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的体式

第二节　古典文献的体式

一、文体

文体指文章的体裁样式。一定文献具有一定的文体，而古今文体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整理、研究古典文献，不能不了解古代文体方面的基本知识。

我国古籍如此丰富，究竟运用什么办法来给文体分类呢?

文体的发展是由简到繁的一个历史过程，文体的分类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开我国文体研究的先河，他把文体分为4类，即奏议、书论、铭诔、诗赋。他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里对4类文体的风格特点作了论述。到了晋代，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李充的《翰林论》两部文体论著问世。较为全面地论述各种文体特点及其流变的著作要数南朝齐梁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书中有25篇专门讨论文体，刘氏将文体分为35类。此后，梁昭明太子萧统编辑的《文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按文体分类编辑的古代诗文总集。全书分文体为37类，失于琐细。到了明代，又出现了两部文体论著，即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清代学者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将文体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shuì)、赠序、诏令、传(zhuàn)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13类，分类简明，在当时流传很广，影响极大。

从文体分类的历史看，前人的分类繁多，缺少系统性，总起来看，是分类标准不一致，即着眼点不同所造成。古人的分类不外三个标准:其一，文章的语言形式;其二，文章的内容;其三，文章的应用范围。不同的分类标准，会有不同的结果。如“诗词歌赋”是从语言形式分，史传行状是从内容分，书说赠序是从应用范围分。

纵观古代文体，可以按语言形式的差异分为三大类:散文、韵文、骈文。

散文

“散文”一词是宋人最先使用的，在当时与“骈文”相对而言。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琐碎局促。”(卷3)又说:“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卷6)由此可见，所谓“散文”是指不讲究韵律的文章，是骈文、韵文之外的文章。唐宋时因为把通行于当时官场上的“骈文”叫“时文”，相应的把“散文”叫“古文”。唐韩愈、柳宗元及宋欧阳修先后都倡导“古文”运动，实际就是反对骈体文，提倡效法先秦两汉“散文”。现代文体中，散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指一切非韵文的作品，狭义的指文学体裁的一种，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文体。

古代散文大致可分为四类:史传文、论说文、杂记文、应用文。

1.史传文

史传文，又称“历史散文”。其又分为三种体裁: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

(1)编年体。其特点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记载历史事件。相传孔子编的《春秋》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编年史，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计242年的历史，为《春秋》作传的《左传》也被视为编年体的代表作。宋人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记载了上自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计1 362年的历史。摹仿此书的有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编年体的优点在于有利于读者按事件发展的历史顺序了解历史事件，便于了解历史事件间的互相联系。缺点是不便于集中描写人物、事件。一个人物、事件分散在不同的年代，读者不易了解其全貌。

(2)纪传体。司马迁《史记》创立了本纪、世家、列传体裁，突破了编年体的局限，开创了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先例。这种体裁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继承，《史记》之后的各朝史书有许多是采用这种体裁编写的，从《史记》算起，计有“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之说，这些都是纪传体的代表作。

纪传体以人为中心记载历史，抓住了历史活动的主体。以人为中心，从文学创作上来讲，《史记》较早、较成功地进行了人物描写、形象塑造的尝试，对后世文学创作(如小说、故事等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除“正史”外，各种私人撰写的人物传记、自传、行状也都属于纪传体。

行状，本为官方议定谥号或国史立传时用的材料，但大部分行状实际上是一篇传记，内容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与生平事迹，是纪传体的典型。

(3)纪事本末体。这种体裁创始于南宋袁枢，他据《资治通鉴》编了一部《通鉴纪事本末》，把1 300多年的历史归纳为230多个专题。其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主线，将与某一事件有关的历史记载集中在一起，便于人们了解历史事件的全貌。如本书第一卷的三个专题是“三家分晋”“秦并六国”“豪杰亡秦”。要研究某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这类书可以提供较为全面的材料。此书一出，摹仿者很多，如南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明人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清人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等。

