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与金融

反贪与金融

贪腐金融学被误解，反贪也是反通胀

（2014年5月19日）

自“能源局正处级副司长家中搜出1亿元人民币、点钞机烧了四台”的新闻出来后，关于贪官“窖藏”人民币为抑制通胀做出贡献说法广为流传。如果是调侃尚情有可原，没想到这种说法却被海内外媒体甚至财经媒体认同。这跟早年腐败是经济发展润滑剂提法类似，纯属因果颠倒。

我的观点是：贪腐是造成中国通胀的根源。“窖藏”人民币丝毫不能抑制通胀。反腐就是反通胀。贪腐刺激出来的腐败经济是恶果。

从金融的角度，我支持坚决地反腐，对腐败要零容忍。为什么官员会爱好窖藏现金？直观地分析，因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是个金融通，存款海内外都不安全，这是造成M0大增的原因。我建议：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藏现金更容易暴露，1亿元上吨的重量，目标更直接。

贪官窖藏人民币不能抑通胀

窖藏人民币现金的记录不断地被贪官刷新，随着反贪的深入相信这是空前而非绝后的。

腾讯网在其首页专题中引用了一篇海外文章《中国的“贪官经济学”》说：“作者主要讲述的是，贪官藏匿现金的现象可以用来解释‘明明中国已经在超量增发货币，却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作者引用了一位发明了‘贪官经济学’一词的文学教授的说法，他称这一现象‘广大的贪官群体功不可没’——因为贪官们通常不会去花销巨额的受贿款，也尽量不存进银行。这位文学教授大胆估计，M2余额的50%在贪官手上，是不流通的。”

显然，这个作者和这个文学教授缺乏起码的货币银行学常识。

窖藏人民币真的能抑制通胀吗？答案是否定的。

流通中的现金为M0，指银行体系以外各个单位的库存现金和居民的手持现金之和，即通货发行额减去金融机构库存现金。

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职能之一是必须保持足额的现金货币流通，从而保证现金交易的完成。

比如，如果央行觉得今年全国需要5万亿现金人民币，上年末余额是4万亿元，那么央行就会新增发行1万亿现金人民币。假如贪官窖藏了2万亿元，央行就会多投放，那至少要投放3万亿元。央行必须要把贪官窖藏的人民币印出来，以满足维持现金交易的需要。

比如，那位副司长窖藏了一个亿，央行为确保现金交易就得多印发一个亿的等额现金人民币。

多印刷发行的2万亿元只会增加通货膨胀压力，而丝毫起不到抑制通胀的作用。

2013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包括打车等必须用现金的交易都可以通过微信和支付宝钱包支付了。在传统经济起步和快速发展阶段，央行确保一定现金流通和M0合理增长是必要的。

但是，随着第三方支付深入普通家庭，流通中的现金需求会减弱。按理说，随着互联网金融和第三方支付的普及，M0会趋于停止大幅增长，甚至呈现减少趋势才对。

从央行公布的数据分析，2011年年底，流通中货币M0余额为5.1万亿元，同比增长13.8%，增速比上年末低2.9个百分点。

2012年年底，流通中货币M0余额为5.5万亿元，同比增长7.7%。全年现金净投放3910亿元，同比少投放225亿元。

2013年年底，流通中货币M0余额为5.9万亿元，同比增长7.1%。全年现金净投放3899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贪官的现金需求抵消了网络支付对现金的减少。这是造成M0居高不下的原因。为什么贪官要窖藏现金？个人觉得可能贪官都知道王岐山是金融通，存款一定会被查出，自以为窖藏最安全。

贪腐是造成通胀的根源之一

早在2013年3月，我就在《华夏时报》撰写了《M2对中国通胀的影响远不及贪腐，中国的通胀是成本推动型和贪腐造成》，详细分析了贪腐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源之一的原因。

道理很简单，无论哪个行业行贿，其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都会表现在价格上，无论是上面文章中所举例的肉联厂还是开发商，行贿最后都会计到最终消费者头上。

无论哪个行业的贪腐，最终都会转嫁到商品价格的终端，埋单的是全体消费者。这是中国通胀的特殊原因。

今年四月的CPI为1.8%，在“被妖魔化的M2”系列文章中，我已经在一年多前进行了预测，现在已经得到了印证。2011年后每年广义货币M2的增幅都在13%以上，2009、2010年非常高，为什么没有造成通胀，而出现物价增幅放缓？

