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就像玫瑰花蕾，有不同的花期

第五章　多元智能思维——世界之美：万紫千红

在很久以前，有一所动物学校。学校的教学大纲规定开设的课程有赛跑、攀高、飞行和游泳，所有的动物都必须上所有的课程。

鸭子很擅长游泳，游泳比老师都好，飞行课勉强及格，而对赛跑一筹莫展。他被勒令课后留校补习赛跑，最终，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练习赛跑而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游泳，以致游泳降至中等水平。

鹰一开始就被认定是“问题学生”，经常受到严厉的纪律惩罚。他在攀高课上以遥遥领先的速度到达树顶，但是动作不规范，没有按大纲要求的动作进行攀登，被认为是“自行其是”。

兔子在赛跑课上一路领先，但是游泳课实在强人所难，落下同学一大截。尽管一再努力，但由于精神过度紧张，水平处于停滞状态，最终还是因为游泳课不及格而未能毕业。

松鼠在攀登课上是尖子生，但是他的飞行课老师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他只能从地上起飞，而不能在树枝间任意飞行。最终，他对飞行课越来越恐惧，越来越无兴趣。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在攀登课上得了C，赛跑课上得了D，成绩下降得令人费解。

狗就更惨了，因为学校拒绝开设狗所擅长的用脚扒土这门课，狗妈妈、狗爸爸只能自己在家教授这些特长课，狗根本未能进入动物学校。

最终，鳄鱼因为游泳很强，也能跑步、爬高，还能勉强飞一点点，被认为是全面发展的优秀生，是学期末的全校“状元”。

以上这个寓言是美国老师王文在《零距离美国课堂》一书中所讲的一个故事。这个动物学校制定教育大纲并要求每一个动物必须完成相同的全部课程，这对每一个动物来说，与其说是在接受教育，毋宁说是在遭受坑害。由此观之，人类社会中那些强行要求不同个性、不同兴趣、不同智商的学生，去接受所谓全面发展而实施的统一课程教育，是扼杀个性、蔑视人文的专制教育。

而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一种建立在尊重人文基础上的，强调学生独立、发挥个性特长，最大限度挖掘学生潜能的教育——多元智能教育。

多元智能教育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心理发展学家加德纳在1983年提出的。

传统学校一直只强调学生在逻辑——数学和语文（主要是读、写）两方面的发展。但这并不是人类智能的全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智能组合，例如，建筑师及雕塑家的空间感（空间智能）比较强、运动员和芭蕾舞演员的体力（肢体运作智能）较强、公关人员的人际智能较强、作家的内省智能较强等。

加德纳说，人类普遍具有至少以下8种能力：语文能力、逻辑数理智力、空间智力、音乐智力、运动智力、人际智力、自我解析智力、自然科学能力。加德纳认为，过去对智力的定义过于狭窄，未能正确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根据加德纳的理论，学校在发展学生各方面智能的同时，必须留意每一个学生可能只会在某一两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智能特别突出。而当学生未能在其他方面追上进度时，不要让学生因此而受到责罚，相反，应当尊重他们在个性和兴趣方面的突出发展——这就是人性化的教育，这就是多元智能教育。

美国老师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集中地体现在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课程表，一个学生一张表。如果全校有2 000个学生，就有2 000张课程表。这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全校2 000个初中学生，分三个年级，每年级10个班，一个班一张课程表，才30张！何况这30张课程表还是大同小异。

为什么他们会让学生一人一张课程表呢？因为每个学生的爱好不同、要求不同、智力不同，所以对课程的选择及时间的安排就不同。

美国的老师所在的教室是固定的，既是他们的授课室又是办公室。美国的学生和其同学都是流动的，每上一门新的课程便要去该任课老师所在的教室。

每年的3—4月是美国中学生决定下学年或下学期选课的季节。学生辅导员在老师的配合下将选课卡、学校的课程目录及其参考资料发到学生手中，学生根据教学大纲，自己选择毕业计划要求以及自己的兴趣课程。一般学校都设置有150 250门课程，每门课都附有简短的课程简介及要求，并有图示、数据、编号，方便学生查询、对照。每年的选课至关重要，选什么课、选何等程度的课、选多少课、每门课有什么要求等学生都要逐一认真考虑。因此学生都有充裕的时间来选择、决定。最终将自己和父母签字的选课卡上交辅导员，就O K了。每到新学期到来之前，每个学生都会得到一张各自不同的课程表。这每一张课程表中除了蕴含着教师们的辛勤和耐心外，还代表了每个学生的个性、爱好和追求。只有差异、只有分类，没有优劣、没有贵贱，互不相干、和而不同，在同一个校园里、教室里，让每一个学生都拥有自信、兴趣和快乐。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老师的几则案例。