2.论说文

论说文，又称说理文，是古代散文中的主体。据论说内容有人分为哲学论文、政治论文、史论、文论等。据用途、写法等，古人又分为论、设论、辩(辨)、说、解、议、驳、考、原、评等。最早说明论说文的性质和写作特点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他将“论说文”分为四品(陈政、释经、辨史、注文)，八名(议、说、传、注、赞、评、叙、引)。《文选》分为设问、史论、论三类。

论: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云:“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证然否。”“论如析薪，贵能破理”。“论”主要侧重于论断事理，阐明问题等。这类文献数量很多，名篇迭出，如《庄子·齐物论》《荀子·天论》、贾谊《过秦论》等。

说:说明或申说事理，偏重于说明性，如韩愈《师说》、柳宗元《捕蛇者说》等。比之于论，“说”更随便，往往带有些杂文、杂感的性质，接近于文学散文。

寓言:采用讲故事的办法来说明某一哲理。

辨(辩)与议:驳证一个错误的论点或辨明某些事实。“辨是非，别真伪”是它的主要任务，如韩愈《讳辨》等。

原:这种体裁始于唐代，其命名取《周易》“原始要终”，原即推求本源论证事理。韩愈写了“五原”，故也有认为此体起自韩愈。

3.杂记文

古人把以“记”为名的文章称“杂记体”，杂记体的内容十分复杂，包括一切记事、记物之文，史传、碑志除外。关于杂记文的分类，清末林纾《春觉斋论文》说:“然勘灾、浚渠、筑塘、修祠宇、记亭台，当为一类;记书画、记古器物，又别为一类;记山水又别为一类;记琐细奇骇之事，不能入正传者，其名为‘书某事’，又别为一类;学记则为说理之文，不当归入厅壁;至游宴觞咏之事，又别为一类;综名为记，而体例实非一。”林氏所谓杂记文虽较为宽泛，但其分类自有可取之处。据此，根据记述内容，综合其他材料，杂记文可分为:山水游记、名胜记咏、书画杂物记、人事杂记、笔记文等。杂记文以记事为主，夹叙夹议，写景状物，抒个人怀抱，情味隽永。

笔记文是杂记文中的一个大的部类。古人多把它归入“小说”一类。古人所说的“小说”不同于今天的“小说”，而指“残丛小语”“街谈巷语之说”。《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列入九流十家之末，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笔记，或称札记、劄记、随笔、笔谈、杂识等。“笔记”之名始于宋人宋祁。笔记文以记事为主，其特点是篇幅短小，内容五花八门，无所不写。总体看，大致可分为三类:神话故事，传奇;掌故，轶事，风土民俗;资料考证，名物训诂，读书笔记。

古代笔记文历史悠久。东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和蔡邕《独断》都是较早的笔记文。魏晋时出现了《世说新语》这样的笔记文巨著。唐宋时产生了一大批很有影响的笔记文，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封演《封氏闻见记》、宋沈括《梦溪笔谈》等。明清笔记文数量相当多，如《七修类稿》《日知录》《阅微草堂笔记》等。可参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以及近年重印的汇集笔记小说精品的《笔记小说大观》。要想了解笔记文概貌，还可读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2]。

笔记文都是私人著述，记载了一些官修史书所不记载的东西，所以史料价值极高。鲁迅先生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3]笔记文无所不谈，无所不记，多为作者的所见所闻及读书心得，可以说是“珠宝集”，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风俗的重要资料。如“毕昇发明活字版”一事就有赖于《梦溪笔谈》的记载，因为此事不见于“正史”。

4.应用文

应用文的范围较广，各种应用文的价值也不可一概而论。据不同的情况，古人创作了大量的应用文，这里择要介绍几种。

(1)奏议:臣下给皇帝的书信、报告。有书、疏、表、封事、劄子、对策、状、议等。“书”，也称“上书”;封事，一种机密文件，直呈皇上，还要密封;劄子，这是产生于宋代的一种公文，用于议论政治得失，提出某种建议;对策，古代考试将试题写在策上，让考生回答，称为“策问”，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对策”，简称“策”，如苏轼《教战守策》。

