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素质是好的应变口才的基础

文化素质是好的应变口才的基础

人的应变口才能力与文化素质关系极大。所谓艺高胆大，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有较丰富的知识，有较高的道德品质，就能比较从容地应对各种变化，采取较好的应变措施。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介绍文化素质与应变口才的关系。

（一）预测的眼光在于文化素质

预测对于应变口才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有了预测，才能有所准备，有了准备才能更好地去发挥我们的应变口才。凡事，预则立。但是，如何才能做到预测呢？预测的眼光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要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又能对实际作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才能具备预测的眼光。

中国古代有一个生动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客人经过主人家，看见人家灶的烟囱是直盼灶旁又堆着一些柴禾。客人就向主人提出两项改革的建议：一是将烟囱改成弯曲的，一是把灶旁的柴禾搬到离灶远些的地方去。并且警告说，如果不进行这两项改革，就很可能会发生火灾。客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际观察的结果，作出这种预测。主人对客人的警告不以为然，表面上“嘿嘿”两声，表示接受，而实际上没有进行改革。把忠告当耳边风。不久，主人家果然发生了火灾。邻居很多人都去救灾。火是被扑灭了。主人杀牛备酒，宴请大家，表示感谢，对于伤重的，特别是被火灾烧得焦头烂额的那些人引入上座，认为这些人出力多，救火的功劳大。其余的人也都按伤势重轻排列次序。没有宴请那位提意见的客人，大概因为他没参加救火，也没受伤。当时有人向主人提醒道：“假如你听从那位客人的劝告，实行两项改革，就不会发生火灾，你也不会有那么多财物被火烧掉，还不用费牛和酒去招待邻人。现在论功劳，请宾客，却没请那位客人，只请那些受伤的救火者。这是怎么回事呀？”主人听后，觉悟了，赶紧把那位客人也请来入席。把这位客人摆在什么位置上，仍然是主人对预测的评价。从客观上来评价，客人的两条建议，比所有救火者的功劳都要大。因为客人的建议可以保证主人的财产不受任何损失，而救火者只能减少损失。烧了财物，赔上牛酒，已经损失不少了。这一部分的损失价值，就是客人建议比救火者高出的部分价值。

一个平民百姓之家，财产有限，全部烧光，也不值多少钱。另外一些预测，事关天下国家大事，那就有无法计算的价值。

西汉时代，汉昭帝死后，霍光将汉武帝曾孙病已推上皇帝宝座，即位为汉宣帝。霍光因此有了大功，益封为七千户，与原有的食邑，达两万户。霍光秉政前后20年，家属亲戚都当上各种官员，掌握各要害部门。霍光死后。霍氏家族极其奢侈。当时茂陵徐福说：“霍氏必亡。”这就是预测。预测是有根据的。根据是，霍氏家族奢侈，奢侈就不谦逊，不谦逊就会侮慢上司。侮慢上司就是倒行逆施，凌驾别人之上，大家都会恨他。霍氏家族掌权时间长了，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天下人都恨他们，他们还要倒行逆施，还能不灭亡吗？徐福根据实际预测“霍氏必亡”，上书给汉宣帝，说：“霍氏家族权势太盛了，您真的要爱护、优待他们的话，应该及时抑制他们，不要让他们发展到灭亡的地步。”三次上书，得到的回答都只是说“知道了”，却没有采取任何抑制的措施。霍氏家族日益猖狂，企图废除宣帝，立霍光之子霍禹为皇帝。当阴谋败露，霍禹腰斩，其他人杀头，被牵连诛杀的达数千家。霍氏灭族以后，告发霍氏的人都封了官，而提出要预防霍氏作乱的徐福却没有受赏。原先如果听从徐福的话，国家不需要割地封爵去赏赐，霍氏一伙也不会有逆乱诛灭之败。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不赏徐福的功劳呢？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只赏赐徐福10疋帛，封了郎的官。可见皇帝对这种预测的价值还不太了解，或者说对敢提建议的人仍不喜欢。或者由于赏多会突出当权者的失败。似乎面子比教训更重要。

霍氏家族的惨败破亡，轰动西汉朝野，而如果汉宣帝采纳徐福的建议，抑制霍氏的权势，使他们不至败亡，也许还不怎么引人注目。一切正常的过程，都不惊人，而反常的现象才有轰动的效果。建工程，正常巩固，没什么奇怪；刚建便倒，就成了头号新闻。西汉也有人听取劝告，安度难关，就不产生轰动社会的效果，甚至无声无息地过去，而不留给人们什么记忆。

