本素质。但是，实际操作中面试的形式大于内容，让专业技能考核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大部分高职院校在面试时采用的是开放式问题和问答方式。虽然这样也能从某些方面考查学生的专业素养，但是对学生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的考核较为缺乏，流于形式的考核并不能保证所选拔的学生真正适合未来专业的学习。与此同时，专业技能考核的标准和评价方法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以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与内涵。

（三）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中的权责划分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一直是社会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各方的努力下，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中，政府和高校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如何划分自己的权责范围，需要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1．政府的角色和权责划分

政府与高校之间行政隶属关系的变革虽有积极方向的变化，但是，政府与高校行政关系的解构和平等关系的建构更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顶层设计阶段，高校真正实现去行政化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在目前还是“应然大于实然”、“口号大于行动”。高等职业教育同样分属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共性问题。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实际运行中，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如何划分权责范围，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关系到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效。

2．高职院校的角色和权责划分

高职入学招生考试“如何具体实施”关系到学校在考试中的角色定位。单独招生方式赋予高职院校更多的自主权，高职院校可以根据自己学习的定位和特色，制定适合自己的选拔标准和录取办法。但是，自主招生并不意味着高职院校就拥有无限的自由权，赋予自主权不是放任高职院校完全自我操作。学校如何自我监督，增加自主招生过程中的透明度；如何接受外部监督，确保公平公正，保持单独招生机制的正常运行，是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

透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各种困境，我们可以发现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制度本身和制度外的约束因素才是导致这些困境的真正原因。改革和完善高等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本身，优化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的“外部环境”，是引导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

（一）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关键在于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落脚点在于学校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因此，高等职业教育要“外树形象，内强素质”。

1．改变“唯学历至上”的价值取向

高等职业教育必须提升自我的形象和“知名度”，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一是举办各类职业技能竞赛。职业技能竞赛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参与的主体较多，表现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职业技能竞赛是职业教育的一张“名片”，是检验高职院校办学实力和学生综合素质的试金石，也是扩大职业教育影响力的有利契机。二是高等职业院校要开放办学。加强与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的合作与交流，为志愿报考职业院校的学生和家长提供深入高职院校的机会，让社会大众全面了解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建设和培养模式，逐步消除人们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偏见和误会。

2．创新人才职业教育培养模式

第一，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要培养合格和高素质的高等应用型技能人才，就必须建设足够数量、高质量的“双师型”专业教师队伍。首先，健全和完善高职“双师素质”教师资格认定标准和制度。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逐步建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双师型”教师既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又要有很强的专业实践技能，以满足高职院校重视实践教学和学生提高实践能力的需要。其次，强化“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模式。高职院校和企业联合办学，开展工学合作、校企合作、产学合作，实现企业和学校的优势互补。高职院校要拓展校外实训基地，建立教师校外轮训制度，鼓励和引导教师到相关企业和部门进行学习和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水平。

（二）创新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

遵循高等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规律，建立现代职业教育课程体系。课程在职业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职业教育的目标、价值需要通过课程来体现，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要围绕课程展开。课程内容主要由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基本要素组成，而技能在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三要素中占有特殊地位，它是区别于其他种类教育的显著特点之一。现代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应该具备以下特点：首先，要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高等职业教育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具有较强的应用性，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和设置要体现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具体而言，要改变以往以学科为主的课程体系，建立以活动为中心的新的课程体系，现代职业教育课程的基本逻辑是学科的解构和活动的建构的统一。以活动为中心的职业教育课程就是要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突出技能培养的重要地位。其次，要适应职业院校学生的发展规律。以市场或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目标指导课程设计与学生职业能力训练相适应。课程体现市场的需求，注重职业技术技能培养，推广高职毕业生“双证书”制度（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最后，要契合现代社会对职业人才的需求。知识经济时代，国家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与时俱进才能保证职业教育的活力，因此，职业教育要面向新知识和新技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和设计要体现时代性，吐故纳新，摒弃不合时宜的陈旧知识和技术，及时吸纳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