原因就是反贪腐全面的开展。比如，反对公款大吃大喝后，高档饭店出现亏损，菜价也出现暴跌。

以下引用《M2对中国通胀的影响远不及贪腐，中国的通胀是成本推动型和贪腐造成》内容：

“无法找到权威的“三公消费”数据，相信一定是天文数字，其中直接拉高CPI的两大动力是：公款消费和公车。公车不仅仅每年要消耗大量的燃油，还有无数修理费漏洞，无论哪种都会直接推高CPI；而公款消费也是直接推动CPI的罪魁祸首之一。

“楼市传媒一位媒体人爆料说，北京某开发商一年有两百多天陪官员泡温泉，盖一栋房子要盖一百多个公章，每个公章后面都有一大沓人民币要送。开发商不会为了赔钱而盖房子，于是，他们会把送出去的钱和泡温泉的支出计入成本，加上只涨不跌的地价，房价能跌吗？

“通货膨胀中的货币一部分去了垄断企业，一部分被腐败消耗了。”

假如，反贪腐取得更大进步，每个行业都消除腐败，CPI出现负数都是有可能的。

贪官窖藏现金抑制通胀和腐败拉动经济增长的说法，要么是不懂金融，要么是别有用心。从金融的角度看，我支持坚决地反贪腐。反贪腐就是反通胀！

‍反腐影响经济发展是黑白颠倒

（2014年5月29日）

最近，反贪腐影响改革、影响经济发展的谬论又粉墨登场了，并且很有市场。5月22日，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导李稻葵在接受新加坡媒体专访时表示：“短期来看，反腐败肯定对经济有负面影响，因为反腐败使得一些与政府有关的经济活动放缓，从餐饮业到与政府有关的一些服务业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这是毫无疑问的。”

李教授还说：“现在反腐败政策的最大成本，不是公务消费的下降，这只是冰山一角，最大的成本在于很多与改革相关的一些措施在目前反腐败的大形势下难以推进，因为很多的改革措施需要通过地方政府官员的创新和尝试去推行……”

言下之意，反腐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长，也阻碍了改革大计。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经济、金融角度看，李教授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表面看，反贪腐对官方高端消费造成很大打击，但是，另一方面降低了物价，随着反贪腐的深入，各行业腐败成本会大幅降低，终端价格终将会下滑，出现负增长也不会奇怪。由于这轮价格波动是贪腐与反贪腐造成的，跟货币供应量关系不大，故价格上涨和下跌与广义货币M2关系不大，即便CPI出现负数也不能说明通缩。

贪腐造通胀阻碍经济发展，反腐就是反通胀有助改革

无论哪个国家决不会把贪腐当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只有中国的教授才会提出这样奇葩的观点；绝无仅有的奇特媒体才会提出对腐败适度容忍。

今年以来，物价涨幅明显回落，主要得益于反贪腐全面的开展。正如李稻葵所言，反对公款大吃大喝后，高档饭店出现亏损，菜价也出现暴跌。

靠贪腐拉动的经济增长是变态的，也是极大的浪费。比如，高端消费，有个极端的例子是某国企高管在香港一顿饭吃了250万港元。相信这样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极其变态的，造成的浪费和腐败自不待言。

关于反腐导致改革的停滞、影响经济增长的观点纯粹是黑白颠倒。

第一，改革需要清廉的官员和民众推动，而不是贪官。那种说官员不敢推动改革，一推动就怕举报的话是可笑的。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是清官，何惧举报？中纪委不也审查出没有经济问题的官员吗？比如，中行的一位副行长。改革的确需要各级政府官员推动，但是，请教授不要忘了，老百姓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是改革的原动力。

第二，贪官推动的改革只会是对自己和其利益集团有利的“改革”。由贪官设计推出的“改革”还不如不改革。

第三，贪腐造成中国式通胀，如果不及早制止，腐败会越来越严重，商品中的腐败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受害的是全体消费者。

第四，反腐不能等到改革完成了后再开展。反腐阻碍改革的一个逻辑和论调似乎是现在反腐应该缓一缓，等官员们把改革改到位了再去反腐。这个思路是荒唐的，何谓改革成功？即便假设有标准，贪官们也会故意拖延改革，以达到延缓反贪的早日到来。

第五，贪腐拉动的经济增长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正如上述例子，反腐会带来经济增长的阵痛，但是，长痛不如短痛。必须割掉靠腐败拉动经济增长的毒瘤。早割早轻松！不然，这种依赖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畸形变大。

