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真理被送上政治祭坛

科学真理被送上政治祭坛_科学史上的惨痛教

科学真理被送上政治祭坛

在苏维埃的历史上，1937年不仅是流血的一年，而且也是不断宣誓效忠的一年。

年初，在中央和各共和国报纸上，出现了一封题为《我们要求无情镇压我们伟大祖国的卑鄙叛徒》的信。信中并没有列举什么事实，而是充满了威胁和怒骂。这些语言在那个时代是丝毫不会使人感到惊奇的，甚至并不能引起人的什么兴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的作者们都是伟大的卓有成就的化学家、作物栽培学家、地质学家、生理学家、数学家等等。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消灭、粉碎、踏烂祖国的叛徒，人民的叛徒。这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言。

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排在作者的第三位。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此时，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已经有人把他作为“人民的敌人”的活靶子，列上了共和国的黑名单，开始了调查、诬蔑、陷害地漫长历程。

李森科当然一直是斯大林的宠儿，尽管他的理论和试验并没有给苏维埃带来任何好处。“春化法”已经没有人再提起了，李森科的“新发现”在理论和实践上遭到双重的失败。那么，那什么原因使人们没有能够揭露他，批评他对生物遗传学的践踏呢？

李森科崭新的想法一个接一个，源源不断地涌现着，而且这位专权的农艺师表面上的所作所为总是和时代的真实需要相吻合。李森科的目光不是专注于科学和苏维埃农业的发展，他的眼睛一直盯在斯大林身上，他知道怎样讨得最高领导人的欢心和赏识。

李森科给集体农庄庄员从事品种内杂交提供了80万把镊子，这是何等的规模！他的“伟大气魄和勇气”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各种发言、讲话、争论中，李森科总是牢牢地抓住马克思、恩格斯，并且首先是斯大林的语录。李讲话前，总要为苏维埃政权、为苏联的科学、苏联的“米秋林达尔文学说”举杯祝贺！还要向各族人民的“父亲”斯大林同志鞠躬致敬！

李森科的论点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而且极出色地宣传了斯大林需要的那种哲学体系。

李森科是聪明的，他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斯大林不断地把表明自己好意的标志给了李森科：为他颁发各种奖章，选举他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甚至从1935年起，如果这位“人民的学者”不到会提一点儿主要的建议，那么，任何一次全苏农业会议也开不了。李森科，斯大林的宠儿，成了一个批语不得的人。农艺师身上旧日的谦恭已经没有一丝痕迹了，追随他的人像苍蝇一样嗡嗡地谄媚、逢迎。科学、真理被踩在了政治和权力的脚下。

就在李森科春风得意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在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的第六次会议上，终于有一些正直的学者按捺不住，大胆地向李森科的“理论”发难了。著名的育种专家康斯坦丁诺夫院士、利西岑院士等人第一次公开宣布李森科的花花点子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利西岑院士给大家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古罗马时候，有一位航海家在上路前决定给神供献祭品，以保佑他平安归业。他走了好多个庙宇，各个庙都说自己的神是很灵验的，只要供奉了祭品就能得到保佑，而且都拿出了供献者和得到拯救者的名单。航海家想了想，对祭司说：“那些作了供献没有得到拯的名单在哪里？我想把不同的神的仁慈做个比较。”故事讲完了，利西岑院士非常严肃地说：“我想请教李森科一个问题，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对于春化法所带的损失，您能做出什么样的解释呢？”

康斯坦丁诺夫院士更是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认真采取这样的农业措施，那么对农业来说无疑就是一种自杀。无知有两种：一种是没有文化，它先于科学，而另一种是妄自尊大，它后于科学。”

美国学者米勒的发言更为精彩：“如果我们的杰出的实践家们，都赞成那些对每一个稍知遗传学的人来说，明显是荒谬的理论和意见，就像李森科院长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不久前提出的那些论点的话，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就将类似于要在巫术和医学、占星术和天文学、炼金术和化学之间作出选择！”

气氛热烈的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瓦维洛夫非常反对这种辩论的方式。科学大会只能讨论科学问题，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转向个人。所以，他的发言使朋友和敌人都感到极其不满。两边的人有一个相同的感觉：瓦维洛夫院士的长篇大论似乎是在为自己辩护。

当然，利西岑等人的批语丝毫损害不了李森科。这位农艺师正处于荣誉和权力的顶峰。科利佐夫院士被迫害致死，米勒被迫离开苏联，迈斯特院士在1938年被枪决了。敢于怀疑和否定李森科的学者一个接一个被捕，遭到枪杀。瓦维洛夫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不仅作为一个人，而且作为一个学者（瓦维洛夫更看重后者），他受到了无情的欺骗和嘲弄。瓦维洛夫再也不愿意提起李森科，尽管他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愤怒，他最终为自己选择了沉默。