西汉末，哀帝时，傅晏的女儿当了皇后。傅晏也因此封侯。当时趋炎附势的士使到傅家的络绎不绝。后来，哀帝喜欢董贤，并以他的妹妹为昭仪。傅皇后被疏远，傅晏也感到闷闷不乐。傅晏的好友桓谭劝傅晏说：“以前汉武帝想立卫子夫，暗地去收集陈皇后的过失，最后，陈皇后被废除，立了卫子夫。现在董贤和他的妹妹都受到皇帝的特别宠幸，可能会有类似子夫的事变，难道不担忧吗？”傅晏感到十分紧张。桓谭又告诉他应变的道理和办法。他说：“刑罚不能加无罪，邪枉不能胜正人。男人用自己的才能去争取皇帝的赏识，女子用自己的美貌去吸引皇帝的注意。傅皇后还年轻，更换不容易。或许会收买医巫，到外面寻找方技之士，进行陷害，这是不能不防备的。另一方面，你以皇后父亲的身份受到普遍尊重，来往的宾客特别多。一定要借这些人增加势力，就会导致社会的议论和批评。不如谢绝宾客，遣散门徒，谦虚谨慎。这是修养自己、端正家风的正道，也是避祸的好办法。”傅晏采纳桓谭建议，“罢遣常客”，又告诉傅皇后，按桓谭的意见办。后来，董贤果然派人收集傅皇后及其弟傅喜的过失，结果毫无所得，只好罢休。“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后汉书·桓谭传》）。桓谭的建议，保存了整个傅氏家族。

如果没有桓谭的预测和建议，傅晏和傅皇后照常生活，那就是鱼游于鼎，人枕于干柴，下已生火。火未到身，都以为安然无恙，到烈火烧身，躲已不及。如果到董贤派人收集罪过的时候，傅晏和皇后才想如何应变，就晚了。甚至人家在收集材料，还常在睡梦之中；当人家抛出材料，才如梦方醒，那时即使是神仙也无法应变。

因此，应变应有预测的眼光。而预测的眼光在于文化素质。熟悉历史，熟悉社会实际，又能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这才会有预测。预测火灾的客人根据用火经验和实际观察，预测霍氏必亡的徐福根据社会经验和霍氏现状，预测傅氏危机的桓谭根据历史经验和当时现实。各种经验都包含粗浅的理论。由此可见，预测的条件是两个：一是理论（包括经验），一是实隰掌握理论，研究实际，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产生预测的眼光。掌握理论是人的文化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理论（包括经验），对实际的观察和研究可能也很准确，却很难发现实质，抓住要害。日本人土光美夫说：“眼睁睁地面对着问题，却没有眼力发现问题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能从小迹象发现大问题，从平静预测到动乱，那当然需要很高韵眼力。这种眼力就产生于很高的文化素质。文化素质比较低的人，缺乏一定理论修养的人，不但不能见人所未见，而且甚至在真相已经暴露，大冢都看得明白的时候，他却视而不见。带有这种花岗岩头脑的人，还谈什么应变呢？

（二）应变口才的合理源于文化素质

应该说，应变口才的好与坏，不能完全取决于知识的多少，有些应变口才较好的人，知识不一定很丰富。有人知识渊博，却没什么出奇的应变口才。但是，这也不能说应变口才与知识无关或关系不大。从。不少的应变事例中，我们看到，知识与应变口才的好与坏直接相关，很多精妙的应变口才源于丰富的知识、良好的文化素质。

实践证明，在应付事变中，要达到灵敏快速，广搏、精湛的知识是绝对必要的。要实现思维的创造，同样需要精深多元的知识。必要的专业知识，能保持．应变人思维的特定指向性，丰富的相关知识有利于应变人发散思维的展现。任何一次令人惊叹的应变，都是对一定认识水平的超越，是对有关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的冥思苦想，得益于多种知识的启发和暗示。

