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样有应用

自由职业者随叫随到，将重塑企业本质与职业结构

Handy公司正在创造小零工的大产业。该公司适时适地寻找自由职业者为客户做家庭帮手。户主只需要一张信用卡和一部装有 Handy公司应用的手机，从大扫除到板式家具安装的所有家务都可以由“服务专员”完成，这些服务专员平均时薪为18美元。Handy公司的业务遍及美国 最大的29个城市，以及多伦多、温哥华和6个英国城市，在册工人5000名。大部分工人每周工作5至35小时，工作量前20%的工人月入2500美元。公司全职员工200人，成立于2011年，融得风投4000万美元。

Handy是众多创业公司之一。这类公司创建系统，把工作和实时在线的独立合同工进行匹配，按客户需要提供人手和服务。Handy创立于纽约，纽约与旧金山是这种按需经济的起源地。在旧金山，为谷歌或者Facebook工作的年轻职业人群可以使用手机上的应用预定各类服务：找Handy或 Homejoy打扫住所；找Instacart购买食品杂货并送货上门；洗衣服可以找Washio；送花可以找BloomThat。Fancy Hands可以为他们提供私人助理服务，比如预定行程或者和有线电视公司讨价还价。TaskRabbit可以派人在最后一分钟搞定礼物，然后Shyp会把礼物包装好送出去。SpoonRocket只需要10分钟就能把大厨水准的饭菜送上家门。

优步（Uber）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这家租车公司2009年成立于旧金山，目前业务遍及53个国家。知情人透露该公司2014年销售额将突破10亿美元。据风投公司SherpaVentures计算：优步与另外两家同业Lyft和Sidecar2013年在旧金山的收入合计1.4亿美元，是传统出租车公司收入的一半（见图表1）。而且，只要所在地监管部门给予空间，该公司业务都会所向披靡。公司在最新一轮融资中估值为400亿美元。即使在当前有泡沫的市场，这一估值数目也令人瞠目。

虽然攻击优步本身已自成一行业，在一些圈子里，把优步的商业模式应用于任何能想象到的其他服务领域更为流行。源源不断的年轻人向风险投资家们承诺自己能成为“X行业里的优步”，而X可以是任何聪明的年轻人能想象到的任何想干的事业（见图表2）。他们创立了太多的按需服务公司，把急缺时间的城市专业人士和急缺工作的工人及时连接，而这过程中技术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几近一幅幅碍眼的讽刺画。凯文·鲁斯（Kevin Roose）在《纽约》杂志（New York）上撰写过一篇关于按需经济的文章，开篇即点明他通过Homejoy雇用的清洁工住在流浪汉收容中心。

此类现象的兴起标志着一个更深层次的转型进入了显著的新阶段。通过无处不在的智能手机平台用各种新方式提供劳动力和服务，这将改变20世纪资本主义的诸多基本假设，从公司的性质到职业的结构。

利用技术把工作与工人匹配，这方面的新机遇在优步之前就已经得到了良好利用。Topcoder成立于2001年，为程序员提供炫技的平台。2013年它被云服务公司Appirio收购，现在专门提供自由程序员服务。Elance-oDesk网罗了1000万自由职业者为400万家公司服务。在专业服务领域，这一模式也在发展。Eden McCallum于2000年在伦敦成立，建立了有500名自由咨询顾问的网络，其咨询服务的价格仅相当于麦肯锡这样的大咨询公司的零头。这使该公司既可为像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这样的公司排忧解难，也能为小企业提供咨询。Axiom雇用了650位律师，为财富100强公司中的一半提供服务，2012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在迈阿密、洛杉矶和圣地亚哥，Medicast正在为医生引入类似模式。患者可以在应用上点选医生（应用会记录病患所在的位置）。医生对症状简单了解后保证两小时内上门，每次出诊基本费用是200美元。由于Medicast提供医疗事故保险，所以对以下人群很有吸引力：想要增加收入的兼职人士、没钱开诊所的年轻医生，以及想自由安排时间的老医生。

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商业人才集团（Business Talent Group）为想要解决特殊问题的公司提供随需而用的老板，使它们不必再额外雇用高管。在线内容供应商福克斯移动娱乐（Fox Mobile Entertainment）通过该公司找到了一位临时创意总监，制作出一个新的产品线。创意公司微调了这一模式：他们需要创意，而非劳力和服务，并且只为公司感兴趣的创意付费。Innocentive已把这种悬赏理念应用于公司研发；它把公司的研发需求转化为具体的问题，并且只为满意的解决方案付费。