第六，关于反腐造成的“经济增长”是完全可以“弥补”的，比如，把“三公”消费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减税，减少企业税负，减少个人所得税是最立竿见影的，并且消费更精准、可以拉动的行业更多。

作为国内有很大影响的经济学家，李稻葵先生发表如此言论，着实让人费解。真不知道其为何如此为贪腐辩护——还假装站在维护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立场上。

CPI放缓源于反腐，货币政策尽力了，该减税了

早在2013年3月，笔者就在《华夏时报》撰写了《M2对中国通胀的影响远不及贪腐，中国的通胀是成本推动型和贪腐造成》详细分析了贪腐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源。

道理很简单，无论哪个行业行贿，其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都会表现在价格上，无论是上述文章中所举例的肉联厂还是开发商，行贿最后都会计到最终消费者头上。

无论哪个行业的贪腐，最终都会转嫁到商品价格的终端，埋单的是全体消费者。这是中国通胀的特殊原因。

2014年4月CPI同比增长1.8%，在上述文章中，笔者已经在一年多前进行了预测。现在已经得到了印证，2011年后每年广义货币M2的增幅都在13%以上，2009年、2010年非常高，为什么没有造成恶性通胀，在今年反而出现物价增幅放缓？

今年以来，影响商品价格的看得见的成本因素，比如工资、原材料等并未出现大幅波动，尽管税负有所增加，然而价格增幅却明显下滑。这间接证明了贪腐成本大幅下降。

能源领域反腐力度非常大。一个能源局副司长家中就能搜出上亿元现金，煤老板还不屑一顾地说“几个亿都愿意送”。产能过剩和其他原因是造成煤炭价格下跌的原因，不可否认，反贪也是原因之一。加之，作为基础生产资源，煤炭价格的下跌也是拉低物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基本走到了临界点。笔者也多次撰文论述过，银行的贷存比临近75%的法定红线，这也是笔者在央行请各家银行召开“房地产座谈会”后评论银行不会放贷的原因。果然，根据5月27日媒体报道，5月，四大国有银行新增贷款仅仅1300亿元，创造很低纪录。

在这条法律红线的限制下，即便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也只会是收回贷款而不是发放贷款。商业银行并不缺钱，但是受法律还有资本充足率等的限制，央行、商业银行已经尽力了。为了不至于让商业银行违法，我们的财政政策该上场了。

财政收入远高于经济增长，有减免税的基础和空间。在企业和居民困难时期，减税比货币政策更管用和直接。

我的同事们说，如果降低所得税，他们会将减免的钱派去很多用途，不仅仅是买衣服和看电影，“每个月的工资，扣除房贷、税、五险一金后到手的就没几个钱了”。

减税不会造成通胀压力，下调准备金率姿态效应大于实际功效，并且会有通胀压力。

即便物价出现负增长，也不是因为货币供应不足造成的，央行没有实施宽松货币的理由和基础。物价涨跌跟贪腐与反贪有关，不能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

与其用贪腐刺激经济增长，不如让老百姓刺激经济增长；与其说反贪影响改革，不如说反贪耽误很多人的仕途。

“反腐影响经济增长论”是颠倒黑白

著名财经评论员　余丰慧

《华夏时报》5月29日刊登该报编委、著名经济评论家贺江兵先生文章指出：“反腐阻碍改革论”很荒谬，CPI下滑是反贪成果而非通缩。详读此文得知，最近，反贪腐影响改革、影响经济发展的谬论又粉墨登场了，并且很有市场。令人不解的是，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导李稻葵在接受新加坡媒体专访时表示：“短期来看，反腐败肯定对经济有负面影响，因为反腐败使得一些与政府有关的经济活动放缓，从餐饮业到与政府有关的一些服务业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这是毫无疑问的。”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李稻葵先生竟然说：“现在反腐败政策的最大成本，不是公务消费的下降，这只是冰山一角，最大的成本在于很多与改革相关的一些措施在目前反腐败的大形势下难以推进，因为很多的改革措施需要通过地方政府官员的创新和尝试去推行……”

正如贺江兵先生所言，李稻葵的言下之意是反腐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长，也阻碍了改革大计。如此论调，笔者实在忍不住，有话要说。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深受海内外关注，赢得了广大百姓的广泛赞誉和坚决拥护。看到一个个腐败分子倒下，亿万民众无不拍手称快。这让无数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大增。反腐败的力度和成就在全社会已经形成了最大共识。然而，总会有一些人士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挑战这个最大共识而显摆自己的另类。

