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子，而君子要在其位

十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子，而君子要在其位

问：会不会有些有政治优势的人利用他的地位不让真正的文化精英进入到政治结构中来？中国这么多年培养了很多大学生、硕士和博士，在文化精英的供给上，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吧？中国现在有君子吗？

答：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刚才的供给需求分析，很有意思。确实，有这样一点，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什么样的体系，不仅是1989年后的问题，实际上是更早的问题。应该说，1949年以后，其实我们的教育是知识教育，不是文化教育。大家知道，知识教育和文化教育是不一样的，知识就是对自然界的相关知识的认知，这些知识可以为你服务、赚钱，或做其他事情；文化实际上是人和人的关系，当然，人和人的关系很重要的一块是人的道德规范。那么，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这些文化认知，实际上是大量的儒家文化典籍中存在的。

应该说，1949年以后，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神论，同时又继承了“五四”以后的打倒孔家店、对儒家持否定态度的这样一种进路。在中国，总体教育缺乏文化教育这块，缺乏道德规范教育这块。所以，大家说，读古文太困难了。要不要读？我说你就要读。当然我是劝告，不会强迫大家读。但是你不读，那是有缺憾的，这是世界级的经典文献，你怎么不读呢。教育当局把这些排除在外是重大错误。

所以我就经常说，如果某个人是博士，我们是没法判断他的道德优劣的。他就是一个知识型的博士，他学了一堆知识。他的道德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的。中国现在的教育是不谈修身的。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时候，宿舍楼是上面有一层，下面是一个门洞。有一天我从门洞过，突然从上面泼了一盆水，我说“你干嘛呢？”泼水的人说“我以为底下没人。”那是一个博士生。他错在哪儿了？我当时就坚信一点，中国的博士学位是没有道德含义的。他的道德怎样我们是没法判断的，他是好还是坏，他是小人还是君子，我们不知道。这和过去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1989年以后，有个“更”的问题。1989年以前不能说没有儒家修身的替代，比如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为了国家民族要奋斗的教育。应该说，毛泽东时代有类似的教育。只是那种教育不全面，得把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放在第一位。把政治领袖当神的教育，会有很大毛病，会产生“文革”的灾难。那种导致灾难的东西没法继续下去。但毛时代有一点，还是强调以天下为己任，有理想目标，等等。

我看了一些“80后”的“宣言”，觉得很可笑。这不是什么新东西。有的“80后”女孩说“没房子没汽车的滚蛋”，这话不就是个小人说的话吗，不就是物质主义的吗？说白了，你找个男朋友，找个丈夫不就是物质的吗？这和行尸走肉是一样的。这一点儿也不新鲜，原始人那会儿就是这样的。我看所谓“80后现象”，好像有多新，新什么新？一点儿也不新，这是最本能的东西。只不过是物质表现形式变了。过去是马车，现在是汽车；现在房子比过去的房子好，不过如此。这是很让人不屑的。当然，我相信把这种倾向说成是“80后现象”有点儿扩大化了。

你问中国有君子吗？我同意，没什么君子。其实一个社会理想的治理，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宪政原则框架，有一个公共事务的领域，包括政府的和非政府的组织。这个领域是要由文化精英来占据的。在传统中国，文化精英通过科举来选择，基本上占据了社会政治的高层。现代的革命以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这个革命导致了什么结果？就是它扫荡了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精英制度化参政的路径没有了。比如说科举制度就被废除了。而科举又是以修身为中心的、以道德为核心的这样一种制度。当然也有治国平天下的策论，但还是以道德为核心的。革命把科举制度扫荡掉了。而在传统中国是有这种制度的，朝廷通过这一制度把人提拔上来。尤其是在宋以后，大家可以看看何怀宏的另一本书，我忘了名字，他讲在宋以后，越来越多的贫寒出身的人考中科举，当上高官，他有统计，有很多。

还有，在这样一套制度下，还有谏议制度，“文死谏，武死战”的谏议。这是一套互相制衡的，能够制度化地批评、弹劾那些高官，甚至最高政治领袖的制度。革命以后也没有了。另外一个制度也很重要，就是太傅制度。什么是太傅制度？就是未来的政治领导人要从小接受大儒的教育。这也是哲学王进路的一种方法。因为过去没有办法民主地选一个政治领导人，但是儒家有个办法，就是可以给未来的政治领导人派个老师，从小学呀。皇帝接受了。因为你得知道那时的背景，中国没有民主制度，但我们可以把这个政治领导人教育得更超越一点，无非是这个含义。但现在这个制度也没有了。

但最大的问题是选拔人才的范围是有限的，更没有道德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贪官的自述，他们觉得自己既然是一个人，就应该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利益理所当然就应该在自己的职位中表现出来。我们看郑筱萸，他就把药监局当成他们家的了。他批了医药许可，自己不出面，让老婆、儿子跟人家要钱去。如果是一个君子，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我们再看看这些贪官贪的那些钱，令人发指。大家知道这些钱是多少辈子都花不完的。连个道德底线都没有。而他们讲起来的逻辑都是很可笑的，他们说有什么不可以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

上次在天则所双周论坛的时候，我们讨论灰色收入，说有些官员占公家便宜，这就是灰色收入，有一个旁听的学生站起来，说他爸爸是银行行长，他坐爸爸的车有什么不对呢，这对他们家有好处。我说，如果他是一个一般人，就是我说的“小人”的意思，他当然可以，他做一般人，这么判断当然可以，他不还是经济系的学生吗？经济学是什么意思？经济学讲的是效率，效率是整个社会的效率，如果一个人的改进是以另一个人的损害为代价，那不叫效率。帕累托效率是整个社会的效率，如果一个人的改进不会引起对另一个人的损害的话，就是帕累托改进。如果讲经济学，它必定是社会的，它有某种至少超越个人的整体性的考虑。我说，他既然要学习经济学，这个逻辑就有问题。如果他将来就想当一个一般人，为自己挣钱，按市场规则去做，不违法，可以。但是将来他还有点儿志向，想当个经济学家，或想担任公职，或想当个公共知识分子，他必须超越自己，不能只想自己的利益。当然我举这个例子是说，其实这种想法成为一种文化了，认为占点儿公家便宜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我们的个别干部、个别干部子弟，他就这么想事。

我们受一些行政部门委托做政策研究，我们拿出来的报告委托方不满意。为什么呢？他们说，报告没有考虑一下他们管理层的利益。这话我很惊讶，他不应该说出口，他竟然说出口了，现在行政部门的文化就是这样的，不是一个君子文化。即使他是一个伪君子，也不能这样说。

如果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建立一种精英加民主的制度，就是精英制度化参政加民主的这套制度。有可能是先搞精英制度化参政，再搞民主，这是我的主张。先宪政，后民主。宪政的含义是精英参政，是精英先提出宪政框架，精英先处于宪政框架中的重要位置，然后再推行民主，这就更好。我觉得中国再往前走必须走这条路，我不灰心。现在由于我们的经济形势比较好，很多危机都被掩盖了，因此缺乏这种改革动力。但是，这个国家往前走，它必须要有这个动力，必须要走到这一步。也就是说，在精英层面，我们要恢复科举制这样的制度，我们要读儒家经典，这些经典使人能修身，道德能提升。再让修身的君子在重要的公共职位上工作。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我给大家讲也是让大家了解我们的方向是什么。