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出中央苏区，担负长征先锋

中央苏区的武装斗争，又坚持了一个年头。

1934年秋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0月25日，红一军团司令部派机要参谋送来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写给一师师长、政委谭政亲收的绝密信及中革军委关于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命令和行军路线图，以及以红一师为长征先锋师的命令。

为了保卫兴国而坚守高兴圩阵地的红一师部队，得到撤离的命令后，迅速集结在了靠近瑞金——红都附近的一个村庄里。部队作短暂的休息整顿后，根据命令，迅速进行了调整组织，充实干部，发展党员、团员，安顿治疗伤病员的工作。

谭政也在部署完工作之后，利用夜晚时间，在一盏麻油灯下，继续写他的《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谭政坚持定期报告制度，即使在部队行军作战、战斗频繁的情况下，也坚持写情况报告。除了重大战斗有专门的报告，每个月内部队的活动，行军状况，打了几仗，站队间隙搞了哪些政治教育，发展了多少党团员，部队中发生了多少事故，有几起逃亡事件及其原因，克服的措施等等情况，都会详报红一军团聂（荣臻）政委。

随后，他站在园子里，在夜色中眺望绵水河畔的瑞金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从他的北面和东面的战场方向不时地传来隆隆枪炮声。而且，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敌人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了。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谭政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

他在深思着，他的思绪不再是停留在瑞金——红都的防御线伤痕，而是思考着如何说服红军部队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长征。明天，红军指战员就要离开红色根据地，离开养育他的母亲，这个时候的政治工作，比起为保卫兴国而死守阵地的思想工作要难做得多啊！

这是一块用生命和鲜血换取来的土地，这里有鱼水情深的军民情。

谭政想着想着，便拿起笔来继续写报告，准备上送给红一军团聂荣臻政委。

他在《报告》中写道，红一师部队在坚守阵地战斗中，“对兴国模范苏区的群众和战地居民，进行了广泛的战争动员和宣传工作，发动人民群众慰劳部队。人民群众毫不畏惧地上火线参战，上阵地给红色战士送茶送饭，还唱山歌鼓动战斗情绪……对阵地上抢救下来的伤员，更是亲如兄弟，看护慰劳！”

图为红军时期的聂荣臻。1931年12月。聂荣臻到中央苏区，先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红一军团政委（军团长林彪），参加了东征漳州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后，与林彪一起共同指挥红一军团胜利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1月，参与指挥了山城堡战役，此战役是结束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

谭政经过在五年的革命斗争中，目睹了许多同伴战友，为贫苦人民的翻身求解放而牺牲了宝贵生命。面对这些，他都坚忍没有掉过一滴泪。可今天，在将要带领红一师部队离别苏区的时候，他却再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当年，谭政投笔从戎、离开湖南家乡告别亲人的时候，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痛哭落泪！

“营以上干部动员会就要开了，带着眼泪去作政治动员，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谭政想到这些，静静地抹去眼泪，理了理灰白色的军装来到了营以上干部会场。

会场上，只见营以上干部一个个低垂着头。

谭政心里想：“营级以上的干部都是这样的情绪，战士们的情绪又会低落到怎样的程度。这样的部队又怎么能打胜仗？”

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工农红军英勇反击，图为行军图中

于是，谭政用洪亮的声音说道：“同志们，抬起头来！”

可是，仍然是一个个低着头。紧接着，谭政又加大声音说道：“怎么搞的，都霜打啦？”

在座的干部都感到突然，谭政委从来也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

此时，只见其中的一名叫刘得胜的营长站了起来，说道：“谭政委，我先提个问题。”

“你说吧！”谭政回答道。

这个刘得胜接着问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敌人炮火连天攻击苏区，咱红一师接到的命令不是到前线抵抗来犯的敌军，而是准备‘出发’？”

“为什么！我们支持刘得胜营长的提问，请谭政委回答！”只听到几名干部附和刘得胜的问话。

“同志们，你们这个问题提得好……”谭政回答道。

会场迅速活跃了起来。

谭政开门见山地说道：“同志们，我也向大家提一个问题，是保存下红军这个种子呢？还是让敌人步步压境把我们这支部队一口一口吃掉，让咱们的脑袋都搬家呢？”

谭政的这一反问，使同志们的情绪迅速平静了下来。

在座的都是红一师部队中的指挥骨干，都是中高级指挥员，都具有实际的作战经验。其实，他们早就对这次以阵地战对付敌人“围剿”的作战指导思想存有意见。在敌强我弱的前提下，我们红军竟要与敌人进行阵地消耗战，一方面伤病员无医治疗，另一方面弹药补充没有来源，加上敌人紧密封锁，紧缩包围，红军在苏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如果不能冲出敌人的“围剿”另寻出路的话，红军与敌人的斗争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谭政决定采取走群众路线，与大家共同想办法的方式，来做政治思想工作。他之所以当着全体营以上干部的面，把当前的关键问题提出来，就是因为全体红军指战员都在考虑“前途”问题。果然，干部们一个个都抬起了头，振奋了精神。