（三）建立和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

我国是普通高等学位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并存的高等教育制度，但是，目前职业教育体系内的高等职业教育只是专科层次，没有相应的本科或研究生学历层次。因此，建立和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是当前职业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实现这个目标，可以尝试分成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实现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和融通，确立普通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相关专业课程衔接、学分互认的合作培养模式；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积累成功经验，建立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性和实践性特点，设定评价和认定标准，鼓励满足条件的高职院校先行升格为高等职业教育本科院校，满足高职院校毕业生继续深造的需求，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形象，培养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

（四）优化单独招生选拔机制

高职单独招考是实现高职招生考试与普通高校本科考试分离的一次尝试和探索，分类考试、分开选拔打破了以往“用高考一把尺子丈量一切”的固有模式。但是，单独招生考试还处在初始运行阶段，在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上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优化单独考试招生机制，建立和健全“知识＋技能”的考试评价方法。一方面，在考试内容上，在原有的文化知识基础上增加必要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知识测试的内容。另一方面，在考试方法上，强调专业面试中对学生动手能力和操作技能的考核。此外，面向中职学生的考试要体现中高职课程体系衔接和贯通的有效性，规避中高职课程设置重复和教学资源浪费的现象。

（五）厘清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中的权责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高校的关系问题，高等职业教育也要厘清教育管理体制中双方的权责。政府和高校逐步建立平等的关系，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就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来说，政府和高校要厘清各自的权责，明确各自的角色，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做好各自的“分内事”。省级政府负责宏观统筹、政策引导和外部监督；高校按照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招生政策和法规具体操作执行，自主招生，自主录取，选拔合适的人才。在自主招生过程中，高校有责任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及时公布招生录取信息，增加招生录取的透明度。

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关系到高素质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关系到高等职业教育的未来走向，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制度改革的因素有很多，需要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和探究。有鉴于此，要找到改革中的症结和关键，探索适应高等职业教育人才选拔机制，建立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任重而道远。

四、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关键

（一）思想基础与制度保障

职业中学的一部分毕业生应该能够升入高等专科学校，这其中便蕴含着中等职业教育要与高等教育相互衔接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多个重要文件都作出了关于职业院校对口考试招生的规定，先后有：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的“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优先对口招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以及有本专业实践经验、成绩合格的在职人员入学，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个重要文件针对新兴的高职教育首次提出了“优先对口招生”的指导性意见，为随后中职与高职开展生源衔接的试点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学院）可采取多种方式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学院）毕业生经过一定选拔程序可以进入本科高等学校继续学习”，这个重要文件面对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需要明确了作为生力军的高职教育在生源人口和毕业生继续升学出口方面的规定。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尤其是进入高等职业学校继续学习的比例，适当增加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毕业生接受本科教育的比例。适度发展初中后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院校可单独组织对口招生考试，优先招收中等职业学校优秀毕业生”，这一重要文件在中职教育处于严重滑坡、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依旧薄弱的背景下，为拉动和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对职业院校学生的升学渠道和招生考试制度作出了比以往有关文件更加明晰和全面的规定。

但这些政策规定要么属于概念性、口号式的，比较空洞和模糊，要么缺少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具体举措，要么立场不定，常常迫于形势而进退失据。特别是在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和“从传统的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的指导思想以后，职业教育的升学功能基本被否定，通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初步建立起的中高职生源衔接通道一下子失去了合理存在的依据，教育主管部门和职业院校继续举办五年专和高职单招的积极性明显降低。根据这一文件精神，2006年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关于编报2006年普通高等教育分学校分专业招生计划的通知》迅速地作出了“从2006年起，各地普通专升本教育的招生规模要严格控制在当年省属高校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的5％以内……各地安排高职院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教育应届毕业生的规模不得超过当年本省（区、市）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的5％……各省（区、市）五年制高职招收初中毕业生的招生规模不得超过当年本省（区、市）高职（专科）招生计划的5％”的限制令，受此影响，2006年成为中高职生源衔接规模由高走低的分水岭。