(2)令:皇上给臣下的书信、命令，此类名目繁多。战国时通称为令，秦王朝时称制，汉代分为策书、制书(颁布制度的文书)、书、诏书等四类。

(3)檄文:有人把它看成诏令的附类。《经典释文》:“檄，军书也。”檄文是古代一种军事性的文告，是古代从事征伐时的一种声讨性文字，有时也用于征召或晓谕百姓、臣子。汉以后，檄文成为一种正式的文体，当时写在长二尺的木简上，故又称之为“二尺书”，据记载:“若有急则插羽而遣之，故谓之‘羽檄’，言如飞之急也。”后代“鸡毛信”源于此。唐王维有诗云:“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相闻。”^[4]现存较早较完整的檄文如司马相如《喻巴蜀檄》。最为人称道的是唐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檄文一般具有煽动性、鼓动性，铺张扬厉，雄壮刚健，起到灭对方之威风，壮我之气势的作用。如骆文结尾名句:“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颇富感染力。

(4)赠序:也叫“送序”。古人临别赠人以言，赠序是专门为送别亲友而写的。此体晋时已有，如傅玄《赠扶风马钧序》，但盛行于唐代。韩愈文集中就有赠序30多篇，如《送孟东野序》，柳宗元文集中也有赠序20多篇，如《送薛存义序》。赠序文常融叙事、说理、抒情于一炉，耐人寻味。

(5)序跋:“序”指序文，又写作“绪”“叙”，明代徐师曾解释说:“《尔雅》云:‘序，绪也’。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5]序是书写成后写在书前的文字，介绍写作缘由、内容、体例、目次等。序的正式出现大约在汉代，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不过此序放在书后。放在后面的序文有时称“后序”，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古代的序文，除写作“叙”外，有时还称“引”。跋，指跋文，又称题跋或跋尾，是附写在书或诗文后的文字。跋文在唐代称“题××后”，如李翱《题燕太子丹传后》。称“跋”，最早见于宋代欧阳修，所撰《集古录》有“跋尾”若干。跋文要比序文简单，属说明性文字。这类文献，在明清之后大量存在，还出现许多专著，对查考典籍参考价值丰富。

(6)碑志:包括碑铭与墓碑。碑铭的范围较广:大凡修建宫室庙宇、楼台亭阁、山川古迹，开山浚河，修桥铺路，封禅纪功都要刻碑以资纪念。后来发生演化，人逝世后也树碑立传，以传后世，是为墓碑，古代碑文中墓碑的数量很大。秦称刻石，汉代以后称碑。墓碑又分为埋于地下与立在地上的两种。埋于地下的叫墓志铭，又称“埋铭”“圹志”“墓记”。其形状是两块方石，一底一盖，盖底刻“志”与“铭”。“志”为散文体，记述死者生平事迹，按其体例，一般包括死者的世系、名字、爵位、行事、寿年、卒葬年月日、子孙大略和葬地等。“铭”多是韵文体，其内容多是对死者的褒扬颂赞。墓志铭多是死者家属请能文之士所写，故上乘之作多，好的墓志，如同一篇优秀的人物传记。如唐人韩愈所写墓志铭，大都能独运匠心，富有文采，如《柳子厚墓志铭》。立在地上的称墓碑、墓碣、墓表。墓碑与墓碣最初无别，唐以后则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可以立碑，碑的形制较大，五品以下七品以上可以立碣，碣是一种圆顶的石碑，形制较小。墓碑、墓碣的内容有两部分，前面是文，后面是“铭”。墓表(取叙其学行，表彰于外之义)，又叫“神道表”(神道:墓前的路，在坟墓东南)。墓表有的有铭，有的无铭。欧阳修《泷冈阡表》即无铭文。碑志多为当时人所写，记录了一些较为真实的史料，所以碑志具有重大的历史文献价值。

