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走失的教师幸福

陈大伟访谈：寻找走失的教师幸福

陈大伟访谈：寻找走失的教师幸福^[1]

2006年，顶着别人不理解的目光，陈大伟辞去了他所在的成都教育学院科研处长职务。也是在这一年，他在全国各地观课179节。从山东到湖北，从贵州到陕西……这不是他的任务，也不是他第一次上路，在此之前，他就早早收拾好行装。直到今天，他还在匆匆地赶路。

联系到陈教授时，得知他恰好在临潼讲课。我们约在机场。阴沉的天气和奔波的疲惫并没有遮住他脸上的阳光。讲话时他时而津津有味，时而陷入沉思，当谈到教师成长与教师心理的话题时，他突然变得肃穆起来。他像平常那样保持着思考的习惯，虽然两个多小时后，他就要踏上回到成都的飞机。

闲谈间，陈教授翻起刚刚收到的一则听课老师发来的感谢短信。看着他快慰的表情，我忽然明白了他上路的原因。

记者（以下简称为记）：陈教授，您的著作《校本研修面对面》入选了《教育时报》今年4月份评出的20本对教师影响最深的教育书籍。这其中不乏《爱的教育》、约翰·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等名作，当时，您是什么样的感受？有没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陈大伟（以下简称为陈）：我1998年开始接触校本培训，当时我们是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实验区，后来写了一本《校本培训研究》。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用培训的方式已经不能解释、应对和指导教师的专业发展，所以又写了这本《校本研究面对面》。写《校本研修面对面》，我想解决好教师学习主体转换的问题，也就是教师要自觉成为主体。这首先是解决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问题，也就是教师通过专业发展追求幸福生活的问题。其次是要考虑降低教师学习的时间成本问题。

有这样一个故事，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在路上救一个想要自杀的女孩。老翁阻止女孩的自杀行为后，讲了一通“生活多么美好”“应该怎么理解生活”“应该好好活下去”的人生道理。女孩问老者：“你说的道理很好，我想请问您是什么时候明白这个道理的？”这位老先生回答说：“我昨天明白了这些道理。”女孩一听，心想你都等到七八十岁才明白这个道理，我还有这么长的时间要度过，多么艰难！马上就去自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道理虽好，也不能太困难，悟道的时间还不能太长。用它来思考教师专业发展，一方面应该指引一条经过专业成长，使他的生活有所改变的成功道路，另一方面，还要告诉他，这条道路不是布满荆棘，而是充满阳光。这样的方式就是有效“研修”。

这本书写的东西来自教师实践，定位于指导教师专业成长的实践，所以老师们更容易喜欢。被老师们喜欢，很多老师在用它影响和改变生活，我自己当然有一种幸福感。幸福是什么？就是自己的力量得到增长和表现、自己的追求和愿望在不断实现。人活着的意义就是看到你曾经对人有所帮助，一些人的生活在因为你变得更加美好。在高兴中，我也在清醒地认识到，它还不能和《爱的教育》《民主主义与教育》等名作比肩，所以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感觉。

记：教师是个受到社会尊敬和让许多人向往的职业，但是与近两年教师工资待遇的不断提高相伴的，教师的心理问题也日渐突出。据国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一项调查，有51．23%的中小学教师存在心理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状？

陈：先说外部原因。可以这样说，国家越来越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意识到教育重要，国家在不断促进教师专业化，在不断提高对教师的要求。从家庭环境角度看，现在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长越来越认识到教育在改变人生命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上的许多矛盾，比如说就业压力也都反映在教育上了。大家都希望通过教育在这个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当中占得一席之地，这些压力都渗透进了教育。

人都不可能成为完人，也不应该成为完人。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职业像教师这样，同时承载着孩子、家庭、国家、民族的未来，社会在不断提高对教师的完美要求。这就有了实际可能和理想人格的矛盾。

外部压力很多通过媒体和舆论表现。今年，我曾经访问了一个2007年9月参加工作的老师。我问她从师范院校走到实际的教师工作岗位上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她说，在学校时我们一直以为，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才意识到，教好一个学生都是这么困难。这里有一种冲突，也有一种幻灭，冲突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幻灭是对有成就的教师人生梦想的幻灭。