之所以出现政策文件的相关规定前后不一致、不协调，导致中高职生源衔接陷入困境的局面，首要的原因在于对开辟和畅通职业院校毕业生继续升学通道和加强中高职生源对口衔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还存在着局限和偏差。因此，充分认识加强中高职生源对口衔接、畅通职业院校毕业生继续升学通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改革现行的考试招生制度、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职业教育体系健康发展的考试招生制度的首要环节。

（二）根本方法与途径

根据多元智力理论，单靠全国统一的普通高考，用一把尺子是难以兼顾智力优势多元化的考生的，用选拔精英人才的尺子来丈量不同能力水平、不同发展性向的广大考生，将智力优势不在文化、数理逻辑上的考生统统赶上统一高考的独木桥，不仅不能发掘其优势智力，而且可能进一步埋没其闪光点。潘懋元先生认为：“今后的高考，要从选拔性考试改变为适应性考试，要注重考生是否适应该专业和该学校的学习，要实行考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因此，应变选拔性高考为适应性高考，改变用一把尺子来甄别和选拔所有考生的做法，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及其专业、针对不同考生的不同智力优势和发展性向，采取多元化的考试录取办法。对此，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给出了一条明确的改革之路，“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这些指导性意见包含着多层的意思：要确实把招生权作为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内容来落实；学生可多次选择考试的类型、时间、内容等，而不再是一试定终身；强调区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教育实际和生源需要而实施分类入学考试，不再以选拔精英人才的一纸试卷包打天下；对考生的评价不再唯分数至上，要综合评价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和发展潜力等方面因素来合理评定考生的实际水平；要探索和采用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破格录取等多元录取的具体方式。还特别针对高职院校的考试招生提出了“探索高等职业学校自主考试或根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注册入学”的改革方向。这一论述是对“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通道”的指导性意见作出的具体回应，它充分尊重了高职层次教育在考试招生上相对独立的地位和自主权，从而可以使其适度摆脱对全国统一高考这一独木桥的依赖，不必一味地从普通高考的考场上拾遗捡漏以充饥果腹。

（三）建立和完善多元化考试招生制度

一是要善于分析总结五年制高职和高职单招一二十年来在考试招生和办学方面的成败得失，针对当前两种招生模式面临的政策限制和举办方积极性下降以及生源素质整体降低的局面，积极寻求加强和改进面向初中毕业生招收五年制高职学生和面向中职毕业生招收高职单招学生的有效办法，使这两种传统的中高职生源对口衔接的招生模式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针对高职单招考试依然存在重文化知识考试轻技能考核的倾向，要确实落实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的“对取得相应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参加对口升学考试时可以免除技能考核”的规定。“技能免试不是降低了高职入学标准，而是强调了学生进入高职学习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中级技能水平，这对于深化人们对高职入学标准的认识、引导中等职业学校重视技能教学、加强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与沟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根据“探索高等职业学校自主考试或根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注册入学”的改革思路，在继续开展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自主（单独）考试招生的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将试点范围从国家级示范校扩展到省级示范校并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扩展到一般高职院校的路子，更重要的是要探索将如何把招生对象从重普通高中毕业生轻中职毕业生转向两者并重发展，使自主（单独）招生考试成为继五年制高职和对口高职单招之后第三种中高职生源衔接的重要模式。如2009年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被广东省确定为首次开展“中高职教育衔接培养高技能人才”自主招生的唯一试点院校。顺德职院采取笔试（综合文化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加专业技能测试的方式面向中职学校考生进行考试选拔，取得了开门红。2010年广东省将试点院校扩大到15所，自主招生对象包括中职学校对口专业应届毕业生和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社会人员，并且要求考生必须获得国家职业资格中级以上（含中级）技能等级证书。虽然报考条件提高了，但中高职教育衔接对口自主招生依然火爆，自主招生总计划仅为480人，而报考人数达1205人，最终经过层层选拔，录取了515名考生。福建省也在积极探索单独招生模式，从2009年仅在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试点，到2012年进一步扩展到全省13所国家级、省级高职示范校（骨干校）。不仅参与的示范校（骨干校）增加了，而且招生计划也从原来的250人增加到4210人。这说明自主招生模式对中职学生不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而且是中高职教育衔接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新的有效渠道。