30年代中期，香港茂隆皮箱行由于货真价实，生意兴隆，而引起英国商人威尔斯的嫉妒。有一次，威尔斯蓄意敲诈，到茂隆皮箱行订购3000只皮箱，价值港币20万元。合同上写明一个月后来取货，逾期或不按质量要求交货，由商行赔偿损失50％。一个月到了，皮箱行经理冯灿如期交货。威尔斯却说合同上写的是“皮箱”，可是所交的皮箱中有木料，不是皮箱，不合质量要求。为此，威尔斯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按合同规定赔偿损失。开庭时，港英法院偏袒威尔斯，企图判冯灿为诈骗罪。冯灿只得找律师，找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罗文锦进行辩护。正当威尔斯在法庭上信口雌黄、气焰嚣张的时候，罗文锦从律师席上站起来，取出口袋里的金怀表，高声问法官：“法官先生，请问这是什么表？”法官淡淡地说：“这是伦敦产的金表。这与本案有什么关系？”罗文锦说：“当然有关系！它名为金表，可是整个表除了表壳上是镀金之外，内部的机件并不都是金制的，但人们并未因此而不称它为金表。既然这种英制表仍叫金表，那么茂隆行的皮箱里面有木料，为什么就不是皮箱了呢？这分明是原告无理取闹，存心敲诈而已！”法官在众目睽睽之下，理屈词穷，只能以威尔斯诬告罪，罚款5000元结案。从此，罗文锦律师声名大振。

律师不仅要有法律知识，而且还应掌握其他方面的知识。精湛的专业知识是必备的，日常生活知识也不容忽视。金表不全是金制品，这是一般人的常识，可是在此案中，这一般常识却是打赢官司的关键，所以不能轻视日常知识。所谓知识渊博，实际上包括了大量的生活知识，不然老是高深的大道理，又有多少人能听懂？平时不为人所重视的小常识，与敏捷的思维结合起来，就能使人急中生智。

知识渊博能使人聪明起来，利于应变口才的发挥了，如再能灵活运用，那就更是如虎添翼，“随机应变信如神”了。

应变口才作为人的一种处事能力，本身需要能敏锐观察和深刻理解、准确判断、深入分析，这种功夫来自知识和实践。知识是应变能力的基础，一个人具备了丰富的知识，就能视野开阔，富于联想、想象，易于灵机一动，急中生智。博览群书拓宽知识面，对于有作为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有雄厚的知识储备，其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较强，出谋划策时能站得高、看得远，对问题把握准确。拉萨尔说过：‘‘从科学的高峰比在日常的忙碌生活中可以早些望见黎明的曙光。”古往今来，大凡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无不通古达今，满腹经纶，站在所处时代的知识高峰上观察世界。就是一般人，知识渊博，在观察问题时无疑要比知识贫乏者具有更多的优势。很难想象，一个无知少识的人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变中认清事物，作出灵活反应。著名科学家贝弗里奇说：“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科学研究的艺术》）显然，令人折服的应变之花必以肥沃的知识土壤为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知识，就没有应变。

知识是智慧的本源，是应变口才的基础。应变口才的好坏实质上是知识与实践活动的综合运用能力强弱的体现。尽管善于应变者不都是知识渊博者，知识渊博者不都巧于应变，但如果不是就单个应变事例而言，而是就整体来看；不是只就急中生智一种形式论应变而取应变于广义，就应该说，应变根源于知识，知识转化为智慧，智慧生成应变，知识越丰富、渊博，为应变提供的土壤和种子就越多。

老一辈革命家钱瑛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慌不择路的脱险，靠的就是丰富的知识。在她与起义部队失去联系之后，好不容易逃出了险境，急急走，匆匆行，见有一条民船。急忙跑了上去。上船后发现舱里都是女人，一个个愁眉苦脸坐在那里。经询问才知道原来是条人贩子船。真是刚出虎穴，又人狼窟。她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差点淹死，幸被渔民救起，又继续赶路找党。天晚了，她投宿到一家小客店，发现隔壁房中有两个人在打她的主意。那两个人先是欺她孤身弱女而起邪念，后又怀疑她是赤色分子，欲拿她去报案请赏。钱瑛急中生智，连夜在手帕上写了一首仿《木兰辞》。辞中说，未婚夫夭亡，自己矢志守节；近随父出外投亲，路遇土匪，父被打死，随身财物亦被抢光，虽处境艰难，初志不移。这样，她就把自己装扮成了—个“节孝”女子。第二天，她没买车票就混上了火车。夜里同店的那两个人跟踪她，车上的乘警也发现她无票，怀疑她是共产党，特别注意她前额上戴过军帽的痕迹，对她进行搜身，搜出了那块写着仿《木兰辞》的手帕。当时车站的站长和印花税局的局长对这首辞都颇赞赏，认为这样一位“节、孝”双全的女子，不会是共产党，不必加害，放她走了。她辗转跋涉，历尽艰辛到达香港，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在恽代英领导下工作。