美国老师案例

一个口吃孩子的奇迹

“密尔肯全美教育奖”获得者　韦德·怀特赫德

今天的教师从有关人脑功能和儿童发展的大量研究中受益匪浅。多亏了心理学、生物学和神经学方面学者的努力钻研，我们才能了解到孩子如何思考、学习和分享。儿童凭借其特有的优势、能力和经历来引导自身发展。著名的教育理论家霍华德·加德纳打破了智力水平只能用单一标准进行评估的观念。这种观点为现代教育工作者今后的工作铺平了道路，他认为每个孩子都会在某一方面表现出天赋，每个孩子都具备学习的能力。

因此，优秀的教师能够发掘出每个学生的天赋和能力。在最优秀的教师的课堂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观点，各种不同的经历，而这些在其他教师的课堂上可能永远也无法感受到。优秀的教师欣赏每个学生的特点，并能够从学生的区别中获得工作的动力。

肯定学生的能力，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能够对课堂教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几年前，我站在三年级的教室门口，迎接开学第一天来上学的孩子们。和预想的一样，罗伯特也来到了学校。但是在我这位新老师面前，他表现得迟疑不决。起初他彬彬有礼，沉默寡言，将两岁时落下的口吃毛病遮盖得严严实实。

罗伯特口吃的毛病在档案中有详细的记载。我和他的妈妈、病理医生，以及从前教过他的老师碰了面，以便了解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我还阅读了我能找到的所有的有关口吃的书籍和文章。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确信罗伯特的口吃已经成为他和周围人交流的障碍。情况稍好时，我和同学们还能听懂他的大概意思，而情况变得糟糕时，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开学两三个月后，我们班开始学习植物。首先学习了一些基本知识，包括植物的组成部分、作用和类型。掌握了这些基本常识后，我为每个学生设计了一项独立完成的植物实验。我希望学生获得新的、有趣的发现，并通过开展一项更有意义的实验扩展他们刚刚学习到的知识。

最终，我依据对每个学生的了解为每个人安排了一项任务。这么做花费了很多时间，因为我需要把学生的学习机会、性格特点、喜好以及学习方式结合起来。为大多数学生安排任务并不难。我让奥利弗研究植物的高度和质量的关系，因为他喜欢数学；塞文的任务是创作一本有关植物分类的漫画书，因为他擅长绘画。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每一个学生发挥自己的长处，增加对陌生领域的了解（在这里，指的是植物学领域）。

实验开始前的几天，我一直在研究口吃，希望帮助罗伯特圆满完成任务。我发现了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该研究认为，口吃的孩子在唱歌时不一定口吃，此外，口吃者在对动物讲话时通常不会口吃。所以，我在考虑为罗伯特安排什么样的植物实验任务时，决定验证一下这些假设。毕竟，口吃问题已经成了罗伯特的障碍，多年来一直阻碍他的学习上取得进步。我最终确定了罗伯特的植物实验任务。我让他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着植物唱歌，植物会不会生长得更好？”我把问题打印在纸上交给了罗伯特，然后走开了。带着问题，罗伯特很快就不见了。他把一盆植物搬到了走廊，在那儿开始了实验。我站在门边观察他，尽量不打扰他。刚开始他小声地对面前的花盆唱歌，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渐渐地，他稍稍提高了嗓门，现场作词，一定要让小小的种子听到他的声音。没有人注意到罗伯特的举动，其他学生都在认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实验一天天进行着，每天早上都是如此，一共持续了好几天。所有的学生，包括罗伯特在内都在用心地做着实验。他总是溜到空荡荡的走廊，手里拿着那盆植物，在那里为他的植物唱着小夜曲。第四天，奇迹出现了，我们每个人都惊呆了。