三是要积极探索免试推荐的办法，根据中职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赛的成绩水平和在校期间的综合表现制定适当的免试推荐标准和条件，使免试推荐成为学有专长、综合素质较好的中职学生继续升学深造的直通道。2010年9月上海市在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等7所职业院校试点开展中高职贯通培养工作，由学校自主招生，打破中高职壁垒，实行中高职贯通培养。之后还将在一部分职业院校尝试“融合”，即建立中高职一贯制学校，统一管理、安排课程与教学计划，为职校生提高学历水平开辟“直通道”。江苏省《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出，“2011年起试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注册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和高级技校、技师学院学习的制度”。此外，2010年北京市针对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2003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50％），单一的考试招生录取模式已不能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培养目标的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需要，对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进行了总体改革，开辟了通往高等职业教育的三条主要通道：高考统招、自主招生和单考单招，其中单考单招专门招收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自主招生也可面向中职毕业生招生，这样，通过畅通对口招生的渠道，中高职教育衔接必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从2012年开始，福建省决定在28所非国家级、省级示范性高职校和4所中职学校开展推荐应届中职毕业生免试入读高等职业学校试点工作。原定招生计划为1万人左右，后修订为3477人，最后符合条件的拟录取控制流量，应该由“桥”的存在而推动中职教育机构与高职的改革与发展。

林素川认为：“加快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上下沟通衔接，顺畅导入的生源保障和目标对接机制，使初、中、高各级职业教育的对口升学成为主要渠道，保持职业技能培养的连续性，避免各级职业教育之间的重叠和断链。二是建立普教、职教、成教等诸类教育之间多层立交互通、多级分流、自由转轨的机制，组建‘立交桥’，使不同类别教育在各个学习阶段、年段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意愿，经过一定程序，在‘到站’前多次选择‘出口’，在不同时段选择就业和升学。就高等职业教育而言，一方面要解决稳定的生源，另一方面，要解决高职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深造的机会。”

适度扩大高职对口招生规模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即伴随着高考适龄考生规模开始从2008年的峰顶滑下，高职院校来自普通高中的传统生源规模在急剧减少。如根据预测，未来10年福建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18～22岁）将从2008年顶峰的358万人开始持续下降，至2017年前后达到最低点。202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为193万人，只是2008年的54％。受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减少的影响，2009年福建省高考报名人数开始出现负增长，比2008年减少7．8％，而这之前的3年高考报名人数年均增加9．13％。国内其他省市也普遍存在着类似的状况。2010年北京市、湖南省高考报名人数下降了20％，河北省的生源预计到2018年只有2009年的50％，上海市也连续3年出现报名人数不足的情况。数据显示，未来10年中国18～22岁的人口将减少约4000万人。另以山东省为例，2009年高中毕业生比2008年下降7万人左右，2010年又比2009年下降5万余人，还有两三万高中毕业生没有参加高考。这就意味着2010年该省高考人数比2008年整整下降15万人左右。以致2010年该省高职院校的录取分数线最低为190分，有80％的职业院校没有完成当年招生计划，有的高职院校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是3400人，实际招生不到1700人。

高考适龄考生规模的缩小与高考录取率的提高让考生上本科的机会增加了，“人往高处走”带来的另外一个局面是，从高校大扩招以来在招生规模上一直领先的高职（专科）近两年开始落后于本科。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统计数据以及《福建统计年鉴》的信息，2009年全国本科招生3261081人，高职（专科）招生3133851人；2010年全国本科招生3512563人，高职（专科）招生3104988人；福建省当年本科招生103865人，高职（专科）招生98608人。高考报名人数的骤减和招生比重天平向本科院校的倾斜，必然导致高职院校面临着日益突出的生源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高职院校日益剧烈的竞争和日益严重的退场淘汰危机。

