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一位名叫E.A.罗斯的美国社会学家来到中国，在6个月的行程中，罗斯看到了中国古老的城墙、狭窄拥挤的街道，人们在曲折不平的大路上赶着骡车或推着吱吱咯咯的独轮车；在黑夜来临的时候，街道上一片漆黑，只有北京和上海等极少数大城市装备有煤气灯；在多数地方，人们穿着质地粗糙但又厚实的深蓝色粗布衣服，它们的开口留向侧边而不是中间……
但最令罗斯感到吃惊的是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当时，一个在上海缫丝厂每天工作11小时的女工，月收入大概在8-11美元；而拥有5000名工人的汉阳铁厂，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不过3美元，仅为芝加哥钢铁公司最初级工人薪酬的1/10。
西方经济学界盛行一种“黄祸论”：“中国人既聪明又勤劳，一旦他们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用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与人力开发，中国将迅速发展，其影响力也将无法消除。到那时，西方人仍想维持高工资并使经济不断增值将成为不可能，由此西方社会也不可能再继续拥有这样多的悠闲人士”；有人甚至预测，“中国将变成一个工业制造大国，将通过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把西方国家的产品从中立国家的商品市场上赶走”。因此，西方国家应该联合起来，以制定统一的政策维护自己的利益。
罗斯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可逾越，中国工业的崛起至少需要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因为中国企业必须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然后才可能逐步进入国际商品市场，而就当时的平均购买力而言，中国的实际消费水平还不到美国的1/7。罗斯还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越低，商品的价格反而越高，而这与劳动者的基本素质、技术水平及整体的科技水平低下是相关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华北某铁路公司从比利时进口建筑桥梁材料以节省成本，但最后的结算却出人意料：经中国工人组装以后的桥梁造价比直接从比利时进口所花的费用多得多，其原因是，中国工人的工资虽然只有比利时的1/5，但一个比利时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却远高于5个中国工人。
对当时盛行的“保路运动”，罗斯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的13条铁路中，基本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铁路都打着“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旗帜，但工程的全部耗费却远远超过实际应该花的。以粤汉铁路为例，用股东们的话来说，“工程进展的速度几乎像蜗牛爬行一般”，而工地上露天堆放的铁轨、枕木，堆积如山，任其在日晒雨淋中生锈腐烂；安徽铁路公司为工程支付了500万两白银，但一英里的铁轨都不曾铺就。
很多企业或工程的负责人都是一些典型的官僚，他们既无专业知识也无实际经验，却认为经营工作是“具体而又粗俗的”；公司内部则遍布裙带关系，一些人每天抱着水烟袋吸烟却领着数目可观的薪水。一些地方官员“丝毫不顾及私人企业的死活”，其所作所为就是勒索与要求上贡，以至于很多富有的华侨都不愿意回乡投资。收取回扣的陋习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连女佣都未能免俗。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罗斯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就，因为“外国人的嫉妒、资金的匮乏、劳动者的无知、官僚的腐败无能和勒索贪污、裙带关系、缺乏专家、经营管理效率低下”等不利因素将长期阻碍其发展，即使拥有再多的廉价劳动力也无济于事。罗斯的结论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都不必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威胁感到担心，这将是我们的孙子们考虑的问题。可以预测是，如果中国能克服其发展中的种种不利因素，那么在20世纪的后半叶，中国的现代经济观念将有望逐渐形成，并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走势。”
罗斯还说，尽管中国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与进步，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科学技术背后的道德支撑。放弃旧式教育后（指废除科举和儒学教育），中国如果发展出一种自私的物质主义而不再重视社会公共道德的话，即使富裕了，也不是真正的富裕，而是一场灾难。
罗斯的预言产生于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如今，100年过去了，掩卷沉思，我们不得不为他的种种预见而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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