有的话天天在讲，讲多了就可能使人相信，使人以为是真理。比如“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这是一个被滥用了的伪命题。首先，好不好没有大家都认可和接受的标准，如果用理想的状况与现实的结果比较，现实的结果永远都不觉得好。其次，这句话违背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学生的身心发展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是学生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人论》中说：“所有那些从外部降临到人身上的东西都是空虚的和不真实的。人的本质不依赖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这个观点可能有偏激的一面，但它同时说明，对于学生发展，教师的责任是促进和帮助，教师是无法自己去代替学生实现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在夸大教师作用的时候，也在要求教师承担不该也不能承担的责任。

再说一说内部的原因。内部的原因有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也有教师自己的。教育行政部门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和要求，不能仅仅是适应和满足，而且需要在遵循教育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引导和教育。我感觉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社会压力面前，教育的独立性不够，于是就采取了很多措施跟风，有一种说法就有一种对学校的要求、检查和考评，检查太多使学校和老师难以应付。而我们有些学校也没处理好这些关系，比如评估，评估应该是使不同学校在不同方向上有所特长和特色。但一有检查，很多学校什么东西都想要，什么东西都想争，受苦受累的是老师。在学校，很多老师的精力被过度使用，而且用在了很多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地方！一些学校的校长，并不会“领导”，只会“管理”。不会“领导”即可不会从思想、价值观方面去引导，而是千方百计这里去堵，那里去设卡，让老师干了一些无用的事情。

没有一点压力是不现实的，作为专业工作者，教师必须承担专业的社会责任。在面临压力时，教师就需要有本领和能力应对压力，释放压力，舒缓压力，这样才可能心理健康。要承认，我们许多老师是辛苦的，但也有很多老师的素质和水平在适应外界压力的方面存在问题，缺乏应对环境的能力，这就需要提高自身能力和水平。另外，很多教师还缺乏一个自我调适的能力，我们过去的教育只讲教师怎么样去无私奉献，很少去指导教师怎么调整自己的心理，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

记：目前教师对于自身心理问题的态度上，有没有什么令人担忧的现象存在？

陈：社会要求教师成为一个完人，这促使教师想成为一个完人，很多教师一边在按照完人的要求自我塑造，一边又在尽可能表现出自己的完人形象。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你很难期望教师能坦然承认自己有不足，并自然流露自己的软弱和无奈。我认为，对自身心理问题讳疾忌医，是一个相当麻烦的事。

因为讳疾忌医，很多心理问题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很难排遣，影响心理健康，成为心理疾病。我曾参加一次活动，老师们抽签回答问题。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失恋了，心情非常糟糕，你会怎么办？”抽到的老师几乎无一例外地回答，我会调节自己的心态，走上讲台。他忽略了题目的前提是“非常糟糕”，也就是还没有调整过来。你心情非常糟糕你该怎么办呀？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理性的老师，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恐怕是暂时脱离现场，做一些调试。这是更理性的爱，也是一种更负责任的爱。因为当你难以控制情绪的时候，你可能看见谁都可能不顺眼，谁能保证你不把学生当“替罪羊”？别人在神龛上供了“天地君亲师”，把你抬上神龛，你可不要把自己当神。要从“神位”上走下来，承认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曾给很多老师讲，我们要学会“分身为三”。一个是做事的“我”，即要有一个工作、劳动的“我”，这是一个实践的“我”，也是一个实现的“我”。一个是指导做事的“我”，就是去琢磨，去思考，比如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这个“我”存在的目的就是让自己选择正确的事做，并思考如何正确地做事，这是一个思考的“我”，也是一个理性的“我”。应该说，目前很多老师这个“我”还缺乏，所以教育教学中不仅经验主义，而且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和思想，只是在消费别人的东西。第三个是认识自我的“我”。这个“我”要观察“我”，正视“我”，欣赏“我”，鼓励“我”，为“我”寻找依归。我认为，缺失这个“我”的人更多，老师们的这个“我”几乎就不存在。当我们开始用另一双眼睛回过来审视自己的内心，审视自己的状态，接纳一个真实而不是理想的自我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可能就更容易和谐合理地发挥作用。