那天，我站在门口观察罗伯特，突然，我发现整个教室安静下来（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学生们都停下了手中的实验，认真聆听起来。罗伯特正在走廊里对着植物唱歌，浑然不知（或许也不关心）大家在听。他唱啊唱，唱得那么动听，每个字的发音都格外清晰，而且没有出现过一次口吃。

我不知道我的教室从前是否像那天一样安静过，安静得让我和学生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罗伯特的口吃障碍终于消除了，现在他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罗伯特运用自己对科学的热爱解决了口吃问题。他特有的能力和兴趣呈现了出来，而这一切都源于一项简单的课堂作业。

我从未发现哪一条联邦规定要求教师关注学生的喜好、经历和优点。多亏了罗伯特，我认识到了这一点，再也不需要什么规定了。

从以上这个教育案例，我们了解到了这样的事实：韦德·怀特赫德老师是“依据对每个学生的了解为每个人安排了一项任务”。他让奥利弗研究植物的高度和质量的关系——因为他喜欢数学；他让塞文创作一本有关植物分类的漫画书——因为他擅长绘画。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每一个学生发挥自己的长处，增加对陌生领域的了解。而为了罗伯特，他一直在研究口吃，希望帮助罗伯特圆满完成任务。他在研究中发现了一项非常有趣的现象——口吃的孩子在唱歌时不一定口吃，此外，口吃者在对动物讲话时通常不会口吃。所以他便为罗伯特安排了面对植物唱歌或说话的实验。罗伯特成功了，他运用自己对科学的热爱解决了口吃问题，从而为他的特长的发挥铺平了道路。

这就是作为一个老师的良好天职：为每一个富有个性的孩子开辟成功的道路。

分享尼尔的才华

美国弗吉尼亚州优秀教师　达林·库图弗斯

在走向成功的途中，我还遇到了另一位“老师”——尼尔。尼尔是我教的三年级学生。担任一年级教学若干年后，我开始教三年级。尼尔是那种开学两个月后很多老师都认为“平庸”的学生。他的成绩平平——没有取得过高分，也没有哪门功课不及格。他寡言少语，不积极参加活动，阅读速度偏慢。平平的学习成绩使他从未引起过别人的注意。他不会（或许是不想）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就像黑夜里无形的幽灵。

然而，在我布置了一项有关华盛顿特区的作业后，尼尔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那年，我们的课程中包含了一个以首都城市为主题的单元，学生需要了解华盛顿特区的历史和纪念碑。在我的班里，我让每个学生选择一个纪念碑或纪念馆进行研究，把它画下来，记录下来，然后把描述录在录像带上，创建一份班级胶片。录像带转动着，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朗读认真准备的稿子。华盛顿纪念碑、杰弗逊纪念馆、白宫……一座座历史建筑在教室里变得栩栩如生。接下来该轮到尼尔了，他要求描述林肯纪念馆。尼尔站到麦克风前，两手空空，没带稿子。我走过去正要按暂停键让他解释一下，他已经开始讲述了：纪念馆的历史，林肯的一生，还有内战。最后，尼尔还一字不差地背诵了葛底斯堡演说。我和其他学生出神地聆听着这个平日里被看做缺乏学习动力、平庸无为的孩子的讲解。我听得太投入了，没有注意到想要按下暂停键的手一直悬在录像机上。这个学生为我们（包括我这个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在内）讲解了林肯和内战的一切。尼尔的演讲结束了，教室里一片寂静，而后响起了掌声。现场所有人都在感叹尼尔的才华。

原来，尼尔是个“内战迷”。对内战历史的热爱促使他了解了有关内战时期的方方面面。接下来的日子里，尼尔成了我们的“内战专家”。同学们越来越崇拜他，他也变得越来越自信。阅读内战主题的书籍使尼尔成了明星。学年结束时，尼尔成为了优等生，还得到了“历史学家”的特殊称号。我也从中获得了另一条宝贵的教学经验——了解你的学生。如果我没有偶然发现尼尔出色的才能，并借机培养他的自信，促进他的学习，那么尼尔可能永远也不会和大家分享他的才华，得到同学的尊敬，发挥自己的潜能。但是，我仍在想，“从前我错过了多少个‘尼尔’”？