李森科可不想轻易地放过这个曾经竭尽全力扶植自己的老师，同时也是自己理论上最大最危险的对手、“敌人”。他知道，要想让瓦维洛夫永远保持“沉默”并不是一件容易，就生物学问题进行科学论争也许是消灭第一号农学家的最好方式。

于是，一场倾斜的，背后隐藏着极大阴谋、打着科学的幌子的论争开始了。

论争组织者的观点并不局限于有关遗传特征的传递这一纯科学问题。他们所坚持的论点是：瓦维洛夫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持有陈旧的、过时的观点，是个不值得信任的人。

接着，他们把一连串阶级标签贴到了瓦维洛夫的头上：孟德尔分子，摩尔根分子，反米秋林分子，反达尔文主义者。他们毫不客气地宣称：

瓦维洛夫是孟德尔神父（宗教活动家！死后受到德国纳粹分子大力推崇）学说的卫道士。

瓦维洛夫和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在思想上同流合污。

再者，瓦维洛夫是所有人都尊敬的，创造了350个珍贵品种的苏联果树栽培生物学家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米秋林的对头；

……

李森科宣布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是“孟德尔学说”的中心，并补充说：“我根本不认为形式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是科学。”

人们从这场论争的表面很容易得出自己的结论：瓦维洛夫和他所领导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都是些科学上的大骗子，他们冒充学者，是事实上不存在的伪造出来的科学的代理人。各种媒介、报纸、杂志、会议都在给这场争论加温。

事实上，在各种会议中发言的往往是李森科一派的人。他们大量使用一些令人极为厌恶的形容词和外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他们那些庸俗无聊的话。瓦维洛夫和他的朋友们感觉到了一种生理上的恶心，但仍然尽量容忍着，因为他们有很多重要的、实实在在的事要做。

1937年5月8日，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召开工会会议。农学家库普里亚诺夫激烈地说：“你们害怕批评，怕得要死，批评使你们如坐针毡。瓦维洛夫的理论是有害的，要用铬铁把它消灭殆尽。因为工人阶级也能实现自己的任务，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需要的是像李林科那样工作，而不是像瓦维洛夫那样工作。”研究生东斯科伊紧接着说：“李森科直率地宣称：不是我就是瓦维洛夫。我认为他说得清楚明确，很有见地。以实验科学的成就来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时期已经到来，由此出现了尖锐的斗争和必须对瓦维洛夫学派采取敌对态度。”

瓦维洛夫被迫一连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听着这样的教训，而且还要回答各种古怪、愚蠢的问题。有时候，瓦维洛夫满头大汗地爬上讲台，同时简短得令人摸不着头脑地，以愤懑的声音说出反对的意见，但他仍然是真诚的力图说服批判他的人：“我认真地读过达尔文的学说，我认为自己能够理解他的理论，我希望你们能静下心来，认真地思考一下……”每次不等他说完，台下已经响起了一片嘲弄的喊叫声。瓦维洛夫尴尬而且难堪地站在台上不知所措。

普列津特和他的帮手们走得更远。他们“论证”了瓦维洛夫的“亲缘种原理”不仅是资产阶级科学的产物，而且是法西斯种族主义的“残酷法律”的科学基础。

在自己的答复和反驳中，瓦维洛夫的都是有争议的科学问题，仅此而已。“诽谤和告密”的杀伤武器不属于他。而且，他还努力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指控和诬告中，继续不懈地寻找某种理性的内容。他常常对自己的助手和朋友说：“我们的确应该利用批评来重新检查我们的科学知识，从中清除掉错误。吹毛求疵的人们在工作进程中将会看到自己的错误，并最终走上实验和可靠事实的道路上来。”

可是，与瓦维洛夫的愿望恰恰相反，李森科发言中的武断结论越来越多了，没有一句诚实的话。瓦维洛夫对此非常惊讶，在一次听了李森科毫无根据和充满空洞许诺的报告后，瓦维洛夫忍不住低声感叹说：“这里还有什么科学可言，简直是一种宗教。”

李森科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刺激、挖苦和申斥瓦维洛夫。有一次，瓦维洛夫在报告自己研究所的工作计划时，谈到创造小麦的免疫品种，谈到在研究所里培育的土豆抗瘤品种以及必须着手杂交玉米的工作。像往常一样，瓦维洛夫并不认为需要把缺点隐瞒起来。他在报告中谈到生物化学实验室的工作时，遗憾地承认：生物化学家尚未学会按蛋白质来判明品种的差异。他说：

