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发生在陌生人的身上，大部分的犯罪是发生在十分亲密和个人的场合。很多罪犯几乎没有离开过他所生活的社区，当然更不用说离开他所在的城市了。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犯罪行为没有予以报道。你会打电话给你熟悉的人，因为你并不认识片区的警察。经过两代人的发展，我们的人际关系会从这种熟悉亲密的街坊邻居模式，转变到向陌生的蓝衣警察寻求帮助。你身边处处都是陌生人。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佩戴编上号码、注明姓名的胸牌。这也成为规范纪律的模型，正是我们所经历的变化。
——克罗尼尔·迪恩·艾森曼，罗德岛普罗维登斯警察局局长
现在是周二的早上八点半，在普罗维登斯的市区，经济的不景气比一月份的天气还要寒冷。在这个寒冷的早晨，这个美国最小的州却有着更大的问题：全美排名第二的高失业率、东北地区最低的高中生毕业率、居高不下的房屋收回率以及臭名昭著的官员腐败作风。看来规模小的州并不代表可能出现的问题少。许多专家和官员担心罗德岛的改革计划会因为狭隘过时的观念而难以实施。
虽然冬天的普罗维登斯天寒地冻，但是警局内部却是一番热闹的情景。三层的会议室里热热闹闹，有的人穿着制服，有的身着昂贵的西装，还有一些身穿牛仔裤和T恤衫的。大家互相寒暄，握手并相互恭维，同僚们叙旧聊天。但是会议一开始，大家立刻安静下来，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这是新上任的警察局局长迪恩·艾森曼（Dean Esserman）召开的第一个新年会议。在场的每个人都认为，现在经济萧条的环境正是进行改革的良机。
每个地区发生的案件及令人堪忧的社会局势，由计算机生成的数据、社区地图，以及嫌疑犯的照片都显示在了会议室的大屏幕上。大会将重点放在黑枪及帮派问题上，这两个都是造成城市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很快，大家发现南区的两大帮派，C-Block组织和M.O.P组织，制造了很多的麻烦。当谈到最近枪击案的受害者时，会议桌边的警官向他的下属询问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而艾森曼说道：“我知道，受害者是一个有教养的孩子，和他妈妈一起住。他被枪杀只是因为当时他从那里经过。”
这时，一个警官说：“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在枪战中就这样被击中，这是很糟糕的情况。”另外一个与会人员补充说：“我昨天和他妈妈交谈过。”这时，一个担忧的声音从会议室后部传来：“一月是一个很忙碌的月份，我去医院的次数多到数不清。我同意警官的说法，我们现在必须粉碎这些帮派。”（这些警告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因为两个月之后，M.O.P帮派中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在派对中被击毙，五天后，C-Block帮派中一个头号人物也被击毙。）
很快，紧张严肃的氛围被几个好笑的故事给化解了。一个长官说，在他负责的区域，最近发生了一个戏剧化的犯罪案：一个85岁的老人受到他50岁女朋友的人身攻击。这个长官说：“她用烟灰缸向他的头部砸去，但是他所关心的却是如何将他的烟灰缸抢回来。”顿时，在场所有人爆笑如雷。
从表面上看，这个会议就是一个普通的城区警察局会议，就好像威廉·布莱顿（William Bratton）主管纽约警察局时利用电脑技术支持（传奇的计算机统计系统，CompStat）的策略研究会议一样，充斥着《特区刑警》（The District）中流行的各种人性主义剧情和黑色幽默——这部在哥伦比亚电视台持续播映的连续剧就是根据布莱顿以及他的代理局长杰克·迈珀（Jack Maple）的原型塑造的。“这个家伙认识我们吗？我不认识他，他也是系统里备案的人？”一位警官在他的案子里疲惫不堪地询问一位嫌疑犯。“我不相信我们查不到那辆车！”当另外一位警官浏览另外一个案子时，警长倦容满面地斥责道。
