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苦成这模样

新中国成立前，农民能够吃上饭已经很不容易，所以根本谈不上换口味。平时改善生活，用点葱，切一切放点醋就算很好了。能吃葱沾酱的多是富农户。

据《河北省清苑事情》的记载表明，农民的粮食消费品种主要是甘薯、小米、豆类、高粱、荞麦等。甘薯或煮或蒸而食，也有切成薄片，晒干储藏。有时将干薯片、小米与菜类合煮成粥状；多数农家将干薯片碾成粉，蒸成窝头。总之，以粗粮为主。据村里老农回忆，即使家境较好的农户，大约也是七成高粱面，二成玉米面，一成白面。麦子不敢多吃，要拿到市场上以细粮换粗粮，一般二斗小麦能换三斗粗粮。贫农则经常吃高粱面加糠。高粱面或玉米面掺山药叶贴饼子，那是下地干活人才吃得上的，不下地干活的只能吃掺山药叶的玉米面，被称作“蒸苦泪”。地主富农的粮食消费也是以粗粮为主，粗粮大约占70%。东顾庄最大的地主杨继平有200多亩地，平常只是他和其母单独吃点白面，谓之开小灶；家里其他人和长工一个灶吃饭，自然以粗粮为主。初夏季节，收了麦子，大家就吃几顿白面面条，在他们看来，就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只有几户最富有的人家才能吃白面一直吃到8月，不过也就只能吃到8月。农民中能保证全年都能一日三餐的是少数，大多数人入冬以后减少为两顿饭，有的甚至只吃一顿。由于缺乏营养，他们就尽量减少活动，把精力保存到第二年春天。

再看口粮的一般消费数量。有句老话，叫“大口小口一月三斗”，是说一家平均下来一个人每月总要消耗40多斤粮食。但实际上这是富农以上农户的生活水平，中农户也达不到。据统计，1930年平均每人消费口粮157公斤，以五口之家计，每户一年消费口粮828公斤。1936年和1946年人均消费分别为159.2公斤、159.46公斤。平均起来大约每人每天不到一市斤。贫农人均267.99市斤，每天食粮仅7两左右，在几乎没有肉、奶、蛋、菜的饮食结构中，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填饱肚子的。因此，不要说荒年，就是在平年粮食也肯定不够吃，大多数农户饥一顿，饱一顿，吃糠咽菜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青黄不接的春季，他们只有靠糠麸、野菜，甚至树叶、树皮度日。由于雇工的劳作十分繁重，为了保证干活，他们的饮食反比最下层农户好一些，特别是在农忙时节，一天能吃上三顿窝头加咸菜，有时中午还能吃上热菜。

冯玉祥将军也有关于旧中国清苑农村生活的回忆，使人们对冀中农民的饮食留下了非常生动的印象：

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咸菜，是他们经常吃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吃。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

村里遇有喜庆丧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随130钱的礼（合现在3个半大铜元）；交情厚的，随250钱的礼（合现在6个半大铜元）。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8大碗一起端——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沙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冯玉祥在这里住了10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已。

考虑到冯玉祥的家庭至少当属中等生活水平，10年只吃一次荤席，可见当时一般农家的饮食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