“我们至今还不能按蛋白质来区分小扁豆和蝶豆，这还需要很多人不断地去努力。”

“我想，每一个能用舌头的人都会区分小扁豆和豌豆，大家说是吧！”李森科从座位上站起来，面对着众人大声地说。

有的人笑了，也有的人跟着点头附和。

“可是，我们还不能用化学方法来区分它们。”瓦维洛夫固执地说。

“如果能用舌头来品尝，我们为什么要用化学方法来区分？”李森科笑得更放肆了。

瓦维洛夫气得舌头打结，他再也不愿意和李森科继续这种无聊的对话了。

还有一次，在全苏农科院主席团会议上，瓦维洛夫建议用他在地中海地区找到的，不生锈病的燕麦“拜占庭号”来进行杂交。为了让事情尽快付诸实践，尼古拉·伊万诺难奇当即从口袋里取出一包种子，把它交给了秘书。同时说明，包上的字是用拉丁文写的。

“为什么要用拉丁文写？”李森科马上站起来发问。

“因为植物科学是一门国际性科学，所以拉丁文是最方便的用语。”瓦维洛夫耐心地解释着。

“不对，你是为了让人民看不懂。”李森科恨恨地说。

“人民看不懂的东西，那就不应当去研究。”普列津特马上随声附和。

瓦维洛夫努力地克制着自己，他的脸涨得通红。可是他没有反唇相讥，即使他明知在座的科学家中也许只有这两个人看不懂外文。这就是瓦维洛夫的性格。他对自己的朋友说：“我不愿意和普列津特这样的人争吵，况且他们人多势众，他们知道的愈少，就嚷得愈凶。”

李森科这样做不仅仅是要毁掉瓦维洛夫，他还要无情地毁掉瓦维洛夫一手建设起来的、视若生命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

1940年春天，在莫斯科农业展览会上，李森科的一位密友不无挖苦地对瓦维洛夫说：

“怎么啦，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听说您已经把18人送上了断头台……”

“不，这怎么可能呢？我完全不了解！”

“您不了解吗？可是大家都清楚得很，所长不同意，是不能随便逮捕任何人的。”

“显然，人们并不总是清楚，我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瓦维洛夫怒火中烧，失去战友的悲痛，对手的卑鄙无耻一瞬间击毁了他，他紧咬着牙齿，眼皮也没有抬一下，默默地走开了。

李森科的这位朋友没有算错，从1934年12月，基洛夫之死到1940年的春天，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已有18位生物学家被捕了。瓦维洛夫感到震惊，他在这几年中，不断地写信给各级机构，可是没有一个人得到拯救。

李森科用威胁利诱两种方式拉拢了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一些人，然后他命令撤销研究所的出版社，取消试验站，清除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瓦维洛夫感到孤独。

李森科的声望愈高，克里坶林宫对瓦维洛夫的评价愈低。斯大林建议瓦维洛夫：“不要再关在研究所搞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去向田野里工作着的李森科学习吧！”

瓦维洛夫无法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了。有一次，他在谈话中偶然提到“在人工条件下繁育野生动物。”有的人马上大做文章：“想驯化狐狸，真是异想天开！”一些报纸随后把瓦维洛夫骂了个狗血喷头。

瓦维洛夫最大的不幸就是他始终没有真正领悟到这场论争背后隐藏的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就算瓦维洛夫从一开始就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和真相，他就能够逃脱最终的结局了吗？

从1940年春天起，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就制定了去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进行考察的计划。但是，农业人民委员部犹豫了很久，因为有人顽强地反对任命瓦维洛夫这位失宠的院士担任考察队长。命令直到7月23日才签署，这一天，瓦维洛夫匆匆地赶到莫斯科。早在这之前，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选好了一组研究人员；考虑好了考察路线；还有整整一箱子从科学院图书馆借来的书：都是关于西部地区的农业、植物分布，土壤甚至气候的。

临出发前的一天，瓦维洛夫对考察队员说：“朋友们，一桩极其重要的事情委托给我们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好。我们将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来工作了，我们要扩大细胞学研究室，美国人都会羡慕我们的！”瓦维洛夫的眼里闪烁着动人的光彩。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极不愉快的“生物学论争”，还有那些卑鄙的告密，下流无耻的迫害，这一切的一切都消释在他的愉快心情之中了。他对未来又一次充满了乐观的希望。

预定7月25日晚上离开莫斯科去基辅。瓦维洛夫不停地忙这儿忙那儿，他的脸上满漾着春天般的温暖和喜悦，在他心中，即将开始的这次旅行将成为他事业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他有什么理由不高兴，有什么理由不陶醉于美好的憧憬之中呢？可是，这种情绪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两个小时过后，李森科要求瓦维洛夫立即去见他。