记：事实上，对于教师心理问题进行研究的专家和相关文章并不少。但是，我发现从教师的幸福入手展开重点讨论的似乎只有您一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角度？

陈：应该说关注教师幸福的人，我不是第一个。我只是更多地从实践角度去关注这件事，或者如你所说，我把它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我是用两个半月时间写出的《创造幸福的教师生活》，为什么写得这么紧迫？当时就觉得教师幸福是一个必须要关心的问题，我担心万一哪一天我死了，这件事情还没做成，所以就急急忙忙做了。书出以后把这本书送给我在绵阳市涪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工作时的前任张仁诚校长，他给我打电话说：“大伟啊，我看到这本《创造幸福的教师生活》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流泪了，终于有人来关心教师的幸福了。好啊！”他那边那样说，我在这边也不竟流泪。

为什么要关心教师幸福呢？首先是自己重新认识了“以人为本”。要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就不要把“人”当做空洞的抽象的群体，而是落实到当前的具体的每一个个体身上。我是教师继续教育工作者，我要实践“以人为本”，那就必须以眼前的教师为本。人的“本”是什么？我找到的是幸福。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对于人具有终极性的目的，自足性的品性，动力性的功用。为了追求幸福，人会有理想，会有希望，会行动，会努力，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具有动力性。一方面，“幸福是教师的权利”；另一方面，我是教师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你如果能引导教师去关注幸福，思考幸福，追求幸福，他就可能自发地产生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教育教学现状的动力，从而使自己的整个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种动力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教师自己。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记：对于教师的幸福话题，您做过多年研究。而您也曾作过中学教师，担任过校长，您自己对于幸福的理性感触是从做教师时就开始的吗？

陈：不是，应该说那时首先想的是怎么活着（笑），怎么适应工作，后来是思考怎么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和老师，最后思考自己应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对幸福这个话题，我是从2003年才开始认认真真去琢磨的。在一次校长培训的活动期间，有位校长请我去他们学校和老师交流。交流过程中，老师们给我提问题，我也给他们提问题。我的问题是：“各位老师，你们对你们现在的生存状态满意吗？感觉到教师生活的幸福和快乐了吗？”没想到所有老师都情绪变得低落，而且无言以对。我由此意识到教师们缺乏幸福感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我想幸福应该是老师的权利，而且只有幸福的老师才能教出幸福的学生。痛苦的老师整天板着脸，周围的学生一定很压抑，不敢爽朗地笑。只有教师幸福了，也才可能有健康完美的教育。梭罗写了一本《瓦尔登湖》，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应该多多授人以我们的勇气而非我们的绝望，授人以我们的健康舒坦而非我们的愁容病态，当心别去传播疾病。”

从我自己个人来说，反思我做校长时的经历，也曾经关心教师，注意他们是否有体面的生活，比如你是我们学校的教师，你走出去后，别人会怎么评价你等等？但当时还没有想到幸福，特别是没有想明白什么是幸福。现在应该说清楚一些了，而且这种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正在被老师们认可和接受，在被认可和接受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幸福。

记：对于不同经历、不同地区和不同环境的教师，可能要产生幸福的难易度大不一样，您觉得“幸福感”是一个可以普遍达到的心态吗？

陈：我给老师们讲课经常做这样一件事，让每个人都写一写自己幸福的要求是什么，然后拿出来一对照，结果是不一样的。这说明什么？幸福的需求也是有个性的。再举个例子，一对处于恩爱时期的夫妻看到结婚照，会有甜蜜温暖的一种感觉。换一种情况，发现另外一方有了另外的人，看到这张结婚照又是什么感觉？他欺骗了我，痛苦。这个例子说明什么？不仅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要求和理解，对于同一个人，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情况下他对幸福的认识和理解也会发生变化。既然幸福主要是个人的主观体验，那幸福的产生就主要是靠自己。我认为，只要你去追求幸福，就能求道得道。道不远人。

外在的物质环境和生活环境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我们应该呼吁国家，呼吁社会和学校缓解教师的压力，想办法为教师创造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是我们又要说，解决了这些问题你就会一定幸福吗？有些老师说现在的环境和压力使我很痛苦，但是我说，这样的日子你还得要过啊，与其痛苦地活着，不如快乐地活着。需要你转变过来，这才是关键。

