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我国的诚信建设

坦白是使人心地轻松的妙药。

——(罗马)西塞罗

如果要别人诚信，首先自己要诚信。

——(英)莎士比亚

(一)政治诚信的重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马上就面临着一个千疮百孔的“乱摊子”，社会政治环境极不稳定。一方面，旧政权长期腐败无能，失信于民，人民群众对这样的政府自然也失去了信赖，而且不少人对刚刚诞生的新政权不太了解，也缺乏信任，这直接影响着新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活动猖獗，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迫切需要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时，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需要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政治上的敌视、经济和军事上的封锁，赢得世界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加强政治诚信、建设诚信政府是历史的必然。我国的政治诚信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起步的。

1.树诚信形象，立政府信用

据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残留着200多万政治土匪，还有很多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相当猖獗;或造谣惑众制造混乱，离间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或骗取民财、腐蚀收买干部和工作人员，甚至使用投毒、暗杀等极其卑劣的手段，造成社会混乱，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着年轻共和国的生存。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同时，也要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随着全国各地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有序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和其他类型的违法犯罪活动得到扼制，社会迅速稳定，生产得到恢复。这让人们对新生政权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奠定了新中国社会全面恢复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树立良好的政府诚信形象，作为执政党，作为执政的各级人民政府，其执政行为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早在1949年3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当中共中央机关要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明确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针对党内外可能出现的骄傲自满、贪污腐化问题，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国开展整风整党，清除投机分子。中共中央要求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肃处理贪污腐败分子，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1]。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严惩了严重贪污腐化分子刘青山、张子善，教育了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加强了政府的政治清廉度。

新中国为树立政府诚信形象所做出的一系列举措，表明了中国政府革旧除弊，重建政治诚信的决心，这对于医治战争创伤，维护社会稳定，加快经济全面恢复和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2.定法律法规，建制度诚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废除旧的法律体系时，十分重视新的法律制度建设，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9月，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过和实施，是我国政府政治诚信重建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确认了革命胜利成果和民主政治，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同时明确了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赋予了我国公民应有的社会民主权利与自由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施，再一次向全国人民表明:新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保护人民的利益。

3.遵循尊重互助的外交诚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循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即此正式函告世界各国政府。

1950年10月美军跨过三八线，向鸭绿江推进，不断地对我国的领土和安全做出挑衅，直接威胁到新生共和国的安全。中国政府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出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不顾年轻共和国刚刚结束战乱，急需休养生息，毅然出兵朝鲜。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者进行了长达4年的浴血奋战，最终把美国侵略者赶过了三八线，并迫使美国在谈判桌上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中朝人民共同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改变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认识。

为了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和睦、团结、友好往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始终把和平共处作为指导我国和世界各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1953年12月31日，周总理接见印度代表团，他说:“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从新中国建国时确定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的原则。”经过4个月的友好协商，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在北京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并换文。协定在序言中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4.讲诚信，构建民族团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56个民族共同生活在这个统一的民族大家庭里，他们遍及祖国的四面八方，各个民族都为本民族的发展，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不同民族的生活环境不同，人口数量的差异，民族风俗及语言文字的不同，其发展水平相差甚远。加之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的压迫，造成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隔阂、歧视、冲突，这些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如何化解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妥善解决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加强各民族团结，共同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并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制定出一系列适合中国实际的解决民族矛盾和纠纷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国家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真正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兑现了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促进了各民族团结，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经济诚信的重建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很多事情都急需解决，但首要解决的就是经济诚信的重建问题。然而在这一艰难前进的过程中，脱离实际、急躁冒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多次出现并反复纠正的老大难问题，更是经济诚信重建中反复出现的老大难问题。

旧政府留下的余毒和反革命分子随时伺机进行倒买倒卖的投机行为，造成了全国物价继1949年4月和7月两次大幅度上涨后到10月份再次疯狂上涨。1949年11月1日和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两次开会研究稳定物价的问题。经过一系列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新中国很快就给投机资本家们一个沉重的打击，平定了物价，打好了漂亮的第一场经济诚信重建的硬仗[2]。

1953年1月1日，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紧接着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新三反”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中央要求弘扬正气、压倒邪气，在1953年结合建党、整党等工作，检查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与之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同年，农村工作中出现了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多等“五多”问题。毛泽东主席曾对假报表做过这样的评论:“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要，这只能是假报表。”中共中央在3月发出《关于解放区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要求解决“五多”问题。

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给我国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带来了灾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4]。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致开幕词，提出要实事求是。同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聂荣臻同志《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指出: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5]。1977年11月和1978年2月，安徽省和四川省分别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和《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两个文件都提出，要保证社员分配兑现[6]。

(三)公民诚信教育的初步开展

中华民族是有着诚信传统历史的优秀民族。在我们汉语词汇中，能找到童叟无欺、信以立人、朋友有信、以死守节等诸多与诚信有关的词语。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初仍要开展公民诚信教育呢? 原来新中国成立前，旧政权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等方面的腐朽不堪让人民感到失信和失望，公民诚信道德意识逐渐淡漠，正如同管子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7]管子认为衣食足与知荣辱有着必然的关系，衣食足是知荣辱的前提条件，人们终日劳动，却无法求得一日之温饱，连生存都无法保障又怎能谈知荣辱呢? 新中国的公民诚信建设正是在这样境况下艰难展开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不仅仅需要打击旧政权及其政党残存的余毒，更需要转变人民陈旧、腐朽的旧观念旧文化。转变人民的旧观念旧文化首先就要从知识分子和青年干部做起。

1.从知识分子和青年干部思想观念转变起步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8]。1951年10月开展群众性扫盲，提高其文化程度和思想道德觉悟。1952年开展学习《毛泽东文选》活动，加强世界观修养，提高理论水平。这些思想改造活动的开展，为人与社会的诚信打下了文化与思想道德的基础。这一时期，国家政府根据“德才兼备”的原则，提拔了一大批文化程度高的青年干部。

2.提倡全国人民讲实话，不讲假话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作重要讲话，要求党、政府、人民群众“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较为明确地、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于社会诚信建设的态度与建议。他提出了社会各阶级成员不作假、不信假、不逼假、要防假等要求，明确指出了不诚信对国家、政府、社会的危害性。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党内通信》，再一次专门地阐述了个人诚信、社会诚信、国家诚信的重要性，并分析了说假话的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他指出:第一，说假话不可能实现，没有益处。第二，讲假话于人民事业、于自己，有害无益。第三，就原因来看，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第四，号召要讲实话，不讲假话。

3.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1958年11月，党和政府对于大跃进时期的错误已经有了深刻认识。党内大兴调查之风，提出克服盲目性、找规律、办实事。1961年1月，毛泽东说:“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9]随后，毛泽东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党和政府的工作原则。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20多年时间里，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提高公民的诚信素养，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道德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改造活动和文化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倡导“做人、做事应该讲诚信”的精神，诚信道德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诚信建设大多停留在思想道德教育的层面，而在制度建设和完善方面做得远远不够，这一重大缺陷，对我国后来的诚信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