但是通过更深入的观察，你会发现这场会议充斥着这个利欲熏心的城市里的一些惯常的伎俩。首先一个与众不同的信号是，谁在这个房间里。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警局会议。联邦检察官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也出现在此次会议中，理查德·罗斯曾以诈骗罪的罪名将普罗维登斯的前任市长文森特·西亚提（Vincent Cianci）送入监狱，服刑5年。除此之外，还有来自罗德岛的社会服务人员——泰尼·格若斯（Teny Gross），非暴力研究实践协会的常务董事，他将前帮派成员培训成为街道工人去维持社区治安；还有牧师杰夫里·威廉姆斯（Jeffrey Williams），他是地区基督教会大教堂的创始者。现场甚至还有来自布朗大学的学生，想要看看象牙塔外面的真实世界。
为什么一群看似不相关的人都参加了这个盛大的警局会议？艾森曼局长将这次会议对外开放，任何想参加的人都可以参与此次会议：无论是政府官员、位高权重的社区领袖、草根运动者、普通市民，还是新闻媒体。事实上，任何与这个问题不断的城市相关的犯罪事件都会在每周二上午八点半的警局会议上对外开放，而且，任何致力于维护城市和平的人都可以出席会议。就像英国《泰晤士报》所说的那样，罗德岛向来以狭隘主义和不安全著称，但是这样的会议没有任何的狭义思想，而且与会者都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言论。
当地一位强硬的记者曾发表一系列关于暗中调查前市长的文章，这原本应该是机密的调查过程却在文章中披露得非常详细。后来，该记者因为拒绝提供信息来源而被判处在家监禁六个月。这次会议，他也出席了。他对当地警局风气的改变而感到震惊，普罗维登斯竟然有这么多的机构在为整个城市的改变付出努力。他后来记录道，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警局的内部会议邀请了普通民众参加，而且警长带着“唐纳德·特朗普式的诚恳和苏格拉底式寻根究底的语气”主持了整个会议。
在会议休息期间，艾森曼回到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到处堆满了书、报告、白纸、相框以及他多年执法期间所得的纪念品。他向我介绍了他所经历的事情以及为何这样做。他兴致勃勃地说：“我喜欢约翰·韦恩（John Wayne），我看过他演的所有电影，我甚至去过两次他在艾奥瓦州的出生地。去年夏天，我和我儿子开车环游美国，我们就在约翰·韦恩的故居里一起唱着《绿扁帽之歌》（The Ballad of the Green Berets），现在脑海中还经常浮现当时的画面，令我非常感动。”
他继续说：“虽然我崇拜的那个孤独牛仔男孩已经去世了，但还是有很多挑剔的人认为警察不应该是社会服务工作者。我们和社会服务工作者一起在车上巡逻！教会的人曾经因为这个对我们示威游行，但是现在，他们也来参加内部会议。街道工作者在打击暴力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记得有一次深夜，我带了很多警察和街道工作者出去喝咖啡、吃烧烤，刚开始整个气氛是紧张的，我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他们僵滞的原因。坐在桌子一侧的家伙都曾经被坐在另一侧的警察们逮捕过。而现在，我们却站在统一战线上。”
毋庸置疑，艾森曼拥有不同凡响的创造力，从来不会墨守陈规，他被请来当局长就是要改变罗德岛的不良风气。他极力劝说高中生设计一些有意义的并且有趣的海报（尤其是双关语），他将海报贴在警局的审问室，提醒那些犯人整个城市都在致力于法制规范。如果一个人犯罪了，且没有假释出狱的可能性，就意味着要在联邦监狱里度过一段难熬的时光。当我和局长去拘留所参观时，他对一幅海报很感兴趣，那幅画是由一个高中生设计的，海报上的年轻人被关在离家很远的监狱里，无精打采、充满绝望，标题是：“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自由。”
那些社区服务工作者参加每周的警局会议，也和警察们一同坐在巡逻车上进行巡逻。罗德岛家庭服务协会的服务人员也是24小时当值，随时可以应急反应某个孩子目击的犯罪活动。社会服务人员负责每一起谋杀案，以及所有的家庭暴力事件。有些社会服务人员专门和警察一起去解决、跟踪棘手的家庭问题。玛格丽特·霍兰德·麦克达夫（Margaret Holland McDuff）是罗德岛家庭服务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她对当地面向政府官员的主流杂志《管理》（Governing）说：“当地警察已经成为服务提供商，他们有自己的服务工具箱，而我们就是他们工具箱中的一个工具而已。”