两个人的谈话一开始就触及遗传学博士的论文答辩一事。李森科坚决地说：

“这是毫无意义的，瓦维洛夫同志，我不同意进行答辩。”

“可是，您总得说明一下理由吧？”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毫无意义的，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李森科的态度非常尖刻，声调也逐渐升高了。

瓦维洛夫进门前的喜悦心情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对李森科这种随意亵渎科学的行为实在无法容忍了，两个人的争吵越来越激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瓦维洛夫不想再继续这场毫无意义、毫无结果的争论，他“唿”地一下站起来，愤怒地说：“由于您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国家蒙受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很多国家已经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把你当成一位学者，这真是我一生的耻辱！”说完，“砰”的一声推开门，从办公室里跑了出来。站在门外，听到了这场争吵全过程的一个研究人员小声地自言自语着：瞧吧，瓦维洛夫这回可真要倒霉了，看着吧，过不了多久，就得把他抓起来。

傍晚，天空阴沉沉的，人们的心情很压抑。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到瓦维洛夫家中为他送行。

瓦维洛夫坐在椅子里，心情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他的脸色有些苍白，目光闪烁不定，显然已经疲倦到了极点。人们问起他与李森科院士的冲突，瓦维洛夫只是简短地说了句：“我把一切都对他说了。”然后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下，屋子里顿时陷入一种沉闷的寂静之中。

天渐渐黑下来了，屋子里没有点灯。瓦维洛夫对副所长交代完近期的工作后，劝他们早点儿回去休息，不要耽误了明天的工作。几个人告别时，瓦维洛夫努力地微笑了一下，但是，人们看得出来，他笑得很勉强，而且双眼黯然无光，整个人被痛苦的思考折磨得心神不宁。几个人走出去以后，门关上了，一屋子的黑暗逐渐湮没了孤独的瓦维洛夫。

但是，7月26日，基辅车站上迎接瓦维洛夫的人们见到的仍然是身材挺拔，前额宽阔，一双眼睛清澈如水、精力充沛的学者风采。接下来的活动极其紧张，日程安排得满满的，瓦维洛夫超负荷地工作着。

离开莫斯科已经两个星期了。8月6日，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研究人员盼来了3辆汽车去山区考察。到达目的地后，人们开始分头行动。一整天很快在忙碌中过去了，当研究人员返回住地时，门口一个上了年纪的工友拦住了他们，匆匆忙忙地告诉他们：“瓦维洛夫教授回来时，正好有另一辆黑色小汽车开过来，车上的人要求他跟他们去和莫斯科紧急通话，请我转告其他同志，他很快就回来。”

夜是寂静的，洁白的月光洒在地上，像一层寒霜。研究所的巴赫捷耶夫一边整理着瓦维洛夫采集到的珍贵的禾本科植物，一边想着白天发生的事。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巴赫捷耶夫先是一愣，然后马上起身去开门。门开了，闯进来两个年轻人，大声地问：

“谁是列赫·诺维奇？”

“我就是。”瓦季姆·斯捷潘诺维奇答应一声走了过来。其中的一个年轻人拿出一张不大的纸片交给他，上面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粗大的笔迹：

“亲爱的瓦季姆·斯捷潘诺维奇！由于我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请把我的东西交给来人。1940年8月6日23时15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

旁边的另一个年轻人看他读完了纸条上的内容，又紧接着补充了一句：“瓦维洛夫教授已经在机场的飞机旁了，请你们抓紧时间赶快收拾。”

巴赫捷耶夫和瓦季姆匆匆地整理着瓦维洛夫的东西，但是考虑到他或许很快就会回来，所以只拿了一些主要的，两个年轻人见了，极不耐烦地催促着：“快点！什么都不要留下，全部带走，一张纸片也不要留！”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心里打了无数个问号。

东西全部整理好了，抬出来放到黑色的小汽车上。巴赫捷耶夫和瓦季姆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两个人中的一个去见一下瓦维洛夫，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当巴赫捷耶夫要坐到汽车后座上时，里面原有的一个人突然粗鲁甚至有点儿恶狠狠地问：

“您真的要去？”

“当然，至少我们应该有个人去看一下。”巴赫捷耶夫说着拉开了车门，他刚把腿放进车里，里面的那个人突然抬起脚，一脚把他踢倒在地上，随后传来了对司机的尖声命令：“开车！”车门也在叫嚷中“砰”地一下关上了了，黑色的小汽车随即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研究所的人们如五雷轰顶般呆立在沁凉的夜风中。直到此时，人们才突然意识到：瓦维洛夫所长遭到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