谭政的嘴角露出了笑容，他说：“同志们，散会后，大家分头检查部队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接着，谭政又补充说道：“同志们，我们不光是要准备‘走’，还要准备‘打’！这是最重要的！要知道，我们一旦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他们还会继续组织力量前堵后追。所以，我们不仅要做好走的准备，还要做好打的准备。”

其实，红军在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时，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已经察觉到他们的子弟兵要走了。当红军部队整好行装准备出发的时候，苏区群众都自动来到了村口。老太太提着篮子，里面装的是鸡蛋、她亲自做的糯米团子和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柑橘。红军部队刚走出村庄，村外等候的群众就迎了上来。老年人一面往红军战士的兜里装吃的东西，一面嘱咐着：“孩子，你们打败了敌人可一定要回来呀！”

群众和战士们难舍难分，男女老少以热泪相送！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深情，激荡着每一个红军战士的心，战士们也同样热泪盈眶。

谭政和往常一样，每次部队离开驻地，总是带领政治部的几名干部，留在部队后面检查纪律，赔偿群众的损失。所以，他出村最晚。原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说：“在革命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红军没有后方，没有经费，大家饿着肚子行军打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老百姓地里挖番薯吃，还有用了群众的米面食物的，或者损坏东西也没钱赔偿等等，违反群众纪律现象时有发生。这类事，我们总是交给谭政去处理。谭政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教育部门部队，并指示，用了群众的东西，没有钱给的话，也要给群众‘打收条’。以后，‘打收条’的制度就在红军部队中兴起了。”

红军长征路线图

尽管，红军部队已经向前开进了，可是群众还没有散场。一直等到谭政他们出了村庄，他们还再三嘱咐他说道：“将来打败老蒋，你们可要回来！”

“我们一定会打回江西老家来的！”谭政含泪回答道。

话说这次的战略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哪里只是走路，蒋介石为了把红军消灭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设下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红一师部队指战员担任左路纵队的前锋，他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第一道封锁线是敌人的新田据点。

敌人为了阻止红军，围困红军，防止中央红军进入广东，在新田修筑了许多碉堡群，与沿桃江向北的王母渡、大埠等据点构成了第一道封锁线。

作为红一军团的老部队，同时也是战斗力比较强的部队，每每遇到重要的战斗任务，红一师往往是首长最先想到的。

这次，又是红一师担负起了攻击新田敌人据点的战斗任务。这也是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第一步棋。新田战斗打得好，整个中央红军就能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迈出胜利的第一步。这一仗要是打输了，那也就暴露了红军统帅部总的战略意图，敌人就会加紧他的“围剿”行动。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谭政在接受进攻新田打开敌人封锁线的突破口的任务后，深深感到肩膀上这副担子的沉重。

这时，红一师部队集结在苏区北面的兴国附近，中央红军主力向湘西方向转移的突破点则选在新田、金鸡。因为，负责这一面封锁任务的是粤军陈济棠的部队。我党曾与陈济棠秘密谈判，他允诺适当“让路”。但敌人总归是敌人，不能因为敌人的“允诺”而放松警惕，放弃作战准备。因此，在立足于打的前提下，红一师指战员开始了作战前的准备。

为了完成任务，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迅速通过封锁线，红一师部队决定采取夜间急袭的方式，出其不意地对新田的敌人进行袭击。红一师部队秘密地从苏区的北头向苏区的南头开进，准备攻击通向湘西的新田据点。

然而，由于部队要经红都穿过整个苏区，行程较长，行动的秘密难于保守。针对这些情况，红一师部队决定充分利用部队在苏区境内活动的有利条件，通过宣传鼓动，一方面可以消除部队行军时的疲劳，另一方面还可长人民群众的志气。

于是，谭政召集了连以上政工干部，部署部队开进时的政治任务，并先行派出政工组沿途设置宣传鼓动站，运用表演、讲话、唱歌、喊口号等方式，消除部队日夜连续长途行军中的疲劳，提高部队士气。接着，谭政又与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商讨，派干部参加各宣传站的工作，动员和发动沿途群众参加部队各宣传点的活动。

兴国热闹了起来。只见整队的儿童团在路旁敬礼、唱歌，赤少队员高声呼喊口号，青年妇女唱山歌，苏维埃政府的代表讲话，鼓励红军战士把敌杀！部队开进途中，间隔十里八里都有欢送的群众在村旁等候，送来吃的东西、喝的茶水、还有慰劳品。敲锣打鼓放鞭炮，欢送红军的场面真热闹。

红军指战员日夜兼程急行军，快速地向新田方向前进。

红军部队在苏区内浩浩荡荡大造声势，就是要给敌人一种假象：红军和苏区人民是要“保卫苏区”的而不是突围撤走。同时，也是为了麻痹边境敌人，使红军突出重围达到奇袭的目的。

红一师指战员经过两天的急行军，隐蔽集结于攻击新田的地域。为了达成突袭的目的，大白天，部队集结的村子外面看不到红军部队的一兵一卒。秋末的赣南，一片宽阔的田野风光，老百姓跟往常一样上地种田、放牛割草。而在村子里，红一师的各个连队，根据夜袭战斗任务的分工，集中在一起，召开“诸葛亮会”，研究各种打法。