钱瑛的这段经历，真是艰难曲折。前次靠机智勇敢脱险，在小客店遇到的危难，再像以前那样硬闯，就不成了，因为她被人怀疑为赤色分子。她很清楚眼前的处境，不仅要应付当晚可能要发生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如何摆脱第二天的险情。她知道，当时一般人对“节、孝”双全的女子是比较敬重的，于是就在这上面打主意，在手帕上写了词，表现出节孝之志。这里完全是运用知识进行应变的。一个人掌握的知识多，急中能用，就能做到随机应变，急中生智。钱瑛如没有知识，写不出那首词，表达不出“节、孝”之志，在火车上怎能赢得站长、局长的赞赏，怎能解除敌人的怀疑？所以，为提高应变能力，必须认真学习各种知识。缺乏必要的知识，是不可能对事物作出正确的、系统的分析和思考的，况且系统思维要求把事物放到它所处环境大系统中作多角度的考察分析，考察外部环境诸因素对它的影响制约作用，以及该对象的变化对环境系统可能带来的种种影响。显然，没有广博的知识是绝对达不到上述要求的。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应变作为人的一种能力，来自知识，但不归结于知识，能力与知识不是口才的同义词，知识还不就是能力。克劳塞维茨说：“理论应该培养未来指挥员的智力”，“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因此，必须先有知识，然后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如果说知识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那么，智慧则是知识和天赋结合的产儿，能力又是智慧在发挥的过程中注入了性格、品德方面的精神因素之后的表现。知识的活用可以转化为智慧，智慧的发挥形成能力，知识再丰富，如不加以运用，充其量不过是一堆文字和道理，最大用途是自我欣赏或做个活字典。学到同样的知识，一个人善于运用，可以创造出无穷财富；另一个人不知运用，就只有等老化了，老化了的知识是贬值的。一般人都会活用知识，只不过是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活用，多是此时能活用，彼时不知活用，此地会活用，彼地不善活用。被神化了的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博学多才也是典型，他既广学博览又刻苦钻研，而且能学以致用，善于灵活运用知识。他的学习方法是“观其大略”，反对“务于精纯”，不主张拘泥于一家之说。从现存的《诸葛亮集》中，我们确可看到他不仅知识渊博，多才多能，而且极善运用知识解决问题，人们还编了不少故事来称赞他。

传说，诸葛亮少年时曾拜水镜先生司马徽为师。水镜先生共收十多个弟子。三年满徒，先生对弟子们说：“五天后，我考你们，合格的出师，不合格的就请便了，往后不准在世上说是我的弟子。”弟子们听说五天后考试，赶紧去背书。只有诸葛亮逍遥自在，没有一点儿紧张情绪。五天过去了，水镜先生坐在堂上（寸弟子们说：“只考一道题，从现在起到午时三刻止，谁能得到我的允许走出水镜庄，谁就算出师了。”这可难住了众弟子，书上哪有这类题？都急着想主意，有的急呼“庄外失火，我要去救火”，有的谎报“大水涨到水镜庄，快走”。水镜先生对此不理不看。徐庶暗中写了封信呈上，哭着说：“今早上有人捎来家信，告我老母病重，要我即回。我情愿不参加考试，不称为先生的弟子，也得马上回家看望母亲。”水镜先生说：“你是孝子，我不能不让你走。过了午时三刻，你立即起程。”徐庶只好退到一边。庞统上前禀道：“得到先生允许从庄里出去，我是想不出办法；要是站在庄外静想一下，或许能想出。先生，可否让我试试？”水镜先生笑着说：“士元休想耍小聪明，一旁退下。”这时诸葛亮早就伏在桌上睡着了，鼾声大作，搅得考试不得安宁，水镜先生非常生气，要是平日，早把他赶出去了。今天只好忍着。午时三刻快到了。诸葛亮打了个哈欠站起来，满脸怒气，直奔大堂上座，抓住水镜先生衣襟，怒道：“你这是什么先生！出歪题考我们，我不当你的弟子f了，还我三年学费！”水镜先生是天下名士，无人不敬，诸葛亮竟然这样待他，直气得他浑身打颤，唤庞统、徐庶把诸葛亮赶出山庄。诸葛亮说什么也不走，硬是要老师还学费。庞统、徐庶强把他拉了出去。一出水镜庄，诸葛亮哈哈大笑，庞统、徐庶被他笑糊涂了，正要发问，见诸葛亮从路旁拾起一根柴棍，转身跑回山庄，到水镜先生面前跪下，双手奉上柴棍，说：“方才为了考试，万不得已冲撞恩师，弟子愿受重罚！”水镜先生恍然大悟，非常高兴地扶起诸葛亮，说：“你出师了，你出师了！”诸葛亮说：“庞统、徐庶二人也出了山庄，理应出师。”水镜先生一想，是自己让他二人出山庄的，赶紧说：“出师，出师！”