一个寡言少语、成绩平平，在人们的视线中像黑夜中无形的幽灵一样的尼尔，却得了“历史学家”的特殊称号，这只有在多元智能教育的氛围中才能显现出来。否则正如达林老师所说的那样，我们将错过多少个“尼尔”？

孩子就像玫瑰花蕾，有不同的花期

美国2003年“全国年度教师”　贝特西·罗吉斯

贝特西·罗吉斯

所有的孩子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进度学习。作为教师，我的职责就是为每一个儿童找到掌握必学技能的最好方法和资料，同时帮助他们完成社会性发展与情感发展。用我小学一年级教师的话说就是：“孩子就像玫瑰花蕾，有不同的花期。最后开的花，与最早开的花一样美丽。”

我认同存在主义的观点，把学习者视为独一无二的、由理智与情感构成的、承担自由选择责任的人。我对教师职责的描述是现实主义与存在主义的结合物，它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班级手册上有我的教学哲学，我已与学生分享了18年，每当我读到它，我都意识到，现实远比这些文字复杂。

我的教室门上贴有一首诗，这首诗最能体现我的哲学精髓与课堂气氛。它是这样开头的：“你正在进入儿童世界……”我相信，儿童需要在一个安全的、充满关爱的且激发思维的环境中，在一个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的教师的带领下，进行学习。我坚信，为了学习的发生，教师必须以关爱、积极的态度接纳学生的全部；我坚信，教室的环境应该营造出这样的氛围：它为孩子提供有助于他们全面发展的经验；我还坚信，教师必须认识到每个孩子的发展步调都不相同。

如果有其他教师说，“我教了他们，他们就是不会”，我会感到很气恼。教师的职责是找出为什么“他们不会”。我尽可能地使用各种办法，确保我的学生“会了”。在我作为一名教师的成长过程中，我努力去验证自己在课堂上使用的教学手段。我不再满足于“怎样做”，我还想知道“为什么”。我上的课因为考虑到了学生的差异性，所以每个孩子都体验了成功。

作为一名专业教师，我认为我应该不断追求教学技能的提高，知晓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我所在领域的发展趋势，为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榜样。我认为，我应该在任何时候对我的同事、学生及家长表示敬意。我寻找能够让我与同事、家长合作的各种机会，促使我们的学校成为大家的共同事业。

我们国家的育人理念，特别是“十七大”提出的“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以及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这些教育精神，是无可非议的。关键是我们的执行者、验收者是在用什么标准量化？

“育人为本”即是要以人为本，尊重个性，我们的教材、课程、科目、课时在学校中有尊重学生个性的设置吗？

“德育为先”，德育的具体评价标准是什么？没有量化标准，只有老师的印象标准，同时并未纳入中考、高考的审核内容，更别说首要内容。美国的学校有学生德育的考核记录，每当学生做完义工、公益活动和其他自发的社会服务后，都要记录在册，作为这个学生的品质档案，跟随他一生。

“智”的考核，也就是中考或高考的那几张统一试卷——它能代表“智”吗？

“体”呢，有什么标准？任何一个学生只要考分达到学校招生线，无论健康状况如何，基本上都能入学。

“美”就更别说了。我们的一般校园中有多少艺术的硬件设置和氛围？

简而言之，我们现实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硬软件都还没有创造出能培养“多元智能”学生的环境和条件。

中国中小学教育的12年，归根结底的最后验收标准是——高考那几张考卷；而最终获得的评价标准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大学与其说是在教书育人，毋宁说是在为每一个学生定做一双职业（就业）鞋子。学校的名声不同，则是这“鞋子”的料子和装饰不同而已。国家、公司、企事业单位的招聘只认定这双鞋子——不穿这鞋子不行，自制鞋子也不行（除非洋鞋子）。然而这双鞋子却只有一个码子（或者叫“国标”），无论学生是大脚小脚、肥脚瘦脚、男脚女脚最终都得穿这双鞋子。烦也罢，愁也罢，疼也罢，哭也罢。久了，麻木了，变形了，适应了——最终他们的脚连同他们的思维都变成了“三寸金莲”。