Tongal利用其40,000名视频制作人的网络做同样的事。2012年，消费品公司高露洁为制作一段30秒的网络广告，奖赏 17,000美元。这段广告做得非常棒，高露洁在美国橄榄球超级碗大赛中播放了它，同一时段播出的都是耗资数百倍的大制作。Quirky网络的成员在其公 司网站上发帖展示他们的产品创意。其他成员可就创意的吸引力投票，并想办法将其实现。自2009年成立以来，该公司已经召集了上百万成员，上架了400件产品。

所有按需服务中最惊人的可能是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用户可通过它发布任何人工智能任务，从标记网站中的负面内容，到编写手机短信；聚集在该平台上的自由职业者可根据内容和价格选择任务。按需商业模式的吸引力来自其能力和优势，这一设定将这种能力和优势用到了极致：不需要办公室；不需要全职员工；巧妙地利用计算机把一批人的需求转化为另一批人的任务；并能在世界各地利用人们富余的时间和脑力。

认为一份好工作就是成为某家公司的雇员，这是大约从1880年到1980年代遗留下来的旧观念。工业革命中诞生的超大公司汇聚了海量劳工，且大批工人往往聚于一隅。在早期，众多个体工匠无法与机械制品竞争而走向衰微；对日薪工人而言则是进步，他们可以向工头出卖劳动力维生。

这些公司为工作引入新的稳定性，搭建体系把各项工作划分得比以往更为清晰，由此提供了明确的职位和新的职业晋升通道。工会把许多工种纳入进来，并为改善成员的福利而奋斗。上述逻辑即是福利法案的核心，政府依之最终实现了稳定就业。庞大的白领阶层得到了工作保障，管理着新经济。

二战后的一段时期，似乎人人都从这种模式中受益：工人们得到了保障和福利，薪水稳定上升；公司获得了稳定的劳动力，可以根据合理 的预期回报进行投资。但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一模式开始陷入困境，首先是由于日益恶化的劳资关系，而后又受到全球化和计算机化的影响。工会在私营产业已经失势，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立法削弱了工会采取行动的能力（见图表3）。公司对用工成本的控制日渐严苛，在工业领域不断增加生产外包，再造中级管理层。计算机化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加速了这一进程，使公司更容易将工作外包至海外，或重塑工作使之可以由不太熟练的合同工完成，或干脆将一些工作完全削除。

这些都造就了更多漂泊不定和灵活就业的劳动力。已退休人群和想要或需要花更多时间照看孩子的父母加入了学生和完全失业者的队伍。自由从业工人的压力团体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 Union）最近的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劳动人口都从事一些自由职业工作，这一比例在年轻人中更高。

劳动力和智能手机的相得益彰成就了按需经济。相比在上世纪90年代重塑公司的台式电脑，如今的智能手机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强的运算能力（见下页图表4）。风险投资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本尼迪克·特埃文斯（Benedict Evans）表示，2014年9月新款iPhone发布的那个周末售出的手机所搭载的运算能力相当于1995年全世界可用运算能力的25倍多。这些设备互相连接，还可以连往云端的更多数据和处理能力，使得人们可以为各式各样的商业问题进行设计并可随时寻求答案，这些问题之前都是在公司架构内得以解决。

经济学家对企业的理解主要基于已故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见解。只有当企业内部按层级组织工作的成本低于市场购买成本时，企业的存在才有意义。当需要进行比较复杂的工作时，企业是一种解决高交易成本问题的方式。现在由于大部分人口袋里都有计算机，它可以将人们互相连接起来，识别人们的地理位置，了解人们的社交网络等，继而大幅降低找人完成工作的交易成本。

这会产生连锁影响，且这些影响正成为按需经济的关键特征。其中之一是劳动分工更细。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托马斯·马龙（Thomas Malone）认为计算机技术正带来超级专业化时代，这相当于把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8世纪60年代在一家制针厂所看到的生产流程运用到更加复杂的工作中。

另一特征是利用闲置产能的能力。这不仅适用于人们的时间，也适用于其资产：你要先有车才能给Lyft或者优步当司机。按需经济在许多方面是“共享经济”的延续，房屋租赁网站Airbnb是个好例子，该公司把业主的公寓变成私营旅馆，业主自己就是旅馆老板。然而对于没什么资产的人而言，按需供应的劳动力市场更加重要。

同时，更多领域正开始得益于规模经济。SpoonRocket的食物在旧金山和伯克利的两个中央厨房里处理。公司配送食物的速度很快，因为它拥有车队疾驰在旧金山的街道上，这些车配备有保温袋以保持餐点的热度。“我们就像个超大的自助餐厅，服务整个旧金山市。”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安森·崔（Anson Tsui）说道。