(7)哀祭:包括哀辞、祭文、诔等，是对死者进行哀悼的文字，多为韵文。祭文一般在祭奠时宣读，故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如韩愈《祭柳子厚文》开始是:“维……年……月……日，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灵。”结尾则写:“呜呼哀哉!尚飨!”(希望鬼神享受之义)等语。韩愈《祭十二郎文》情真意切，“祭文中千年绝调”。古代祭文也用于祭告山川灵物凭吊古人、古迹，如唐白居易《祭龙文》，唐李华《吊古战场文》。诔文本是记死者德行以定谥的，后也成为哀悼死者的文辞，多为韵文。哀辞多用于哀悼夭折或身遭不幸而死的人，如韩愈有《欧阳生哀辞》。

(8)箴铭:均属韵文，是古代一种具有告诫、规劝性质的文字，后称之为“箴体”。“箴”即古“针”字(从竹，本为竹制)。《文心铭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宋代王应麟《辞学指南》:“箴者，谏诲之词，若针之疗疾，故名箴”。故“箴文”为正人过错的文字。箴有“官箴”与“私箴”之分。官箴是臣下对君王及上级官吏所作的劝谏文。私箴为自警自戒的作品，多为四字语。柳宗元多以“戒”名，如《三戒》，已为散文，有劝世作用。“铭文”有二，一用于祝颂;一用于规诫。前者如班固《封燕然山铭》，后者如刘禹锡《陋室铭》、陈亮《妥斋铭》。后来流行的“座右铭”也属此类，如《文选》载崔瑗《座右铭》，后来白居易又作《续座右铭》，记上自己应遵守的准则。

韵文

诗、词、歌、曲、赋是押韵的，属于韵文，它们在语言形式上也有特定的要求。古代有些文章也用韵，也可算韵文，如颂赞、箴铭、哀祭等，不过具体情况较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诗、词、曲为专门技巧，向为人们所重视，需作专门研究。这里只对“赋体”作以介绍。

1.赋的起源

赋的起源，有人说源于《诗经》，因为《毛诗序》中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文心雕龙·诠赋》更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一观点影响较大。另一种说法认为:“赋”产生于战国时代，荀况是最早写赋的学者。在先秦，赋有铺陈之义，这一点后来形成为赋的一个基本表现手法;赋又有讽诵之义，《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正道出了赋区别于诗的本质特征。先秦时代诗一般是合乐而歌的，而赋虽句式洗练整齐，也用韵文，但并不合乐而歌，是口诵的。赋之取名在于此。战国末年，继荀况之后，对汉赋的形成影响较大的赋体作家是楚国人宋玉。宋玉是“辞家”兼赋家，其作以“赋”名篇的有10篇，如《登徒子好色赋》《风赋》《高唐赋》等。宋玉的赋用词华丽，铺排扬厉，为汉赋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2.赋体演变

汉人在《楚辞》的影响下，在荀况、宋玉等创作基础之上，使赋体更加成熟，具有不同于其他文体的鲜明特征。汉赋之后历代都有赋体，但有所变化。

骚赋:指模拟《楚辞》而写的赋，贾谊《吊屈原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等。此类赋体形式上与《楚辞》区别不大，以“兮”字入句，重在“写志言情”。

古赋:指骚赋以外的汉赋，代表作家为枚乘、司马相如、班固等。汉赋大多采用主客对话的形式构成赋文，赋文往往可以分成三部分:“首”，有段散文，近似于序，介绍写作缘由。“中”，作品的主体，一般由“主”与“客”高谈阔论;“尾”，用一段话抒发议论，以寄托讽喻之意。汉赋一般首尾用散文，中间用韵文。句式上多用四言、六言，杂以三言、五言。辞藻丰富、铺排张扬是汉赋的最显著特征。

小赋:篇幅短小的汉赋，是汉大赋的演变。它一般不采用大赋的设问结构，而是通篇押韵的韵文。小赋可分为二:一是咏物小赋，产生于西汉，如《戒风赋》;二是抒情小赋，产生于东汉，如赵壹《刺世疾邪赋》等。

