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问题，小题大做

为优步等公司效力的自由职业者如果成为常规雇员，福祉未必会改善

何谓“雇员”？美国多个法庭的法官正纠结于这一问题。尤其受到关注的是，打车应用公司优步（Uber）的一些司机正提出诉讼以争取更多权利，要求公司认定其为雇员，而非独立承包人。随着科技进步，小任务的外包协作变得愈加容易，而自由职业者不断增多，“雇用”的传统定义或许终将瓦解。然而，“雇员”这个标签及其附带福利的重要性往往被夸大了。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的难题在于诠释“雇用”，而非“承包”。拥有雇员的公司运用计划和层级结构来完成任务，使用承包人的公司则依赖市场及价格。1937年，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指出，一切取决于交易成本。例如，在难以判断质量的情况下（比如评判一份电子表格），按产出来外包任务有其困难。当交易成本变得高昂，以雇员取代外包商也许是更好的做法，毕竟雇员的薪酬是按其投入而非产出计算的。

从科斯的理论可得到一个推论：当交易成本走低，公司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建筑、运输及伐木这类可以清楚分拆任务、简便衡量产出的行业，几十年来都流行承包经营。2009年，优步成立，而当时88%的出租车司机就已经是承包人了。

如此说来，“承包”并非新鲜事物。但劳工权利的社运人士担忧快速增长的应用经济对承包人的使用。通常情况下，政府和企业只对雇员提供福利。承包人是否错失了这些？

雇员的主要福利可分为三大类：公共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养老金的问题上，政府通常对公司按员工比例征收养老保险，所得资金用于养老支出。把业务外包，公司则无须为承包人缴纳养老保险。在美国，自雇人士必须自掏腰包来缴纳养老保险中由公司承担的部分。劳工维权人士称，这意味着承包人比一般雇员要面对更高的税率。

然而，传统经济学认为，税务负担不会仅因支付方的改变而转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视养老保险为劳动者的税务负担，即便税金是由雇主支付。假如优步被迫替司机缴纳社保，公司想必会通过减少给司机的车资分成来抵消这一额外成本，司机们最终拿回家的钱还是一样的。反之亦然：既然谁付税款都一样，公司或许还是会勉强掏出这笔钱来（虽然企业可能会担心因缴税而产生的行政成本，这也是合理的）。

然后是医疗保险的问题。在美国，医保往往和工作捆绑。同样，虽然是雇主买单，但对员工而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无数研究发现，公司在员工医疗保险上支出越多，工资支出就越少。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在1994年的研究发现，当一些州开始坚持要求企业为员工提供更好的生育保险后，20到40岁已婚女性的保费平均上涨最高，但工资收入相应 下降，两相抵消。

第三个主要福利是失业救济。顾名思义，它离不开“雇员”这一标签。临时和兼职工作给失业救济资格的规定造成了困扰。在许多国家，人们每周工作超过一定时数则不能领取失业救济，从事按需工作的劳动者因而有强烈的动机来限制自己的工时以确保能申领到福利。例如，在纽约，每工作一 天，无论活多活少，本周可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就减少25%。

在其他地方，失业救济资格取决于之前离职的具体情况：如果是主动辞职，政府也许就不会给予任何救济。在弹性工作时间的世界，这会引发棘手问题。假如劳动者接下一份不定时的工作，后来因为工作时间的改变令其无法接受而辞职，美国许多州将不对其支付任何失业救济。

幸运的是，有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方法：以收入作为发放救济的唯一准绳，而非离职情况。福利可随劳动者收入的增加而逐步减少，可采用与所得税变化相当的累进率进行。这将鼓励求职者加入零工经济，提供零散劳务。

如果强制性的福利会被工资的降低所抵消，为何优步司机仍在乎能否被贴上雇员的标签？经济学传统的智慧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工资具有“粘性”，或者说，难以 削减。既然实际工资的下降须待时日，在法庭上赢得更多福利的劳动者在短期内日子会更宽裕。他们或许也意识到雇员地位连带的另一好处——最低工资，这无法被降薪所抵消。

这是否说明要为承包人设立最低工资？反对者指出，这将扭曲激励机制。劳动者会希望增加工作时数，而非注重产出，这使得公司需要 密切监控其工作。以优步为例，司机可以呆在非繁忙区域，只接载几个乘客，依然能赚钱。而可能让天平向另一端倾斜的情形是公司的议价能力远高于劳动者。传统 承包人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为众多客户服务的水管工。但若应用程序在将来支配了整个市场（有人认为优步最终可能如此），承包人也许会成为弱者。假如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将需要更多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