比如在给师范学院的学生讲课时，我曾多次把“差”读成了第四声，学生听出来以后，小声提醒我读错了，我改进了，我为自己的变化快乐，我的内心也可以充满喜悦。就我来说，这就是一种幸福感。这是一种通过学习成长发现自身变化的幸福。另外的一种幸福是创造性劳动的幸福，比如我今天备了一节课，过去那样上，我今天想能不能不再照旧？如果有了有所改变的设计，然后我就可能带着期盼进教室。如果上完后发现效果很好，这时回过头欣赏自己的这次创造性劳动，改变了，有成绩了，这是不是一种幸福感？我们可以想一想：这种幸福感需要多少外在条件？这样的幸福谁能剥夺？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幸福，积极感受幸福，不断创造幸福。

有《创造幸福的教师生活》的读者对我说，陈老师，教师的幸福生活只有条件好的老师有，与我们条件不好的老师无缘。我说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城市里面经济条件好，社会环境好，这些确实是享受幸福生活的基础，但说实在话，写书的时候我的心中不是牵挂着他们，我牵挂的恰恰是那些最困难地区的老师，因为外在环境的不利，我才更想引导他们寻找内在的充实。我们需要外部环境方面的改变，需要外界给教师更多的关心，但我们自己也要在外在条件没改变的情况下去追求幸福享受幸福啊。

记：我们知道，凡事都有内因和外因，单方面的作用可能都难以长久。您觉得要使教师获得幸福感，我们在外因方面可以做哪些工作？

陈：我感觉首先的就是缓解外界对教师的压力。刚才已经讲了一些。对教师角色的认识，必须承认，是人都不完满，由此我们不要给他们太高的要求。不能要求教师是春蚕，不允许教师对“灵魂”进行塑造，不能把“灵魂”缺失的责任完全归咎在教师身上。教育部门和媒体都应在社会舆论上正确引导。

说一点具体的。我盼望国家机关能够将控制“班额”写进相关教育法规。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课后坐火车回成都，碰到一家人，母亲女儿都是教师，父亲是另外一个职业。妈妈听说我给教师们讲了幸福生活的时候，就让我给她女儿讲讲怎么样去认识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我问年轻的女老师你当班主任吗，她说是，我问她班有多大，她说87个人。我听完后就不好说了，让我去面对87个人，87个性格不同的人，怎么能够让我实现对每一个学生都关怀备至地照顾？怎么让我满足社会、家长对教育的期望。所以，教育均衡也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也好，都应该把控制班额补充入教育法规。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保障，是对教师的尊重，也是对学生的负责。班额大使教师的很多劳动隐性化，教师的很多合法权益也就难以得到理解和支持。

当然，在社会上营造尊重教师的氛围，提高教师待遇，改善教师生活工作条件都是必要的。另外，还应该注重关心教师的内心世界及精神生活，为教师创造专业成长的平台，给他们提供改变自己、展示自己的机会。

记：从您的作品《新课程的故事与解读》到《在新课程中：困惑与成长》，从《创造幸福的教师生活》到《道德故事与师德修养》，从《有效研修》《怎样观课议课》到《建设理想课堂》，我们看到了您的研究进程，同时也暗合了教育的发展，一个“影子教师”的成长过程。您曾说，幸福感与成长与创造的过程是分不开的，对于您自己，成长的动力来自哪里？

陈：我中师毕业后分到了高完中，这对自己来说压力很大。幸好有这种压力，使得自己想通过学习站稳脚跟。站稳脚以后，就想到要对得起那些学生了，做教师继续教育工作的时候，想的就是要尽自己的可能帮助老师，老师们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这使自己很难对自己满意。这种“不满意”也是一种进步的条件。这个阶段的动力应该说是对工作对象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感。接下来再发展，是意识到要热爱自身的生命，活着就要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为自己的生命活动留一点痕迹。

写这些书，是因为老师们在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和老师们的关系，我提了一个词，叫“同在共行”，就是把教师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起解决问题，我不是也不能站在局外指手画脚。“实践之树常青”，生活在实践中，你就有了源泉，也就有了力量。

【注释】

[1]2007年12月26日《教师报》，记者王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