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攻占汀州时，谭政参与起草了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其中写道：“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摊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不久，红四军转战整个闽西，9月中旬，朱德率红四军各纵队进逼上杭，把这个地区的另外两股土匪武装陈国辉、卢新铭两部先后消灭了。
红军占领龙岩和上杭。上杭县内有个地方叫古田，红四军的领导机关就驻扎在这里。谭政这时担任红四军的秘书长、宣传部长。
1929年这一年，红四军部队接连打大胜仗，迅速发展了革命根据地，扩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龙岩解放后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张贴的布告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久病不愈暂时离开部队，和妻子贺子珍住在永定县的苏家坡。
红四军军委办事机关，就设在了历代汀州府的院内。谭政首先接待的是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陈毅，陈毅刚由上海回到汀州。
陈毅对谭政只简单地说道：“这次我到上海找到中央，向周恩来同志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指示，要我把毛泽东同志请回四军当前委书记。我明天就走，你为我前去永定县苏家坡见毛泽东同志作点准备。”
随后，陈毅又交代谭政，说道：“去的人不要人多，有一个班的警卫就可以了。”谭政得知毛泽东又要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了，心里感到格外的高兴。当前，红四军部队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急需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
当陈毅借一个班的警卫前往苏家坡会见毛泽东的时候，谭政便要求行政管理干部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夫妇在汀州打扫出一套宽敞的住处。同时，准备材料，列出了汇报提纲，以便向毛泽东反映他对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意见。
自从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同上井冈山开创革命根据地，谭政就一直跟随毛泽东，尤其毛泽东在井冈山担任前委书记，谭政任前委秘书期间，毛泽东处理了一连串党内党外军内军外错综复杂的问题，使谭政受到深刻的训教。同时，对于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以来的一切活动，谭政也十分清楚。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合时简朴的婚礼，谭政也参加了，艰苦的岁月，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摆酒设宴。也只是谭政这个秘书，把自己的行李从毛泽东的住处搬出来，把房子简单收拾了一下。
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个人各骑一匹马，回到了红四军军委营区来了。
谭政迎了上去，和毛泽东、贺子珍亲切握手，随后把他们引进准备好了的住房。进了住房后，贺子珍整理随身携带的行装。毛泽东则刚一坐下，便要谭政汇报情况。于是，谭政便把一段时间来的部队的情况和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和问题，一一向毛泽东进行详细的汇报。
谭政汇报说：“干部中又滋长了不注重农村根据地建设、热衷于打城市、‘走州过府’、‘拿它十几个州县’的思想。部队中产生了享乐思想，不讲政策，不守纪律；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打收条’，不付现款，损坏东西不作赔偿；更有甚者虐待俘虏，搜俘虏腰包，还有调戏妇女的。总之，部队中有严重的流寇思想。”
“红四军部队中，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接受党的领导，基层不再加强党支部建设，无止境地讲民主，自由主义泛滥，连队一盘散沙。”
“单纯的军事观点，说什么‘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司令部对外，排斥政治工作干部。”
“严重的军阀主义，干部随便处罚、体罚士兵，主张枪毙逃兵。在这种作风的影响下，老兵也欺侮新兵。”
“……如此种种‘疾病’，正在红四军部队中流行！”
“这是个不得了的传染病，如不能尽快防治，红四军部队将失去战斗力！”
“哦！这么短的时间里，部队中的问题竟如此严重。”
毛泽东听后对谭政说道：“前日，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之前，请你为我组织几个有各类干部、战士参加的座谈会。时间、地点由你自行安排好了。”
毛泽东说完后，谭政准备离开。
“请留步，谭政同志。”毛泽东叫住了谭政。
这个时候，贺子珍也走过来了，站在一旁听着毛泽东安排下一步的工作。
毛泽东对谭政说：“开座谈会，可不是把人叫到军委来，是下部队去，到红军各纵队去开。到会的人要广泛，有干部，还要有战士；有军事指挥员，还要有党代表、政治战士，也要有管后勤、管伙食的。各方代表都得有，各种意见都得听……到时候，希望你能同我一道去。那你也做些准备吧！”
临走，毛泽东又对谭政说：“还有，你能不能把罗荣桓同志接到军委来，请你和罗荣桓一起共同助我一把力，作些调查研究，帮我起草红四军第九大决议草案。”
毛泽东刚回到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的一个月里，古田正处于严寒的冬季，毛泽东住的那幢大房子里，来出席“九大”的代表，围着木炭火盆，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分析研究和讨论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
“大家不仅要揭露问题，大家还要一块分析这些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危害，还要大家提出解决的办法。”毛泽东用一口湖南话，对参加座谈会的代表提出了要求。炭火盆里木炭烧得通红，与会的代表你一言，我一语，激烈地讨论着，争论不休。
“大家讲得非常好。这样一讨论，哪个错误，哪个正确，自然就明白了。”毛泽东用几句话对座谈会的成果作了总结。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留下了谭政，交代任务，说道：“谭政同志，这一段时间到部队作调查，召集各级干部座谈，你都参加了。你看是不是把揭露出来的问题，大家提出来的那些解决的办法，加上你的意见，把所得材料，一类一类地归纳一下，争取九次党代会形成个决议案，部队才好贯彻啊！”
此时，筹备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于是，谭政协助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草案。
他和往常一样早把座谈、调查来的材料，一条一条整理了出来，包括每一次调查座谈会的材料，都整整齐齐地放在毛泽东卧室的几案上。
1929年12月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因为会议的地址是在福建的古田，历史上又称“古田会议”。
会上，陈毅（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传达了中共中央9月来信。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
会议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油画《古田会议》。何孔德绘
“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历史文献。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致谭政信：“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这就是“古田会议”决议案的伟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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