反腐影响经济论和阻碍改革论的目的无非是力图维护少数人的腐败利益和将改革红利释放给既得利益者而已。不可否认，长期的公款腐败消费对经济有一些拉动作用。但是，这种公款浪费腐败式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远小于其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性、危害性。从政治层面的腐败消费败坏社会风气、影响党和政府形象、造成贫富悬殊、助长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等不再深入剖析，笔者着重从经济层面对公款腐败消费的危害性谈起。

多年来无所节制的公款腐败消费和公款奢靡享受畸形消费，对中国已经十分贫乏的资源、能源和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破坏性掠夺。公款腐败消费背后必然是巨大的浪费，吃一半倒一半是最形象的比喻。这种浪费式消费传递到农业生产上，对土地、农作物以及资源、能源的利用必然是粗放式的。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助长剂、添加剂、催生剂等大量使用到生产之中。最终使得耕地被粗放式耕作，肥沃程度下降，农业生产被添加剂等化工原料侵蚀，资源、能源被竭泽而渔地挖掘。不但造成可持续性增长乏力，而且导致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公款腐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是经济结构不合理、被严重扭曲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款腐败消费泛滥成为多年来高物价的“凶手”之一。公款腐败消费与消费者本人利益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导致消费者消费起来对价格和成本漠不关心，无论多么高档的消费品都敢消费，因为掏腰包的不是自己而是公款。这就将一些消费品价格被无限度拉高，包括大众消费品以及住房价格，大到茅台、拉菲葡萄酒等高档酒类，小到海鲜、蔬菜等农副产品。公款腐败消费拉高物价、房价，百姓还得实实在在掏腰包购买。这实际上转嫁和连坐了低收入百姓的消费成本。多年来，物价居高不下，有货币超发的因素，也有公款腐败消费对物价的无节制拉动原因。

公款腐败消费对百姓消费的挤出效应是明显的。由于公款消费拉高了物价，使得百姓消费不起，从而出现了挤出效应。而拉动经济归根结底还要依靠百姓消费。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主要是指居民消费，而不是公款的腐败消费。中央推出八项规定后，公款腐败消费一定程度上被遏制了。虽然高档餐饮业和服务业门庭冷落了，但是，适用百姓消费的中低档餐饮业和服务业已经火爆起来。遏制住公款腐败消费后，挤出效应降低了，居民消费潜力被释放出来了。这才是经济的根本动力。怎能说反腐败影响经济增长呢？不但没有影响，反腐败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即：将公款腐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转变为真正的居民消费拉动。

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腐败经济是一些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之一。严重腐败、贫富悬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慢等是导致一些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政府腐败是最重要的因素。亚洲的马来西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马来西亚除了宗教国因素外，其他与西方基本接轨，但是由于腐败严重，导致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徘徊不前，至今仍在“陷阱”中挣扎。

至于李稻葵教授说“最大的成本在于很多与改革相关的一些措施在目前反腐败的大形势下难以推进”，这种观点更是匪夷所思，荒谬得不可理喻。如果反腐败阻碍了改革的话，那么，这种改革本身就值得怀疑，极有可能是为腐败保驾护航的改革；如果说反腐败阻碍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创新和尝试的话，那么，这种创新和尝试本身就是不干净、不阳光或者是维护既得利益者利益的创新和尝试。这样的改革、创新和尝试不要也罢。

作为经济学家的李稻葵如此论述反腐败与经济的关系，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当然，李稻葵先生也不是圣人，有不少判断失准的地方。令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政府决定节假日高速公路施行小轿车通行免费，第一个节假日造成了拥堵后，李稻葵随即就“大骂”是愚蠢政策，提议节假日不但不应该免费通行而且应该提高收费标准。最终的事实证明了一切。

抑通胀，打黑扫灰比货币政策管用

（2011年4月29日）

4月24日晚上8点多，边吃饭边听央视新闻频道菜贱伤农的新闻，一条“菜农吴晓灵因为菜贱铲菜”的新闻把我吓一跳，赶紧放下筷子，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何时改种菜了？不过，想想高盛养猪、网易老板丁磊也养猪了，为何吴行长不能种菜平抑物价？又一想，吴行长卸任副行长后不是到人大任职去了吗？百思不解之际，央视打出字幕是菜农“吴小林”，并且是个中年汉子。