俳赋:也叫“骈赋”，主要指六朝赋，是在古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新赋体。始于魏晋，兴盛于南北朝时期。俳，俳偶;骈，驾二马。俳赋的主要特点就是讲求对仗及音节上的协调。因此，有人说骈赋是有韵的骈体文，既有骈体文的一般特点，又体现赋的铺陈特色。如江淹《别赋》等。

律赋:为适应唐宋时科举考试用赋而产生的一种既讲究对偶，又限定韵字，讲究平仄的赋体。限制过多，仅为应付考试，内容多粉饰太平，故“律赋”流传至今的很少。

文赋:是受唐宋古文运动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赋体。其主要特点是反俳偶及平仄用韵方面的限制，而趋向于古文(散文)。唐宋作家创作了一批价值较高的文赋，如苏轼的《赤壁赋》等。

骈文

骈文是在辞赋的影响下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创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最为兴盛，成为文章的正宗。但当时无定名。唐代称之为“时文”(盛行于当时)，以与“古文”相对，因其多用“四、六”句，故又称之为“四六文”或“四六”。清人称之为骈体文。中唐以后，骈文地位逐渐被“古文”代替。骈体文较为特殊，但当时及此后都有用骈体文写的文献，如刘勰《文心雕龙》，故有必要了解其特点。

1.骈俪

两马并驾为骈，夫妻成双叫俪，骈俪就是成双成对。古代仪仗是两两相对的，故又称对仗。讲究对仗骈俪，正是骈文的特点。骈文要求对仗工整，有所谓“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借对”“流水对”“联绵对”等等。

2.四六

骈文的对偶句在字数上也有限制，即要用四字句与六字句组成。“四六”的基本结构有:四四、六六、四四四四、四六四六、六四六四等五种。

3.平仄

唐以前的骈文是不讲究平仄的;唐代以后，骈文受近体诗影响，不仅讲究对仗，而且在对仗上还要求平仄相对，但骈文对平仄的要求没有近体诗那么严格。

4.用典

《文心雕龙·事类》:“事类(即用典)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援古证今是用典的第一个作用;用典的第二个作用是使文章委婉含蓄、典雅，读后发人深省，耐人寻味。文章用典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历史故事;一是前人诗文。在具体运用时，又有所谓正用、反用、明用、暗用之分。王勃《滕王阁序》“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前一句暗用晋代吴隐任广州刺史，虽饮了贪泉之水而更为清廉的故事，意在劝人要有气节。下一句用的是庄子自比为涸泽之鱼和“相濡以沫”的故事，表达了作者“乐天知命”的思想感情。若文章用典过多，则“殆同书抄”，往往使文章晦涩难懂，这大概是骈文缺少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二、作者与书名

1.作者

(1)周秦两汉典籍大多不题作者姓名。这是远古典籍的一个通例。如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究竟出于何人之手?因为最初并未标明，所以无法考证清楚。为什么古书不题作者姓名呢?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云:“盖古世质朴，人惟情动于中，始发为诗歌，以自明真义。非若后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有所作辄系以名氏也。及传播人口，采风者因而得之，但欲识作诗之意，不必问其何人作也。”陈氏的话虽然是就《诗经》而言的，但可推之于先秦古书。大概最初作家进行创作，是为了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感情，署名与否，无关紧要;人们传诵它，采风者收集它，看重的都是它的内容、思想，至于作者何人，并不重要。这是古书不题撰人的原因之一。其二，有很多古书成于众人之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书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所以不题撰著人。如《周易》，司马迁说“西伯拘而演《周易》”。《汉书·艺文志》说:“文王重《易》六十四卦，作上下篇。”《易·系辞》上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还有托名《易》为伏羲所作的。或以为《易》历四圣: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周公作卦爻辞，孔子作《易传》。其实此说也靠不住，《周易》是经过几代许多人的努力编集而成的，绝不能归功于少数几个人。

著书不题撰人，直到秦汉仍然如此。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又《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由此可见，秦汉时著书仍不题撰人。秦汉尚且如此，先秦古书可想而知了。