按需公司的目标是以各种方式充分降低交易成本。其中一个关键是提供信任，鼓励人们尝试雇用不熟悉的人。顾客对这些临时雇员的质量心存疑虑：没人愿意把自家大门钥匙交给可能是小偷的人，或者同庸医费口舌说明自己的健康情况。而从潜在自由职业者的角度看，他们不想与赖账者纠缠：目前约40% 的自由职业者收款都会逾期。

诸如Handy这样的按需公司向客户保证工人称职且诚实；该公司的创始人奥辛·汉拉恩（Oisin Hanrahan）表示，已有超过40万人申请加入其平台，但只有3%的申请人通过了筛选和审批流程。工作者可以获得持续稳定的工作机会并及时、顺利地拿到报酬。Handy的计算机系统也会设法规划每个工人的工作，最小化他们的出行时间。

尽管有这些能力，Handy未必能比其他行业的同类公司获得更大成功。对他们成功机会的怀疑出于三个理由。

首先，按需公司要尽可能降低客户端成本，这会让公司在员工培训、管理和激励方面遇到困难。位于纽约的清洁服务公司MyClean试图完全使 用合同工，但却发现使用固定员工能获得更高的客户评价。该公司认为为提供更好的服务支付更高的人工成本值得。优步的司机抱怨公司付薪水时把他们看作合同工，进行管理时却把他们当作正式员工：他们被告知收取常规车费而非溢价车费，但却不报销油费。美国经济正在逐渐复苏，这些公司吸引闲散劳动力不会像前几年那么容易了。

其次，如果按需公司的发展足够大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则可能陷入监管和政治问题的困扰。美国的按需公司极为担心，如果法院强制他们把合同工重新分类为正式员工（这一划分在不同管辖区域并不一致，这加深了焦虑），他们将不得不支付追溯工资成本。Handy一度在其合同中设立条款，把此类追溯成本强加给客户，但如今这一条款已被取消。

面对优步的威胁，全世界的传统出租车公司组织罢工、提起诉讼并求助监管部门。优步在荷兰已被禁；韩国将其列为非法出租车营运。在德国，反优步的情绪滋生出对“平台资本主义”（Plattform-Kapitalismus）的广泛批评；平台资本主义时刻压缩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空余房间到富余时间，乃至待拍卖资产，这被视为极为反人性化。但是对这些服务的抗议往往反为其推波助澜。最新研究显示，美国政客在竞选期间在优步上的花费超过传统出 租车公司，这是一个有力的指向，前路何方，已渐清晰。

第三个问题是规模。按需模式显然具有网络效应：拥有最多记录在册工人的家政服务公司最有可能准时在10点半安排工人上门。但如果行业准入壁垒低且完全缺乏忠诚度，那么扩大业务规模就很困难。同时，让工人仅忠诚于一家中间商也很难。大量的优步司机也同时为Lyft工作。

在很多服务业，遍布全国或全球的规模经济并不显见。美国克利夫兰市最好的干洗公司未必能在德国科隆拥有同业杀手锏。消费者品味易变，尤其是对于本身像位置商品般的那些公司，他们做生意的基础至少部分基于向消费者传递的口碑。如果SpoonRocket成为了全国性品牌，许多现在认为它很酷的顾客可能会甩手而去。按需公司在奋力利用网络优势获取市场支配地位的同时，可能会发现自己陷于低利润、高促销成本和高人员流失的境地。订阅服务公司 Alfred已在整合特定的按需服务，如Instacart和Handy，为其在波士顿的会员提供一站式服务；此类聚合服务可能会进一步压低基础按需服务商的价格。

即使按需服务的最终胜利者开拓出了有利可图的国内服务业务，许多观察家仍质疑他们的模式是否可以推广。一些批评者称，像BloomThat和Handy这样的按需公司可能能够递送鲜花或清洁房屋，但要说起知识经济中的主流公司，按需公司注定还处在边缘地带。但这样的异议不太令人信服。目前使用优步叫车的人，以及为他们开车的人，都受同样的力量支配。

知识经济和产业与服务经济一样，都受同样的力量支配：程式化、分工合作与合同外包。专业知识中可被转换为程式工作的比例高得惊人，分工合作 可以为知识经济带来极高效率。Topcoder把项目分解为小块任务，作为一系列竞争挑战，交给其分布于200多个国家的30万名自由开发人员完成，这使它的价格可比竞争对手低75%。知识密集型公司也在向市场外包更多的工作，部分为了节省成本，部分为了解放最优秀的员工，让他们投入到最能增加价值的工作之中。2008年辉瑞制药公司开展了一项浩大的自查项目，名为辉瑞工作（PfizerWorks）。该公司发现其最具能力的员工有20%至40%的时间用 于常规工作——录入数据、制作ppt和做网上调查。辉瑞如今已将很多此类工作外包。