一个人如能这样活用知识，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也许有人会说，没有知识的人也能想出这种点子，这哪是知识的活用！确实，知识并不很丰富的人常有聪明之举，但这与活用知识是两回事。无知少识的人可以聪明一时，很难聪明一世。他们处理事情时，无论多机灵，也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真的遇到特别复杂的问题，他们就无能为力了。这时惟有活用知识才能生出奇谋妙计，解决难题。

掌握知识，与知识的活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有了前者，才谈得上后者，如满足于前者，无什么意义。重要的是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为提高应变力，应有怎样的知识结构呢？

应变是多方面的，说某人应变力强，是说他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应变力强，不可能所有方面都强。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说，提高应变力，也只是提高相关方面的应变力。一般说来，每个人都应提高两种应变力，一是与工作直接相关的应变力，二是人际交往、日常生活方面的应变力。至于其他方面的，那就因人而异了，能掌握到什么程度就掌握到什么程度。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变需要的知识结构应该是业务型加谋略型。首先必须具有业务理论知识以及专业领域的经营管理知识，这种纵向的专业知识能使人们以内行的眼光发现和捕捉对已有用的信息，能预测变化、应付变化。这种知识是其主体知识，要求精深全面。其次是要有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如相邻学科、边缘学科知识。实际上是要求博学多才，拓展知识面，以开阔视野，增强思维角度，提高联想、想象能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一个原则，不能形成固定模式、具体框框，也不是“必须如此”，它只能是发展的、动态的、多样的，按照需要建立起来的。所谓博学、精深，也不是要求人们达到无所不知、无不通晓的程度，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需要的倒是相应与适用。任何人建构知识结构，都是结合工作，结合目标，去采集对自己有价值的知识，视需要去确定精通什么，粗通什么，了解什么，补充什么，更新什么。第三是要有社会知识、法律知识、管理知识、人际交往知识、日常生活知识等。

这样的知识结构的建立，可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博采广学。博，不是见什么学什么，学什么记什么，而是有精、有粗。专业知识要精，相关知识粗通，日常生活知识尽量多了解。经常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补充新知识，这有助于在遇到意外紧急情况时，能抓住事物本质作出快速反应。男外，还应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重视各种案例。经验积累多了，各种案例熟悉了，遇到意外时，就容易触类旁通，有所借鉴，灵感也就随之出现了。

第二，勤学苦练。学习没有捷径，不下苦功学不来。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强调专心致志，刻苦读书。古今中外成大业者，没有一个不是勤学苦练的，这已是老生常谈，但也是一些人容易忽视的，常在工作后感叹当初没努力学习知识和技能。所以，此点还必须认真提及。

第三，讲究方法。在知识以指数增长的今天，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不分轻重缓急，齐头并进，那是什么也学不好的。一定要有所取舍，有详有略，善于举一反三，做到融会贯通。今天的方法也不同于以前了，要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注意信息交流。

第四，培养广泛的兴趣。开阔的知识面，不来自一书一学科，要广学多看，有多方面的兴趣，切不可以本专业、本职工作的知识面来限制自己的眼界，堵塞自己的思路。灵感不一定来自本专业的启示，有时是来自似乎不相关的事物。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格拉肖说：“涉猎多方面的学问可以开阔思路，抽时间读读小说，逛逛动物园，都有好处。可以帮助提高想象力，这同理解力和记忆力一样重要。”今天，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多点兴趣就可多学点新知识，显然这有利于开阔思路，启迪思维。灵机一动、急中生智说不定就由此而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