(2)有些古书虽题有作者姓名，但不可轻信。《淮南子·修务篇》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近。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这段话道出了书籍托名古人的现象及其危害性。将后世所写书籍托名古人，赖以流传，在古典文献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如把《易经》托名于伏羲，《本草》托名于神农，《内经》托名于黄帝，《礼》《尔雅》托名于周公，《易传》《孝经》托名于孔子等等。依托古人、圣人，抬高其书的地位，使之流传于世，这是伪托者的用心所在。我们知道它是伪托的，便不会被圣人的光环所迷惑，从而将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研究和利用。

有些古书虽经后人补题了作者姓名，但也不要轻易相信，因为书中内容并非是所题作者自己的手笔，而是出自他的后世子孙或弟子及再传弟子之手，是经过几代人的整理编辑而成的。周秦诸子的著作大都这样形成。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各家开门授徒，各传其道。当时奉行的原则是述而不作，口耳相传。老师死后，弟子继承先师衣钵。为了不使先师学问失传，于是搜集老师的言论、行事编定成书，冠以“某子”。如《管子》，宋人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已指出此书非管仲所撰，大概是战国时期的人搜集管仲言行编述而成。正因为如此，所以才好理解《管子》一书为什么会有管仲将死和死后的一些事等一类问题。再如《晏子》，《隋书·经籍志》认为是齐大夫晏婴撰，非是。其实汉人刘向《叙录·晏子录》就已认为“又有颇不合经述，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晏子》也是后人采辑晏婴言行分类编述而成，因此其中掺入“辩士所为者”及晏婴身后事。

古人读书讲“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但周秦两汉古书多不题撰人，“知人论世”就较为困难。

(3)汉以后古书署名形式。汉以后，文献多署作者名姓，但标法不一。约有以下形式:有的先标籍贯(郡望)再写姓名或字号，如清代袁枚《小仓山房文集》题“钱塘袁子才”。南宋词人张炎，字叔夏，号玉田，祖籍天水，故题其集《山中白云》为:“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西秦”即天水。有些署名将时代、籍贯、官职、封号、爵位、姓名、著作方式等十几项连写，如《史记》题:“汉太史令司马迁撰，宋中郎外兵曹军参军裴骃集解，唐朝散大夫国子博士弘文殿学士司马贞索隐，唐诸王侍读宣议郎守右清道率府长史张守节正义。”有的题名长至69字，如《资治通鉴》题:“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六百万户赐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宋及明清著作署名多采用这种方式。有些著作除署撰者姓名外，还署“主修”(一般为某地地方官，挂名组织本书编写)、“协理”(协助主修处理事务的官员，多为虚名)、“鉴定(相当于今日之审校)”、“校阅”等。有些著作不署真实姓名，而署自号，如《金瓶梅》署“兰陵笑笑生”，《花月痕》署“眼鹤主人编次”等。

古人名号情况复杂，加上职官就更难以理解，因此，为了理解古人署名，有必要掌握一定的职官制度及名号知识。(参附录“谈谈古代职官制度的学习”)

2.书名

古人著书写文章，并没有事先拟定题目，而是情动于中形于言，并不像后世先命题而后写作。文章写成后一般也不马上编定成册，而是单篇单行。篇无篇名，书无书名是常见的事。据《史记·陆贾列传》记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12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由此可见，陆贾所写12篇并无书名，汉高祖看后认为其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于是定名为《新语》。这说明在汉朝时还有著书不写书名的习尚。古书多单篇单行，后人加以编定，才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篇名、书名。先秦两汉有许多古书的书名就是这样确定的。如汉代学者刘向整理古籍，编次图书，就给许多古书题写了书名。综合各种材料，关于古书书名有以下条例应注意。

(1)古书多以首句二字为篇名或书名。如《诗经》篇名大多取首句一字或二字，如《关雎》《桃夭》《氓》《荡》等。《论语》也多取首句二字以为篇名，如《学而》《季氏》等。取首二字为书名的，如史游著的识字课本《急就篇》，首句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其他如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训纂篇》等。有时是摘取首句重要字眼以题书名。如《孝经》，《汉书·艺文志》云:“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王国维云:“《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字书亦然。”^[6]