而从政策层面看，中职和高职院校所面临的不仅仅有危机，更有重大的机遇。在面对21世纪下一个10年的重要关口，国家和地方省市纷纷出台了《教育规划纲要》，其中提出的教育事业发展主要目标都明确了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标，国家提出2020年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要达到90％和40％，福建省相应提出了更高的发展指标，分别是96％和50％。这两大指标分别明确了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的发展导向，两大指标相辅相成，一环紧扣一环，前者是后者的坚实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前进动力。就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而言，当前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把考不上普通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吸引进中职学校，如何持续保持和适度扩大中职学校的招生规模和比例。近几年中职教育虽然在多方努力下得以保持扩招势头，但对初中毕业生的吸引力以及前进的拉动力仍显不足。特别是当普通高中毕业生得益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普通高校录取率不断提高而能轻松迈进普通高校的大门，而中职学校毕业生却因升学渠道严格受限而被拒于高校大门之外时，普职两种出路的明显反差必然会大大降低中职学校的吸引力以及中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导致“普高热”再次升温和中职教育的再次滑坡。为了避免“普高热、中职冷”的局面再次发生，增强中职教育的吸引力，更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通道”，并且对探索改革有利于高职院校对口招生的考试办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教育部在《关于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中提出了更明确的试点改革的要求：“通过先行试点，加快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课程衔接体系，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通道，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升入高等职业学校继续学习的比例；鼓励毕业生在职继续学习，对已经参加工作的毕业生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推动建立将其工作经历和业绩作为优先录取条件的制度。2010年，研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升入高等职业学校的计划方案。2011年和2012年，完善方案，开展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可以说，中职毕业生直接升学不再是难以实现的梦，高职院校的生源危机也将因此“转危为机”。

俗话说：“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关键是要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先行先试，闯出一条新路子。2012年高职招生改革在全国不少省市风生水起，如福建省率先开展外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福建省参加“高职单招”试点工作，这一重要改革举措既扩大了高职院校的生源范围，又有力地促进了教育公平，让外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也能享受平等的高职教育机会。其实，当我们把高职院校的招生渠道从局限于普通高中毕业生适度转移到中职教育领域时，我们不禁惊喜于近几年中职教育规模扩大所积蓄起来的巨大“蓄水量”。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2008年为580．66万人，2009年为625．19万人，2010年为659．18万人，2011年和2012年中职毕业生规模均在800万人以上。面对这一庞大的毕业生队伍，我们不禁要扼腕于当前中职直通高职的比例限令，不禁要惋惜于相当数量志于升学的中职毕业生被迫早早走上就业市场的无奈，不禁要叩问：这一庞大的队伍不正是高职教育取之不尽的生源库吗？“2009年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是313万，2010年预计将达到320万左右。如果800万的中职生20％升入高职，这就意味着高职院校的生源将近一半来源于中职毕业生，生源结构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放眼国际，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把中职毕业生或具有一定职业知识和技能的综合中学毕业生作为高职生源的首选目标。如2000年德国典型的应用型专科大学的生源70％来自职业类高中。韩国职业专科学院的生源约50％来自中职毕业生。我国台湾专科层次技职教育主要有二专和五专两类，前者招收职高毕业生，后者招收初中毕业生实施五年一贯制教育，两者在生源上均能与中职对口衔接，以1996年为例，二专和五专学生占专科学校在校生总数41．2万多人的90％以上。适度扩大高职对口招生的比例不仅是职业教育体系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从根本上改变中职教育“终结性”宿命，进一步加强中高职教育衔接的必由之路，而且符合大多数职业教育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共同趋势。

综合国内当前实际和国际通常经验，我们认为，随着中职和高职招生规模平稳发展，以及五年制高职、高职单招、高职自主招生、注册入学、免试推荐等多元化高职招生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高职对口招收中职学生数占高职招生总数的比例应逐步提高，我们建议在2015年达到20％～30％，在2020年达到4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