反思我们的故事

笔者非常理解我们的教师在当今的教育状态下，在当今高考的唯分数评价体制下，要培养多元智能学生的难度和苦衷。下面是吴寿锦、黄馨慧两位老师写的教学案例，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在当今“多元智能”教育的世界潮流下我国老师的无奈和感悟。

为分数活着是可悲的

吴寿锦

当往事随着时间慢慢沉淀，真情便浮出记忆的水面，看着现在班上陆昌吉同学上课呆若木鸡的痛苦样，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种忏悔而又激动的情感。

5年前，在我任村完小五年级班主任时，班上的范吉昌同学让我的教育观念有了刺心般的转变。今天再次看到这相似的名字，无论如何也压不住思绪的翻腾。

当我这个被教师们尊为“评比榜首”，被群众誉为“很会教书”的老师，从学区的“边疆”调入“沿海”的完小时，校长满怀深情地说：“吴老师，你抓学生的成绩有经验，很差的班级经你的努力都会在评比时居前几名，我们学校这些五年级学生在上学期期末考试的分数评比是倒数第三名，拉了学校的总评，渴望你有回天之力！”我放下行李，还未来得及整理就思考着校长话里的分量，在“学生评比成绩是学校的生命线”的重要指示下，学生分数的分量可想而知，而且校长是把我当“人才”引进的。

带着校长“分数的希望”，我像往常一样工作。在班会课上，在个别交谈时、在家访时，都以“学生学习成绩评比分数”的高标准要求学生。我为把这“差班”转化成“好班”而绞尽脑汁，单元考试分数张榜公布，给学生规定下次分数应达到多少。为了“分数”，学校老师的办法也无穷无尽，加班、出题考试，我连星期日也搭上了。师生都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语文的“情节分析”面面俱到，学生学习味同嚼蜡。范吉昌同学在双休日就是不到校上课，他的成绩可是班上最差的，语文第一单元测试只考了38分，数学老师也抱怨吉昌数学差。我找他谈心，他总不屑一顾地说：“老师，我就是学不会，我与分数无缘，不要逼我了。”听到这话，我与科任教师都伤心地摇头。

也正是忘不了“分数的重任”，我和科任老师不顾学生的身心，“逼”“挤”“压”，最终撵走了范吉昌。临走时他丢下让我深省的一句话：“老师，你什么都与考试分数挂钩，为分数活着是可悲的。”哦，一个小学还没有毕业的“学”生，竟能道出这句话？认真想来并不奇怪，这正是一个受分数残害的学生的肺腑之言。

吉昌走了，他带着对我的尊敬、对分数的鄙视走了，走进县城他叔叔开得十分红火的“汽车修配店”。遗憾的是我那年并未实现校长的希望，期末评比我班学生的语文成绩也只居中上水平的第12名。

我思考，我忏悔，这些年除了为攀上分数评比榜的高位而逼着学生学习，除了以“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思想去教育学生取得好分数外，又做了些什么呢？吉昌没有毕业就走向社会，如今他虽然是个有几十万家产的师傅，但他毕竟只有小学学历。我“很会教书”，但也不过是被分数所奴役的老师。从学生敬畏的目光背后，我感到自己的心被一团雾笼罩着。

受到吉昌那“为分数活着是可悲的”话的刺激，我醒悟了，毅然决然地投身于“用特长悟学语文”的教学辅导探索中。通过这种教育，学生着魔似的爱读语文，爱用语文。虽然在评比时我的学生成绩并没有居于榜首，可我心安理得。现在有个同学叫陆昌吉，是“音乐特长生”，语文成绩虽然不够理想，但我却懂得了让他尽其所能地去热爱自己有兴趣的事，让他愉快地活在“天生我才必有用”中。联欢会上他那动人的歌声化做长长的缱绻，飘进我那花开花落的如烟往事，带走心灵中回眸顾盼的离离情愁……

一个学生切身体验后的朴素话语，洗醒了我陈旧的教育大脑，洗亮了我的教育生涯，我将永远珍藏着这句话——“为分数活着是可悲的”。

范吉昌同学是老师用学习的压力和考分的“耻辱”把他逼出学校的，他小学尚未毕业，这对一个仅12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件多么难过和残忍的事！或许他不是考试型的学生，但这并不应该影响他的尊严、他的自信。而我们的老师却用考分这个唯一的标准把他“扼杀”了。范吉昌进入了社会，他用自己的生活智慧和技能，在短短的时间里走向了小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如果我们的老师能够用“多元智能”的思维去看待他，让他按兴趣多学一些知识，或许他的路会走得更远。