夜袭新田的战斗成功了。谭政利用战斗间隙写出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总结报告。

紧接着，红军又迅速攻占了金鸡。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被打开了。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时间是10月25日。红军部队依照原定战斗行动方向攻击前进。

蒋介石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是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大山上。守备这一线的敌军大部分是民团、保安队等地方武装。11月2日晚，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袭占城口，打开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的口子。第二天，中央红军的大部队由汝城以南的天马山、城口之间通过西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的时间是11月8日。

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仍然由红一师打先锋。接受任务后，师长李聚奎先带红三团出发了，谭政带着师直属队跟进。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

等到准备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才明白过来中央红军的总的战略意图。到这个时候，蒋介石才作出了狙击中央红军突破“围剿”的部署。蒋介石调集了20个师的兵力，在湘江两岸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这时，为了掩护红军主力向湘江靠近，红一师的两个主力团在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下，担任后卫，防守潇水西岸，阻止敌人过江。

红一师的两个主力团在潇水西岸打的狙击战，非常漂亮。

在组织狙击战的过程中，谭政来往活动于长约40里的阵地上，进行思想动员，鼓舞战斗士气。

红军指战员驻守在潇水江西岸，以滚滚激流的江水为屏障，阻止敌人的疯狂进攻。

在红军指战员的英勇狙击下，敌人进行了一次、二次，三次……无数次的进攻，但都被红军指战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

红一师的第一团、第三团部队防守潇水江西岸的战斗，历时整整两天。红军指战员都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饭，睡过一会觉。

两天的潇水西岸防守战，红军指战员的伤亡、消耗也不小。可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一点也没有减退，相反却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带头与敌人拼杀，负伤以后不肯下火线，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在与敌人的英勇拼杀中光荣牺牲了。

谭政在战斗中把这一件件的英雄事迹都记录了下来，写进了给聂荣臻政委的红军政治工作报告中。谭政在他写的《战时政治工作报告》中写道：“此次潇水西岸防守战斗，对渡江来的敌军登岸接近红军阵地前沿，毫不胆怯，毫不示弱，他们与敌人来了个‘刺刀见红’的肉搏战，把登上岸来的敌人也全部打死在自己阵地前沿。”

不仅如此，他还写成新闻报道，刊登在邓小平同志主编的《红星报》上。而当年的这些报告、报纸，保存下来的，也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建设方面的历史文献。

完成了赋予的狙击任务后，11月28日，红一师部队的两个主力团撤离了湘水西岸，又昼夜兼程追赶上了红军主力，并参加了冲破敌人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破敌人重围后打得最激烈的一仗。红军指战员苦战五天，终于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在这次作战中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长征，到12月1日，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就是说，中央红军有5万指战员壮烈牺牲在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了！

红军部队不怕牺牲，英勇顽强，一是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拥有久经考验的优秀指战员，拥有像谭政这样的政治工作经验丰富的许许多多领导干部。

自从谭政出席古田会议后，就紧紧抓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条不放松。他首先抓部队党的建设。“支部建在连上”，使党支部真正起到堡垒作用，是他抓好部队基层建设的“唯一宗旨”。

“古田会议”决议在红一师部队中得到贯彻落实，部队的政治工作十分活跃，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指战员战斗情绪十分高涨，作战中表现英勇顽强，英雄人物不断涌现。

红一师部队之所以能愈战愈勇，愈战愈强，完成一个接一个的作战任务，一个主要原因是，充分利用战斗间隙加紧了部队的政治教育，加强了部队行军作战中的宣传鼓动工作。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一点，在谭政的思想深处非常明确。谭政作了一次部队文化程度的调查，发现每个连队能自写自编墙报的战士很少，在红一团的第一连和第七连，全连只有两个识字的。

工农出身的干部文化水平太低，大多数只能认识几个字，连个工作报告、战斗情况简报也起草不了。针对这些情况，谭政治在红一师部队中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学文化运动。

除了政治课外，部队充分利用休息时间，组织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战士当教员，给文化水平低的干部、战士上文化课。并依照识字多少编成班，定期测验；在行军途中，则采用识字条的方法认字，特别是战斗间隙，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都要参加识字班活动。部队行军时，“识字条”贴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跟在后面的战士，边行进边识字。途中休息时，战士们互相提问，有的用木棒在地上练写字。部队短期休整时，各团都举行识字测验，评比成绩，表彰先进。

多种多样的文化教育方式，是消灭文盲、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准的一种有效途径。

谭政总结上报部队识字运动情况时写道：“一团团长杨得志，以前一个字不认识，现在能写简单报告了。还有些干部从前一个字都不认识，现在认识20字以上了。战斗员中还有5%不识字的，识50字以上的占45%。”李聚奎后来回忆说：“原来我是不识几个字的，部队的报告等文字工作，全是由谭政来完成。经过文化学习运动，我不但能看懂上面的指示命令，就连一些战斗报告文书也能拿起笔了。”

政治工作不仅要作在平时，更要作在战时。红一师部队的政治工作，不仅活跃于平时，更是活跃在与敌人拼死拼活的战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