但是，普罗维登斯警察局的警察们与特尼·格罗斯（Teny Gross）的街道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有意思的，其实是执法工作者和有前科的违法者之间的关系，这的确是从水火不容的关系到密切合作的最典型案例，为了打击违法犯罪这个共同目标而建立了伙伴关系。杰克·麦康奈尔（Jack McConnell）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普罗维登斯律师，2010年3月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美国地区法官，他也在《管理》杂志里精辟地描述了这种关系：“特尼和警长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全国的榜样。”
格罗斯经营了一家非暴力行为研究和试验机构，他也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出生在以色列，曾经在以色列军队服役。在投身于普罗维登斯市的街道安全工作前，他曾作为警官在安全压力很大的约旦河西岸大街上巡逻。所以，他在这些暴力事件频发的街区学到了很多经验。他也是非常聪慧的一个人，他从以色列搬到新英格兰地区之后，成功地从哈佛大学神学院毕业，获得硕士学位。而他的妻子在罗德岛设计学校教授摄影课程。当我在每周例行的警局会议上遇到他时（他真的应该和那些布朗大学的学生们待在一起），他刚刚读完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异类》（Outliers），所以迫不及待地想要和我讨论一下书中的内容。他还问我是否参加过迈克尔·桑德尔（Micheal Sandel）教授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司法研讨会。
格罗斯拥有的这家著名的机构是在2000年由一群牧师建立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牧师并不是常春藤联盟的成员。这个机构雇佣的是曾经的帮派成员、重罪犯（还包括一些谋杀犯），以及其他曾经给当地社区制造麻烦的人，由他们来处理各种邻里矛盾、社会问题，组织课后活动，解决打架和口角争吵，或者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换句话说，他的街道工作者的团队成员知道什么是有公德心的善良人，什么是墨守陈规的呆子。他们勇敢、坚强、彪悍，而这些特点正是他们在这座城市治安最差的社区里受到孩子们（甚至是帮派）信任的原因，这也是他们对警察很有价值的原因。
但是，这并不是说性格刚毅的警察与曾经作奸犯科的人之间的合作总是畅通无阻、十分轻松的。有时候，警察们非常讨厌社区工作者出现在犯罪现场，不愿意看见他们涉入案件太深。他们甚至更加不能接受街道工作者有秘密情报可以破获案情，但是不愿与他们分享。绝大多数时候，警察能在案情发生之后很快地召集到街道工作人员，让他们缓解紧张的气氛或者驱散闹事的孩子们。格罗斯向一位长期暗中调查这一工作的当地记者介绍说：“按照以前习惯的做法，警察会逮捕这些孩子们，但是现在，他们会诉诸当地的街道工作者。警察给人的感觉就是，‘嗯，好，没问题。’而街道工作者提醒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些曾经做过错事的人也可以改过自新，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根据艾森曼的说法，那些街道工作者也是他维护城市安全的秘密武器。艾森曼在接受《哈佛杂志》为这位桀骜不驯的校友做专题采访时说：“特尼是我们打击违法犯罪和暴力事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不管我去哪里，无论是枪击案现场、医院急诊室、学校教室，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特尼的身影，哪怕是凌晨两点钟。他和街道工作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那些孩子知道我们的街道工作人员是真正关心他们，这种关心是很难从其他成年人那里感受得到的。”