错位的教育

黄馨慧

离开半年了，我的潜意识里仍藏着一张脸庞，那是一张粉嘟嘟的圆脸，使人仿佛置身于宽厚柔软的席梦思上，这或许就是我极度喜欢学生小羽的原因。

课堂上的他属于“不定时炸弹”式人物，偶现的“灵光”会让他无法自持地做出诸如拿走同桌的本子、拆卸实验工具等非常规举动。这些都令班上的其他同学咬牙切齿，任课老师头疼不已，当然也包括我这个科学课老师。

老实说，在科学课堂上，像小羽这样的孩子每班都有，所以，我并不厌烦小羽。可每当我面对一张张被泼洒的药剂腐蚀得斑驳的桌面，一盒盒残缺破损的镜片、器皿时，我竟然害怕起这群孩子，心中不断质疑科学与童真之间是否有道叫“严谨”的鸿沟无法逾越。跨越这鸿沟或许只有一个条件——时间，于是我在犹豫和徘徊中，逐渐关上了科学实验室的门。

上个学期，我走进各班的教室，换了个方式教科学。学习大气压知识时，就用板书套个物理公式；认识光的色彩时，就借用水彩笔作画演示。这些都是教初中孩子的常用做法，我以为这样的拔高能勾引起大部分孩子的兴趣，尤其是知识面比较开阔的孩子，当然在我的心中也包括小羽。但一个月下来，他的反应却令我尴尬。

确实，他不再过分活跃了，相反地，还异常安静，但不是听课，而是一个人沉静在课外书的世界里。他偶尔的举手也是为了争取有上讲台动手触摸实验器具的机会，体验完毕，又重回他自己的世界。更令我困惑的是，无论我怎样和他拉家常，他都说不讨厌科学课，不讨厌我，可是每节课，他还是看自己的书。

我只好想，或许他成长了，所以安静了。同时，他在科学课上的安静更加令我喜欢他，甚至是溺爱。曾经几次在课堂上，他看课外书的行为被同学告发。作为教师，本应按规矩暂时没收书籍，可为了息事宁人，我并没有这么做，只是带有解释意味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你看的是关于科学方面的书，请课外阅读。”可当时入了迷的他，思维就像脱了缰绳的马儿，岂是一句话就能收回的？就这样，那些书一直安全地伴随着他，为此，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学期末，学生调查问卷结果下来，班上的孩子给了我这样的意见：老师不公平！教书育人一直问心无愧的我，何来不公平？难道是因为袒护小羽么？要知道他比从前乖多了！我的心一阵酸楚。

反反复复叩问内心，迷迷茫茫不知所措。学期即将结束的那周，小羽几次徘徊在我办公室门外，直到有天只有我一个人在的时候，他才肯听招呼进来，其目的也令我惊奇，他想把玩把玩同学们的期末作品。我同意了，他欣喜地边看边摸边嘀咕：“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重回实验室啊？”当时，愣了一下的我爆发了，反问：“你都不爱听课，还想回去上？”是啊，我绞尽脑汁地让孩子们接受严谨的科学课，结果却得到了这样的评价，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其实，我不讨厌科学课，就是想回去上课才有意思。”小羽补充说。

“回去后，你上课还会看课外书么？”我问。

“当然不会啦！”他答。

此时此刻，我明白了，不管多么费心的“严谨科学”教育，也不过是构建在课堂时空上的海市蜃楼，动手实验才是他们兴趣的源泉，而我却一厢情愿地关闭了实验室的门！任何时候，都应该向孩子们敞开一扇本应该属于他们的门，让他们尽情徜徉于实践的海洋里。

学期结束，工作调动，我把钥匙交给了接任的老师，告诉她：“尽量带孩子们来，他们喜欢。”

一种升华的教育感悟久久回荡在我的心底。

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要尊重个性。一个喜爱做试验的学生即使性格调皮、即使把地方弄脏了，我们也不应该丧失对他的鼓励和欣赏。可我们的老师除了批评，竟然还关闭了实验室，做出了“因噎废食”的愚蠢行动。难得这位老师后来的顿悟，否则又会有一个热爱科学的学生给埋没了。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郑渊洁父子俩拥有的截然不同的两个老师的故事。