比吴小林还惨的是山东菜农因为卷心菜8分钱一斤而自杀，河南、河北、山东、广东、上海等地纷纷有蔬菜价低并且滞销的消息曝出。而新闻又说，各地超市、菜市场的蔬菜价格并未下降，卷心菜还是1.5元一斤左右。

4月25日，笔者通过《华夏时报》重庆站记者高咏梅了解到，一样的卷心菜，在重庆只卖到每斤0.39元。重庆打黑后，菜霸消失，中间环节费用降低或是根本原因。

吴晓灵供职过的央行已经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0.5%的历史新高，并且在今年已经连续两次加息，通胀压力并未减弱。然而，无论是央行还是吴晓灵女士本人，是无法帮助吴小林们把蔬菜卖出个好价钱的，亦很难抑制通胀发生。

唯一能帮助菜农和抑制通胀的是，像重庆那样打击流通环节中的黑恶势力。另外尚需取消各种税费，特别是取消过路费，降低石油成品油价格（破解油价困境）。

控物价吴晓灵失灵

记得吴晓灵女士说过，她是一个货币主义者。相信她的央行前同事多是货币主义者，货币政策制定者中不乏弗里德曼的拥趸。

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货币发行过多，在我国，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2009年和2010年财政刺激和放贷过多，两年新增贷款18万亿元；第二，由于中国资本项尚未开放，对外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央行必然会发行基础货币收回外币，造成外汇储备增加。3月份外汇储备突破了3万亿美元，央行为此发行的基础货币至少为19万亿人民币。

今年，控制信贷的权力重新被央行收回后，央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创造存款准备金率的新高，但是，通胀的压力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央行的各种报告可以证实这一点。

在中国，加息并不是有效抑制通胀的最好手段。本人多次强调“如果存贷款利率同时上调，银行息差收益反而会扩大，这反而会刺激银行放贷”。

再者，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最近标准普尔明确将美国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前景展望调低到“负面”，让很多热钱纷纷寻找新出路，新兴市场国家是其首选。

中国是热钱最喜欢的去处之一。据媒体报道，按照外管局此前公布的估算热钱的方法，用“外汇储备增量”减去“进出口顺差”、“直接投资净流入”、“境外投资收益”这三项即为“热钱”。一季度我国出现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前两个月的FDI（境外直接投资）累计为178.25亿美元，这与1974亿美元的单季外汇储备增量有1800亿美元的差额，这意味着3月份FDI、外汇储备境外投资收益和“热钱”的总规模达到1800亿美元。

央行行长周小川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都公开表示，加息可能会导致热钱流入。

这样，央行手里的牌只剩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了，《华夏时报》记者也计算过，发行央票的成本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一倍多。

从实际效果来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未导致物价下降，因为央行冻结的只是银行的流动性，不能冻结老百姓手中的资金。

从商业银行承受能力来看，当被央行冻结资金过多后，会出现流动性风险。

再次提醒的是，未来最先出现流动性风险的是城市商业银行和贷存比较高的银行。

有形之手当维护市场秩序

约谈限制物价上涨的结果只会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并且，允许石油、电等涨价，不让下游的产品涨价显然违背经济规律。

本人曾向经济学家谢国忠请教弗里德曼理论运用的条件，他说，只有在平衡而不是失衡的条件下，货币主义才管用。

那么政府的有形之手就该出手了。哪些是政府该管的，哪些不是政府该管的呢？

一般经济学家认为，为市场创造相对公平的经营环境，降低附加在流通环节中的各种税费，特别是打击菜霸和其他黑恶势力，是政府应该和必须要干的。

如果，各地下大力气像重庆那样铲除黑恶势力，菜价起码下降一半；如果降低石油价格，减少和废除公路收费，那么，农民生产的菜价格会相应提高，而到城市市民篮子里的菜价会大幅降低。其他城市的菜价也有望达到重庆蔬菜的价格水平。

本来，菜霸就该政府打击，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就该取消，如果油价更低，运输成本降低，菜农不至于很受伤，菜价和其他物件也不至于疯涨。

同理，不仅仅菜价被中间环节无形中推高，无论奶粉还是贵州茅台，境外都比境内便宜，境内物流成本高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假设，各地下力气打黑扫灰，不仅仅菜价能降，整个物价都会有所下降。这样，央行不必加息而导致热钱流入，央行还能避免发钞购买外汇，消除通胀根源。

反通胀仅靠央行是不行的，地方政府该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