艾森曼并不会装腔作势地评价普罗维登斯市或美国其他城市糟糕而无情的现实。他肩负着避免年轻人产生暴力行为的责任和保卫社区安全的重担，一旦出现不幸事件，你能够很清楚地感受他内心的沮丧和对个人责任的谴责。你从他悲情的嗓音里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他说：“我清楚地记得在‘9·11’事件之后，本·拉登说：‘我还会发起下一次恐怖袭击，到时会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在恐怖袭击之后的7年时间里，我们替他做了这些事情。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数以千计的居民死于各种形式的谋杀案件。我是看着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主持的时事新闻长大的，因而也见证了越南战争的惨烈。可以说，美国在和平时期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打仗时的死亡人数。全国每天会发生50起谋杀案件，一年就大约有16000个案子发生。而且，每起案件总是有相似的故事：一个年轻人死了，另外一个年轻人或被怀疑或被逮捕，作案工具就是一把手枪。这三个犯罪要素真的是美国制造。说实话，移民潮真的与犯罪无关。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和一个爱国人士，我真的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葬送年轻人生命却漠然处之的国家。”
在普罗维登斯，艾森曼局长对警察局打击犯罪的管理整顿对改善该地区的犯罪现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前景是前所未有的。艾森曼局长是2003年1月上任的。在最开始的5年里，整体犯罪率下降30%，谋杀案减少39%，强奸案件减少64%，抢劫案减少30%，恐吓案减少17%。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城市治安大为改观的时期正是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时全国的警局局长都在担忧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会导致犯罪率大幅上升。当时的警察行政研究研讨会还发布了一篇骇人听闻的关于美国暴力犯罪“兵临城下”的报告。
在2009年，由于经济上的大衰败和难以预料的人类异常行为，普罗维登斯的犯罪案件（谋杀和强暴案）比过去的一年显著上升，尽管其他违法犯罪（抢劫、盗窃等）持续下降。这个时期，家庭暴力往往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帮派分子发生了更多因内讧而枪杀或者捅刀子事件，由琐事引起的争吵发展成为更为严重的冲突。这种恶劣的态势影响着逐渐趋向稳定的城市安全环境。每当有人在激烈的枪战中受伤，艾森曼总会去医院亲自探望受害者，表示他非常重视这种暴力失控的局面。2009年，他去医院探望受害者的次数远远超出预期。他告诉当地的记者说：“今年发生了太多的枪击和犯罪案件，很难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显然做得还不够好。”
不管是短期的犯罪率上升或是数据的波动，无可否认的是，艾森曼打击违法犯罪的策略对普罗维登斯这个城市的街道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次全国性的评价警局创新活动中，权威的《管理》杂志对2003年以后普罗维登斯发生的改变做出了评价：“在艾森曼接管警局前，普罗维登斯警局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消极腐败的，没有效率的，与所服务的社区完全脱离干系的机构，但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模范的公共治安机构。”即使在那些锐意改革的警局局长中，《管理》杂志也高度评价了艾森曼：“对于一个警察局应该在社区发挥怎样的作用，艾森曼所表现出来的钢铁般毅力和决心，足以成为整个警界的榜样。”
艾森曼在工作上表现得更加细致，或者更加务实。他在一次警局会议结束时说：“我的父亲是一位传统的医生，如果你问你的邻居，谁是你的家庭医生，他们一定会说是保罗·艾森曼。如果现在你问周围的人，谁是你的家庭牧师或者律师，你也会很容易地听到某个名字。但是，如果你问谁是你的家庭警察，他们只会给你一个茫然而吃惊的表情。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革新，警力部署基本上是两个警察带着一部对讲机，开着警车四处巡逻。我们已经变成了社区里的陌生人。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去维护治安，我们应该回到过去那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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