这样，知识工作中越来越多的常规工作可以外包给个人，就像之前外包给公司一样。这对于专业服务公司的商业模式而言是个坏消息，这些公司使用资历较浅的员工做大量常规工作，这既可以为公司带来收入，又可使这些员工受到培训，而合伙人则从事更为复杂的工作。当按需解决方案和自动化被证实适用于越来越多常规工作，这种模式将难以为继。由于有一批自由职业者按固定费率处理法律文件（诸如许可、资质认可和保密协议），InCloudCounsel的服 务价格比大律师事务所低80%之多。

在按需经济和自动化这两个领域中，关键性工作都是如何把工作分解为常规行为，从中可看出这两者的交互将很复杂。分解工作，外包给看不到或不需要看到整体情况的人，这与分解工作以适应自动化并没有很大区别。前者经常是后者的铺垫；不难预见作为先行者的优步，最终将做成一个根本无需司机的系统。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外包的成本效益可能会减少进一步自动化的动力。

按需模式将会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悲观者担忧人们会沦为19世纪的码头工人，黎明时分聚集在码头周围，等待工头雇用。支持者坚称这会开辟一个新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自行决定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做。两大阵营都需要记住，按需经济并不会把临时劳动力的毒蛇带进充分就业的花园：它是在利用业已存在的临时劳动力，只是这种方式在改善一些问题时又加重了另一些问题。

对于珍视稳定性甚于灵活性的人们，按需经济不可能是一种幸福体验，比如背负子女教育和房贷重担的中年专业人士。另一方面，它又可能造福珍视灵活性甚于稳定性的人们，比如想赚外快的学生、把工作当调剂的闲云野鹤、想在照料孩子的同时做些兼职的年轻母亲，以及半退休人士，无论他们是否出于自愿。

法律系毕业生梅根·古瑟（Megan Guse）说，按需经济使她在律师生涯和旅游爱好之间得以两全。“我的很多朋友进入了大型律所，他们都有诸如取消婚礼、假期和错过家庭聚会之类的经历。而 我可以在国外逍遥的时候继续工作。”灵活性对于精英人士也弥足珍贵，在为公司卖命数十年后，他们希望放松一下。商业人才集团的创始人乔迪·格林斯通·米勒（Jody Greenstone Miller）表示，该公司的优势在于反思公司时间：通过把工作分解为一个个项目，可以让人们在想工作时才工作。

对于职场局外人和叛逆者，以及试图利用这些人群开创新事业的企业家而言，按需经济是个好东西。富裕世界的企业家乏人可用，贫穷世界的工人囊中羞涩；网站Freelancer.com的创始人马特·巴里（Matt Barrie）让这两群可能的赢家命运相连。在欧洲，劳动力市场使享有诸多保护的局内人和缺乏保护的局外人产生隔阂；按需安排可能会给局外人带来破局的机会。所以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按需公司可能会为年轻的失业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如果这看起来有吸引力，按需经济还会增加全面缩减各种劳工权益的压力；按需工作的雇员不断增长，他们不享受带薪病假和加班工资等惯常的权利，对于公司结构规范的雇主而言，这会刺激他们缩减人员。这样的压力传播越多，世界就将出现越多对平台资本主义的抗议。

按需经济必然会加剧被迫自力更生的趋势，这一趋势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已加速。想要谋求发展的雇员将不得不自行更新工作技能，而非依赖公司培训，或者需要公司不顾一切地推他们上位。这意味着雇员要接受更具挑战性的工作，如果他们在普通岗位工作，则要主动自我进修。他们还必须学习如何招徕新生意以及在支出和投资间做决策。

同时，各国政府必须反思现行体系，在设计这一体系时合同工还颇为罕见。他们必须清理复杂的监管体系。他们还必须让个人能更方便地管理自己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这一改变对美国而言问题更大。与欧洲所采取的更普适性的方法不同，美国把更多福利与工作绑定。政府还必须鼓励学校培养能够自立的公民而非忠实的雇员。

吉尔伯特与萨利文写过一出荒诞歌剧《乌托邦有限公司——或进步之花》（Utopia Limited—or the Flowers of Progress），描写南海的一个异域小岛受到维多利亚时代工业主义的影响，要让所有居民都成为有限公司。现在这部剧几乎停演了，部分原因是它所讽刺的 内容在1893年很合时宜，现在已太过遥远。但是，庞然大物般的公司存在了一个世纪之后，这一有关公司个人主义的讽刺作品理应得到些许复兴。如果这样，这出剧将比以往更容易上演：就算现在还不能只滑动几下屏幕就找到按需服务来提供波利尼西亚道具、半退休的布景师和时运不佳的男高音，但很快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