(2)以姓氏人名为书名。古书多单篇单行，后人编次成书，无以取名，乃取姓氏名号为书名，以表示其为一家之言。如《史记·韩非列传》云:“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荀卿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于此可见，诸子著书，初无书名，所以史书只言篇名或多少篇。后人编次，取其姓氏名号为书名，如前各书取为《韩非子》《荀子》《孟子》《慎子》《环子》等。取名为“某子”者，大概由其门人弟子编定。直呼其名者，则为后世人编定(汉人著作多不称子，只有蒯通一家称子，可参《汉书·艺文志》)，如《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等。

后世书名，如文人集子，不只标姓名，有时还署上时代、官衔、籍贯等项。如《唐右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唐代曲江人、官至宰相、作者张九龄)。

(3)概括全书内容、寓意为书名。如《春秋》，取“春秋”以代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连山》似山出纳云气也;《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7]，“生生之谓易”^[8]，《尔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异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贤而不惑者也。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9]屈原著《离骚》，司马迁推测其寓意认为:“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10]

(4)自撰书名之始。自题书名的最早要数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吕不韦当时借自己的权势招揽门客编定此书，成于众人之手，非吕氏所自撰，但吕氏为一己争私名，因而此书的编辑，开私人争名之先。其后效尤者多。如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21篇，《外书》甚众，自号曰《鸿烈》。

《吕氏春秋》的另一影响是开后来学者有目的、有系统地组织材料著书立说之先。司马迁编纂《史记》，创通史体例，成一家之言，开一代风气。这不能不说是受《吕氏春秋》的影响。

(5)书名异同。古书书名存在同书异名现象和异书同名现象。“同书异名”指同是一种书却有好几个书名，如唐时《老子》称《道德真经》，《庄子》又称《南华真经》，《列子》又称《冲虚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此是奉诏所改，故著录于《唐志》。《战国策》一名为刘向所定，此前又有《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这是因为古书初靠传抄流行，抄者随意起名造成的。有些古书异名是文人有意标新所致。如有人称《三国演义》为“第一才子书”，《水浒传》为“第五才子书”，《金瓶梅》为“天下第一奇书”。有些书名的改动出于刻书者的需要。如明人郎奎金为了凑“五雅”之名，将《释名》改为《逸雅》，与《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合成《五雅全书》。有些书的异名是因避皇帝名讳造成的，如《广雅》一书又名《博雅》，是隋人避隋炀帝杨广的名字而改。有些是书贾谋利，将古书改头换面，使用新名，以吸引读者而成。如唐刘肃《大唐新语》，明冯梦龙改为《唐世说新语》。同书异名，造成混乱，给读者翻检造成极大的困难，因此，有必要了解同书异名现象。查考同书异名，可用杜信孚编《同书异名通检》，本书收录同书异名4 000多个，收书截止1949年。1982年又出增订本，增补了1 500个书名。此书在每一书下一一罗列异名，而且异名都分别列有条目索引，颇便查检。如查此书便可知《牡丹亭》又名《还魂记》，《琵琶记》又名《蔡中郎忠孝传》等。

古书不独有同书异名现象，而且还有同名异书现象，也有必要加以了解。如南朝梁钟嵘有一部《诗品》，唐朝司空图也有一部《诗品》。查考同名异书可用杜信孚等编的《同名异书通检》^[11]，本书收录同名异书3 500多条，每一书都列有著者、版本，全书附有首字笔画索引。如《河东先生集》一为唐人柳宗元撰，一为宋人柳开撰。

【注释】

[1]《初学记》引刘歆《七略》语。

[2]中华书局1980年版。

[3]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

[4]王维:《老将行》。

[5]《文体明辨》。

[6]《观堂集林·史籀篇疏证序》。

[7]《周礼·春官·太卜注》。

[8]《易·系辞》。

[9]《经典释文·叙录》。

[10]《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1]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