郑渊洁上小学时成绩不好，拿他自己的话说，“是个差生”。而有幸走上创作之路却是因为得到了一个对“差生”心怀包容的老师的鼓励，直到现在，他还心存感激。他就读的学校叫马甸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叫学生们写一篇《长大了想做什么》的作文。同学们大都写了长大了要当科学家、艺术家、作家的愿望，而唯独郑渊洁写的是长大了当淘粪工，还把当时全国淘粪英雄时传祥作为偶像。他担心老师会说他是在捣乱，但没想到的是，这位老师竟把郑渊洁的文章推荐到校刊上刊登出来。这不仅让郑渊洁心里一亮，还让他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得到了食品犒劳。从那一刻起，自信便开始闪耀在这个“差生”的身上。如果单凭学习考分来衡量郑渊洁，那么他永远是一个“低下”人物。是他语文教师的教育和智慧改变、成就了他。从此，郑渊洁再不愿意受学校考分的束缚，从小学三年级起便走上了写作道路。1977年他开始以写作作为谋生手段，1985年创刊《童话大王》半月刊，担当唯一撰稿人。23年来，《童话大王》总印数逾亿册，创造了一个人写一本月刊的世界纪录；作品字数达2 000万。其中创作的《皮皮鲁总动员》，从2006年至今已销售出1 100万本。2008年，联合国为表彰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突出成就，向郑渊洁颁发“国际版权创意金奖”，成为中国作家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郑渊洁用他的经历和成功告诉我们，考分绝不是决定一个人成败的标志。在郑渊洁的眼里，学习中根本就不存在“差生”的概念，他觉得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天才，每个孩子都有潜能成为天才，之所以结果不同，是因为后天的发现和培养不同。他坚持的教育观念是“差生不差”。他说，现实所谓的“差生”，是差老师和差家长联手缔造的。

他的儿子郑亚旗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写老师的命题作文《我最难忘的一件事》，小亚旗愁眉苦脸，写不出来，于是郑渊洁帮儿子动了笔。本以为会得表扬，结果，老师却给打了个大红叉——不及格，命令亚旗重写。郑渊洁一气之下，便让家里的小保姆写了一篇，再交上去，竟然成了范文——因她写的是一件好人好事。亚旗的这种待遇顿时让他想起了当年自己的遭遇——老师出了个作文题《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他改写成《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老师认定他脑子有毛病。

郑亚旗当时就读于北京一所有名的重点小学。他的老师为了让孩子们考高分，年年期末考试都给学生们漏题。最后那次考试，郑渊洁父子决定出口气，故意只考了一个62分，拖了全班的平均分，使他的老师没能当上先进。考完试的第二天，郑渊洁带着怨恨、冒着风险，让儿子退学了。

他决心亲自为儿子编一份教材。经过苦心钻研，写出三四百万字，其中分为道德篇、创新和怀疑篇、哲学篇、法制篇等。在郑渊洁的培养下，郑亚旗11岁介入网络世界；17岁为父亲建立郑氏官方网站；18—21岁，以一个仅有小学学历而又具备非凡才智的青年被北京某报社聘为技术部主任；22岁（2005年）创办《皮皮鲁》杂志，现任《皮皮鲁》杂志主编；2007年创办皮皮鲁讲堂，成为当今中国童话界冉冉升起的新星。

尊重个性，鼓励学生发挥所长的老师，让郑渊洁走上了成功之路。

而扼杀个性，因循守旧的老师，几乎让郑亚旗与成功失之交臂。

——这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待“多元智能”思维的不同态度而获得的不同效果。

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种鲜花打扮不出春天的美丽，千姿百态的人世需要千姿百态的人生。

亚里士多德说：“最不堪忍受的不平等是硬要把不同的学生同等对待。”

我们这个世界既需要清华、北大的高考状元，也需要闪耀街头的旭日阳刚；既需要钱学森、袁隆平，也需要宋祖英、邓亚萍；既需要雷锋、焦裕禄，也需要成龙、周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